爱华网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着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_梁漱溟 -简介
梁漱溟
梁漱溟（liangshuming）（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与原配夫人黄靖贤（1921年至1935年）育有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第二任妻子陈树芬。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着《社会主义粹言》大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梁漱溟_梁漱溟 -人物生平
简历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系出元室梁王系，1893年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着述。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学术地位
梁漱溟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着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
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着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着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学术定位
梁漱溟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着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政治主张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着述
梁漱溟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着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50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人生的省悟――朝话》等。他还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亲自为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专着
梁漱溟
《究元决疑论》初刊于1916年《东方杂志》，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转年12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识述义》(第一册)1920年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答乡村建设批判》写成于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国文化要义》写作于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后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与人生》写作于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写成前十一节，连载于当年桂林《自学》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1974年开始增写至十八节。全文首次发表于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
文集
《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会发行。《漱冥卅前文录》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漱冥卅后文录》1930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8月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股发行。此文集有两种文本，标有“第一集”者所收篇目为多。《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1935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朝话》1937年6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1939年由重庆乡村书店出版增订版。另有40年代商务印书馆版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版。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删。后收入《全集》第二卷。《梁漱溟教育论文集》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漱溟最近文录》1944年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出版。《东方学术概观》1986年1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忆往谈旧录》1987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勉仁斋谈书录》1988年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论文
《谈佛》原刊于1914年2月《正谊》，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原刊于1922年《教育杂志》，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办学意见述略》原刊1924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曾收入《漱冥卅后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原刊于1929年11月《村治》，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主编本刊之自白》原刊于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原刊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原刊于1930年11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1930年7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1931年9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初次刊登于1933年9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村学乡学须知》原刊于1934年2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精神陶炼要旨》原刊于1934年10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儒佛异同论》写作于1966年，初刊于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作于1974年，初刊于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东方学术概观》写作于1975年，初刊于1986年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写作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出版于1988年12月，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写作于1969年，初刊于1979年《中国哲学》第一辑。后收入《全集》第七卷。
梁漱溟_梁漱溟 -人物轶事
佛学修养
梁漱溟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漱溟曾经杜门研佛三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着，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其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濑溟曾对学生说，他与哲学无缘。他不懂什么叫哲学。他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教育与实践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为了民族自救，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对此，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人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在二三十年代的众多演讲和文章之中，梁漱溟反复抨击西式现代教育的种种弊端。
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善于思考
梁漱溟
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直言文革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同时，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又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梁漱溟_梁漱溟 -个人评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①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②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著名学者许纪霖：①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
1988年7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纪念文章《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新华网、人民网《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梁漱溟_梁漱溟 -家庭成员
梁漱溟和儿子
梁漱溟远祖为元朝宗室，父梁济（巨川）（1858-1918年），内阁侍读，着有《桂林梁先生遗书》。母张氏，大理人，白族。曾在北京女学传习所任教。兄焕鼐，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妹焕诘、焕绅，均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梁漱溟原配夫人黄靖贤（1921-1935）育有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第二任妻子陈树芬。
梁漱溟_梁漱溟 -人物纪念
山东梁漱溟纪念馆
梁漱溟纪念馆，始建于1993年梁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山东邹平县一中、县政协、梁漱溟在京家属联合创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题写馆名。2013年，为纪念梁先生诞辰120周年，邹平一中又对纪念馆进行了扩建。该馆为全国唯一的梁漱溟纪念馆。新馆位于邹平一中务本楼七楼，建筑面积600平米，建有“生平馆”“乡建馆”“书画馆”三个展厅，共展出展板200多块，图片1000多幅，梁先生生前遗物、各种版本的图书、手稿、书画900多件。
重庆漱溟馆
漱溟馆
重庆勉仁中学位于嘉陵江畔缙云山下的金刚碑五指山11号。漱溟馆位于学校门口左边的一角，由梁漱溟半身雕像和一道扇型的回廊组成，石雕像的基座上有费孝通题写的“漱溟馆”三个大字，回廊里陈设着梁漱溟生平简介、在重庆时期的主要活动照片和各个时期的书法复印件。
北京小铜井一号
梁漱溟在北京所居多处，但以西城积水潭畔小铜井一号居住最久。小铜井一号，原为其父梁济（字巨川）先生书斋。居所背倚古都城墙，左挽汇通古刹，右涟大小铜井，前俯净业湖水，住宅与西花园占地达一千多平方米。
梁漱溟_梁漱溟 -名言
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
我认为凡人都应该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个适当的地方去活动。
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就是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