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武汉中学是原国家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等人于1920年创办的。1978年被定为湖北省重点中学，1992年列入中国名校。2001年被评为湖北省办学水平示范学校，是市、区共管的十所重点高中之一。建校八十多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类人才，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为学校题词，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学校题写校名，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高度评价了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的丰功伟绩。
武汉中学_武汉中学 -学校概况
武汉中学武汉中学地处武昌中心城区，交通便捷。学校现有在职教工187人，学生2235人。学校校风纯正，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年龄结构合理。市管专家、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占教师人数的67．9%，44名优秀骨干教师享受政府专项津贴，学成和在读研究生40余人。2002年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扩大校园面积，新建了一流的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学生公寓和师生食堂，并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多年来，武汉中学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牢记董老提出的“朴、诚、勇、毅”四字校训，积极推行人格教育，历届毕业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得到高等院校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武汉中学
学校多年来高考成绩突出，2005年高考，达到重点大学录取线的学生有136人，达到本科录取线的学生有531人。2006年高考又创佳绩，金靖、刘筱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被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录取。2007年高考，我校600分以上的学生达到10人，有104名学生达到重点大学录取线。2007年12月，我校被武昌区教育局授予绩效考核“先进单位”的称号。2008年元月全区调考和二月全市调考，我校成绩突出，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武汉中学十分重视教科研工作和体育艺术卫生工作。学校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市级重点教科研课题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校也是武汉市田径传统学校，在省市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屡创佳绩。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先后获得了“武汉市文明单位”、“武汉市民主评议合格学校”、“武汉市绿色学校”、“武汉市校园环境示范校”、“武汉市教育科研先进单位”、“武昌名校”、目标管理先进单位、立功单位等荣誉称号。在新的一年里，全校上下团结一心，求真务实，为创办队伍一流、管理一流、校园一流、设备一流、质量一流、人民群众满意的示范学校而努力奋斗，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武汉中学_武汉中学 -简记
武汉中学私立武汉中学设在武昌，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一九一九年春，我自鄂西革命军队中去上海找孙中山先生，和我的同邑友人张国恩（号眉宣）相遇，张也是国民党员。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拟在巴黎开会商定对德和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军（实际大部分也是军阀）混战了几年之后，没有结束，南北两方在上海议和。
各省区国民党的活动分子大都来到了上海。许多省区在上海的活动分子组织各该省区的善后协会，湖北省善后协会也组织起来了，公推我和张国恩主持会务，我俩因得每日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分子接触。
李汉俊新自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住址与湖北善后协会很近，故常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员詹大悲、查光佛等来协会闲谈。李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文书籍，我借读后，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
巴黎和会开会了，那是列强分赃的会议，中国虽属战胜国一边，实际是处在一个被处分国的地位。国内南北议和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暗礁，不会有什么结果。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和张、詹、李在这种形势下，估计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当然当时还不知道新民主主义），要唤醒民众。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商谈中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
在上海时以办报纸要容易些，拟出了办报的宗旨和集股章程。当时和我认识的一位孝感人愿意出资。詹拟赴闽粤边革命军中募报纸基金，我和张于秋末回武汉着手筹备报社。我找前愿出资人商量，他缩手不干了。詹募款事，后来亦成画饼。
毛主席和董必武先生谈话报未办成，我们提议办学校的事却有人共鸣。因当时高中级学校结业的人很多找不到职业，办私立学校聘请教员较容易；办私立大学和专业中学在资金、设备和教师方面都有困难。武汉公私立中学不多，招生较易。因此我和张想从办中学开始，然后徐图扩充。
我们回到武昌时，住在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已经住在那里的有罗田江文波，是我的普通同学；红安倪季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结业，是我和张的同乡；住在武昌的沔阳刘鼎三，汉川李缄三，汉口刘质如，他们都是张的两湖师范同学，又和我与张同在日本同学。上述这些人中除刘鼎三在湖北省教育厅任视学外，其余的都没有找到职业。
我和张同他们谈办学事，他们都极力赞成。商谈中大家都趋向于办一所私立中学，并逐渐把办中学的事具体化起来。当时考虑到办私立中学有五个先决问题：（一）校址、校舍问题；（二）开办费和基金问题；（三）董事会的董事长问题；（四）教员职员问题；（五）前四个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立案问题。
关于校址、校舍问题。我们已知道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有一所房子，门在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曾办过学校。房子内有教室三间，办公室一大间，风雨操场一个，还有大小几个院子，有可供学生食宿用的两排房间；教室中还剩存一些坐椅。房子内有我的一位穷同学住着，只要设法请他搬出去住，房子虽僻陋一点，修补添置一下，头两年还可以对付。
关于开办费和基金问题。开办费因校舍基本是现成的，需费不多，大家商议由创办人中募集；基金仅是为着立案时的查核之用，由我和张去想办法。那时我的一位文普通同学，蒲圻雷大同，刚从广东大元帅府回家，路过武昌，听说我们有办私立中学的计划，约我商谈，听了计划后，极力赞许，愿列名为创办人，并介绍其同乡刘觉民也为创办人。雷愿出一百二十元为开办费。
这样，学校创办人由我、张国恩、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倪季端、江文波等增加雷大同、刘觉民共为九人。开办费除雷捐一百二十元外，我与张、三刘、一李各捐二十元。立案基金由我和张找到我们同乡在汉口大蔡家巷开设合太正山货行的张平阶出具存款二万元的条子，随即报湖北省教育厅备案。开办费和基金问题很顺利地解决了。雷又劝说住在涵三宫街房子的同学搬迁，校址校舍问题也因而解决。
校领导关于董事长和董事会问题。学校创办人为学校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公推竹溪人湖北省议会议员郭肇明担任，郭曾任两湖师范学校校长，是张国恩、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的老师，湖北著名的教育家，国民党员。借郭之声望，学校立案就少受阻力。郭忙，不能出席董事会，又公推其乡人崔琴甫为董事，所以董事因添了郭、崔，就由九人成为十一人。
关于职教员问题。董事会决定学校名为私立武汉中学校，公推刘觉民任校长。刘当时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授，老老实实地教课，政治色彩不浓，不招人忌。倪季端任教务兼监学，江文波任总务兼监学。各门功课首由董事们分担，刘觉民教修身，我教国文，李缄三、江文波教历史，倪季端教英文，刘质如、崔琴甫教数学，刘兼教图画。其余则由陈潭秋教英文，曾雨村教地理，熊连城教图画，手工、音乐、体操请其他学校教员兼教。职教员的配备是很整齐的。
关于立案问题，校董事会遵照部定私立中学校章程呈请立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了私立武汉中学的立案。各创办人担任的开办费陆续交出了。我当时没有钱，就将身上的皮袍脱下付当铺质当，凑足我应担负的开办费。开办费交由管总务的江文波收管，校舍的检修，校具的添置，办公用的文具纸张，都由江文波负责办理。这些都是在一九一九年冬至一九二○年一月间办妥的。
私立武汉中学校于一九二○年春季招考了两班学生，开始照章教课。私立武汉中学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学生报考费和学费都比当时武昌私立中学低，报考费比别校低六分之一，学费比别校低三分之一。
第二，职教员是低薪或不支薪。教员教课支薪比别校低二分之一，职员只够伙食费。董事中任职教员有几位低薪也不支，刘觉民任校长兼教修身，我教国文，李缄三教历史，刘质如教数学和图画。各班设班主任指导班会，如陈潭秋同志除教英文外，兼任第一年生乙班主任。
武汉中学第七，帮助学生课外阅读报纸书刊，促进学生注意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包括俄国革命问题。
第八，迎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这在用白话文教国文时更为方便。
第九，武汉中学学生没有对学校闹过风潮，这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校中很少有的现象。学校也没有开除过学生。
第十，学生思想进步，课业也学得较好。
这些特点，如第一至第七，在开学时就表现出来；第八至第十，则是在开学后逐渐表现出来的。一九二○年秋，武汉中学成立已经历了一个学期，湖北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由我和陈潭秋、张国恩（几个月后他就不干了）等组织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传播，在武汉中学内很少受到阻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叫ＳＹ）在湖北也是由武汉中学学生开始发展组织。这与武汉中学教学的第八个特点有着极显著的关系。
武汉中学第一批学生于一九二三年结业，一九二四年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即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的就有四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收生很严格，湖北的中学结业生常有一校一年没有被录取一名的。武汉中学一期就有四名被录取了，这证明学生课业是很优异的。
我除教国文课外，在学校职员中没有什么名义。因我是学校董事会的董事，教甲乙两班国文，在校的时间很多，和学生经常在一起，我象有名义的职员一样，参与各种校务活动，职教员和学生对我都很尊重。
陈潭秋同志任乙班主任，住在校内，也是和学生生活在一起的。我和陈二人在武汉中学学生中的影响最显著。私立武汉中学创办时，虽有怀抱革命思想的人参加，但有些仅是对时局现状不满或不甚满的人，并不是为革命而办学校。学生的思想动态就更复杂些。我和陈潭秋同志也只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才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学生中陆续组织起党和团的支部，领导学生接近工农群众。
党和团在武汉中学开展组织工作，同时在武汉各学校、各工厂中找到一些联系，也建立起一些组织。我和陈潭秋在武汉中学经过党和团的组织，领导学生办平民夜校、办识字班，于寒暑假期中回家时去做农村调查工作，接近农民，帮助农民识字、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有的后来发展为农民协会。一九二二年，党和团的工作在武汉日益发展，党把陈潭秋同志调出武汉中学，专做党的工作。是年，武汉中学因原校舍不敷用，找到武昌武胜门彭杨公祠，把彭杨公祠改建为学校的二部，可容四班学生住宿和听课。当时没有聘到职员，我即不要名义赴二部同学生一块住宿。后来才聘到麻城汪子弼为监学。彭杨公祠北不远有几个纺织厂，是武昌纺织工人的中心。学校二部在这里，为学生接近工人创造了条件。
武汉中学校的党团组织领导学生访问职工家庭，组织夜校教育工人子女，和工人联欢。这样，党和团在这块纺织工人基地就容易建立工运据点了。我曾经为募集二部扩建基金赴鄂西参加一个短时期的革命军事活动，募到六七百元，二部房屋建设，得以顺利如期完成。一九二五年春，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在各地开展，我被党从学校调出专做国民党工作。至秋季，在汉口筹办一种小报――楚光日报，我为经理，宛希俨同志任主编，报纸于一九二六年春出版，完全是在党指导下活动的。私立武汉中学一九二○年开始招生授课，至一九二三年春已招足八班，是年冬第一期的两班，学了四年已届毕业，以后每年两班结业，招两班新生，学校长年保持八班学生之数。直到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桂系军阀攻夺武汉，霸占湖北后，才把武汉中学封闭了。
武汉中学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大多数同情国民党和加入国民党，学生加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者亦不少。所以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他们参加革命工作很活跃。
在革命更深入，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武汉中学师生起了分化，多数跟着国民党跑，也有一些跟蒋介石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继续革命，这些革命同志绝大多数在土地革命中牺牲了。
在武汉中学教员中有陈潭秋同志的弟弟陈荫林，北京大学英文班结业。他到学校教英文时，陈潭秋同志已离校。他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只想搞个职业，挣点钱还债。后来在一个暑假带领一批学生到农村去工作，了解农民生活实况。他觉悟了，认为中国农民非革命不能翻身，农民革命一定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组织起来才能翻身。他参加了党，为党担负农运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途中患病，死于瑞金。
武汉中学旧址在武汉中学开办时起过很好作用的一位小职员，名张培鑫，红安人，贫农出身，略识字，当过商店学徒，一九二○年春在武汉中学充当传达兼摇铃。实际上武汉中学开办时，除两位兼职的监学外，没有文书、会计，只用了张培鑫和另外一个打杂的小孩。所以培鑫也做一部分文书会计工作，如编写学生名册，经营杂费收支等等。他聪明好学，进步很快，文能达意，算可开方，和学生关系极好，以后学校提升他为会计。中共中央迁到汉口后，调他到中央机关工作，他也离开了武汉中学。一九二七年冬，他主持我党的一个印刷机关。这机关遭到破坏，培鑫被捕，被国民党杀害了。
武汉中学_武汉中学 -创始人董必武先生
董必武(1886-1975)
武汉中学董必武雕像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武，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年3月5日，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曾两度被捕。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1920年同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国共合作后，参加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各级党部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去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代理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校长，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同志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收入《董必武选集》。
绕道回家的秀才
董必武全家近30口人，全家生活主要靠他的父亲董基人和四叔教塾馆的收入，以及大伯、二伯给官府管地亩钱粮册书得来的钱来维持。董必武的母亲蔡氏是位典型的传统型中国劳动妇女。她克勤克俭、纺纱织布、操持家务。当时，家中虽然人口众多，年龄差别也很大，但他们兄弟之间却能互谅互让，彼此理解，和睦相处。董必武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虽贫穷却很和睦的家庭中。这样温良谦让的家庭氛围对董必武的人生道路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5岁时，父亲董基人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教书，董必武也常常跟去，但他并不是跟去听课，因为他年岁很小，只不过是在一旁玩耍。有一天，父亲考问《三字经》，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背全，这时，正在窗外玩耍的董必武即大胆地高声代答，居然一字不差。父亲喜出望外，随即让年幼的必武跟班就读。
9岁时，他随四叔住校就读，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地起来洒水扫地，开始学习。10岁时，他随父亲到麻城县张杰湾读书。这以后，他转入黄安县城福生祠书馆学习。这期间，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翻阅父亲、四叔的藏书外，还向同学和亲朋借阅了不少演义和历史著作，渐渐充实了他的文史知识。这时，他的文章已经相当通达洗练，几次参加县里的“观风”（清代学政及地方官到任时，命题考试世子，称为“观风”）考试，都名列前茅。
董必武的学业日渐长进，父亲、四叔及家里人都希望他考取功名，改变家庭的贫困境况。1903年，18岁的董必武，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报名应试，中了秀才。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中了秀才回来，乡邻总要在城外鸣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但他却故意绕道回了家。
醉心于维新变法的康梁思想
1905年春，董必武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武昌学习期间，董必武经常光顾的场所是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
在那里，董必武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思考着明天，思考着未来。当时，日知会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刘静庵，他原是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清政府无理查封了该所，才不得已隐藏在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纷纷云集这里，针砭时弊、抨击朝政。
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国内外的不少新书和报刊杂志，眼界豁然开朗。开始，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很快就成为他们的著作和《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
渐渐地，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对年轻的董必武影响很大。
在日知会，董必武首次读到《猛回头》、《警世钟》。《警世钟》起首的四句诗给董必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四句话是：“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的确，中华大好河山就要断送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广大的中国民众何日才能猛醒？又将由谁来唤醒他们？中国的出路在哪？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常常困扰着董必武。
另外，刘静庵还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二本书介绍给董必武，嘱他好好读。
《扬州十日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屠杀扬州人民的暴行。《嘉定屠城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在嘉定（今上海嘉定）进行三次大屠杀的暴行。读了这两部书，使董必武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残暴。怎样才能救民救国？董必武在思索。
在一次演说会上，刘静庵激昂慷慨地说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国奴了！……如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国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就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奴隶牛马……。”听了这番话，董必武激动地整夜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反复思索。他和刘静庵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在日知会时，起初他被改良主义的重要刊物《新民丛报》所深深吸引，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他认为“梁启超笔下常有感情，煽动性大”，对自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这以后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7、8月间在日本东京成立。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革命派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章太炎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
问题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动，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省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陈词“劲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力陈救亡的革命的必要，后死于狱中。刘静庵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师”。
投身“二次革命”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县宣布起义。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行将就木。
武昌起义后，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董必武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武昌，并参加到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
这期间，清政府调集重兵向汉口反攻。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董必武从武昌迅速赶到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
后来，董必武回忆说：“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到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少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粮库和管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董必武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后因清军援军不断增加，双方力量悬殊，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一座孤城。虽然形势万分危急，董必武仍毅然加入到保卫武昌的战斗中。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保卫武昌的战斗终于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1913年，为了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进行准备。
“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无法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
中华革命党的开创者之一
1914年1月，在朋友的帮助下，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期间，正巧孙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失去信心，而处于一种苦闷、彷徨的状态。因此，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仅数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统一是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所以他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中。
孙中山领导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后，进一步开展反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的武装斗争。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上海的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联系。
董必武怀着变革中国社会和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一片赤诚，抱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很快回到湖北，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行动。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旧友李愈友密商如何起事。因起事计划泄露，两次被捕。袁世凯覆灭后出狱。
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长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件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多封电报，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及有关方面申诉。
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可施。
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
痛苦的思索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
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
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
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
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
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夏，董必武和张国恩收到李汉俊和刘伯垂自上海来的信。信上说：上海已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数月后又退出小组）、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包惠僧、赵子健参加。同年8月成立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武汉多公祠建立了活动地点。
不久，李汉俊又介绍俄籍共产党员马迈耶夫夫妇从上海到武汉，帮助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工作。董必武与他们接谈，并商量筹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这时，以恽代英为首的利群书社，经销全国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武汉著名的进步团体，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它周围。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曾多次与利群书社联系。1921年初，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组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了利群书社负责《武汉星期评论》编辑工作的黄负生、刘子通参加活动，随后他们也加入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为利群书社最早入党的两位同志。
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了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开始在武汉中学把董必武、陈潭秋直接影响下的张培鑫等十多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由于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女师、高师附小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团组织，并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开了斗争。
1921年6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被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8月，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传达讨论了党的“一大”决议以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1922年初，工作委员会改组成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区委执行委员。由于区委在学校师生和工农群众中宣传组织工作深入，党的组织迅速壮大。
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李先念，在回顾历史时深情地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参加国民党“一大”、“二大”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湖北省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汉口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起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17个县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市县党部的委员，基本上也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
在此期间，董必武通过共产党员石炳乾在安徽的泾县、宿松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在江西德安、河南商城国民党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地方先后建立起了由湖北省党部领导的国民党党部或区分部。董必武积极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组织形式，重点吸收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湖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在全国反帝运动日益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发展的条件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为此，会议决定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开展群众工作，还决定重建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董必武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以策应即将到来的北伐。3月，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为促进北伐开始了准备工作。董必武遵照党的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协助作北伐前的准备工作，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由于多方努力，董必武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任该军军长。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7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部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以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
7、8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
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9、10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些反动集团或派别的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使这些地区处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他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看穿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并坚持反对这项阴谋。
1927年2月24日，武汉三镇国民党党部15000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他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
3月20日，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董必武根据党的指导，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
他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黄麻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
赴苏学习
12月，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惨遭杀害，情况万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苏联学习。
到达苏联后，董必武即赴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原名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校专为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李哲时等30余人办了一个特别班。由于学员年龄较大，大家都称特别班为“老头班”。1929年春，董必武因英文比较好，由共产国际保送，转入列宁学院（即苏共党校）英文班进修，在一起学习的还有张国焘、王若飞、李立三等。
董必武在莫斯科期间，始终努力学习，深入钻研，深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
在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时，他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刻苦攻读英文和俄文。以至有人提意见说，董必武总是占着图书馆的一张桌子，到吃饭时才离开。
董必武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担任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和政治辅导工作。
他将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并亲自下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
在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他深入到群众中，同工人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并将这种亲身体验整理成报告。报告得到很高的评价，并在全校展出。
1931年冬，他从列宁学院毕业，因其学习成绩优异，列宁学院计划将他留校工作。后因国内斗争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于次年3月离开苏联回国。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法院院长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合围未成之前，就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随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革命根据地以后，苏区中央即准备创办学校，决定取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校址设在叶坪，后迁到沙洲坝。董必武被调去办党校，任教务长。党校校长是洛甫（张闻天），副校长是杨尚昆。不久，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后任校长。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党校于3月13日（马克思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正式开学。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随后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董必武对严明党纪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办案要严格手续，要建立档案，以备有据可查。在他的领导下，党纪和法制得到加强，工作效率、劳动纪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长征途中，任妇女队队长
1934年10月，董必武以半百的高龄参加了长征。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共100多人，目的是照顾那些年老体弱、生病负伤的干部、战士以及女同志等。其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谢觉哉、蔡畅、贺子珍、成仿吾等，都编在这个连里。后来，董必武被调到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妇女队任队长。董必武等人率领的这支小队伍，战胜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董必武在《长征中的女英雄》一文中，热情地歌颂了这些巾帼英雄的事迹，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到董必武当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文中写道：
“……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又不准点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担架更走不动。民工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体力不一样，没有抬惯，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对革命的认识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在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担架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的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民工开小差。
民工可以打盹，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民工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个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全都催赶快走。这时，他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和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民工往前走。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强健的，就只好代民工担肩……”
“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这些都和男子一样。有两个女同志真是步行二万五千里，马一下也没骑过……”
又写道：
“……四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寓中生产，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动，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一个女同志在藏民区的下打鼓生小孩，连青稞麦她也不够吃，偶然分得一点羊肉，此外是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产后休息了几天，经过草地，也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长征队伍到黎平，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分配董必武等担任妇女队长，管理伤员，是不恰当的，建议另行安排。董必武这才被调到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
不久，又调进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与干休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组成连党支部委员会，同徐特立、谢觉哉并称干休连“三老”。为了坚持长途行军，董必武在黎平才买下了一双破胶鞋。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为此，董必武十分兴奋，虽然他平时不喝酒，这次也特意买酒庆贺。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董必武不仅在四渡赤水、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金山、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时都顺利地随大部队行走，而且常把分配给他的马匹，让给伤病员骑用，自己徒步行走。
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董必武回忆这段长征经历曾说：“十三个月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
中共中央为董必武发电祝寿
1937年到1944年，董必武在国民党统治的武汉、重庆等城市战斗了7年。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1943年，董必武将满58岁。“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好友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禁网之一法”。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党中央决定给董必武提前祝寿，以“祝寿”活动作为突破封锁、广泛交友的一种手段。
194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董必武六十大寿，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必武同志：
庆贺今年你的六十大寿。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阶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二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会
1944年元旦
董必武把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1月3日，他给中共中央发了感谢电：
中央委员会：
奉读中央元旦贺电，不胜感谢之致。我在中央领导下不断学习和工作着，抗战以来，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着，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党的二十二年来伟大的发展，光辉的成绩，已搏得全中国全世界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赞扬，正因为全党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才获得了这样的成功。我自愧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董必武
临终留下一句没有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胜利开幕。董必武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经过极其基本内容》的报告。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这次会议，依法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了全国政权。董必武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律事务上。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体制，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董必武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的旧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新法制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在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副主席。这时他已年届八十高龄。从这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先后到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视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文革”前，中共中央成立了党史起草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文革”期间，董必武对于江青等人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那一套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对于他们创造“帮派史学”更是深恶痛绝，编史工作自然就搁浅了。
在那些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岁月里，多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诬陷、迫害。许多曾经战斗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被扣上种种罪名，打成“特务”、“反革命”，关进监狱。董必武不顾个人安危，顶住逆流，实事求是地为这些同志写了证明材料，使得他们免遭诬陷、迫害。
1965年5月，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董必武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给支部的同志们详细地讲党史，高度赞扬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邓小平同志、叶帅、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1970年除夕，董必武在广州遇到老战友叶剑英，真是喜出望外，题诗《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英》：
羊城农历岁月凋，
满眼风光兴趣饶。
破旧已无花上市，
迎新将有艺如潮。
曾经绚烂归平淡，
不信怀柔与叫嚣。
备战相逢岂易得，
余生能乐几分宵？
董必武为老战友而喜，同时又感叹“岁月凋”，“余生能乐几今宵？”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90岁生日，他带病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光阴”：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始终怀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信念，以“主义遵从马列坚”为行为准则。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董必武与世长辞了。他临终时说了一句未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武汉中学_武汉中学 -领导班子
魏少平校长，魏少平，男，出生于1953年，一九七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毕业，中学高级教师，首届国家级高中骨干校长。曾获得湖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武汉市优秀校长、武汉市先进教师、第二届武昌名校长、武昌区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现为湖北省校长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学习学专业委员会中小学分会副理事长、武汉市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学习科学专业委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武昌区学习科学专委会理事长。曾先后担任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副校长、武汉市武珞路中学校长、武汉市三十九中学（武汉市女子高级中学）校长、武昌文华中学（武汉市第三十三中学）校长。
张知汇校党总支书记，张知汇，1957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先后任武汉市武珞路中学团委书记、武昌区教委宣传科长、中共武昌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党总支书记，现任武汉中学党总支书记。曾获得市区优秀团干、区优秀共产党员、市区优秀宣传干部和省市区优秀通讯员等荣誉称号。在任十四中党总支书记期间，学校被评为全市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学校党组织被评为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2007年被评为市教育战线优秀党务工作者。
郑东陵副校长，郑东陵，男，现年52岁，中共党员，1981年毕业于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政教专业，法学学士。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政治骨干教师进修班”结业，1999年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教管专业研究生班结业，中学高级教师，现是全国教育学会会员，湖北省政治学会会员，武汉市武昌区政治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市学科带头人，主持和参与的多个国家、省、市科研课题，多篇论文在省、市刊物上发表或获奖。
李远华副校长，李远华，男，分管学校德育和体育、卫生、艺术等工作。199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政治系，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政治高级教师，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武汉市中小学德育学会常务理事。参与了武汉市政府专项资助课题《高中学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培养》的研究，获武汉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作为课题组主要执笔人之一撰写的《高中学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培养研究》结题报告，获湖北省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参与国家“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构建中学德育模式的方法论》研究子课题研究，所写《构建中学人格教育德育模式的探索和实践》论文分获武汉市教科研论文评比一等奖和武昌区教科研论文评比一等奖。
胡芳副校长，胡芳，女，党员，生于1972年3月。华中师大研究生，1997年荣获武汉市优秀青年教师称号，2001年被评为武昌区英语学科带头人，连续三年被评为武昌区优秀教师，连续两年被评为武昌区优秀共产党员。深入教学与科研，参与四个国家级课题的研究及指导，撰写的论文《职业教育教材能力本位和素质教育研究初探》获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论文评比一等奖；论文《人本――教育的核心》刊登在市教科院学报《教育新探索》2005.1期和省级刊物《异步教学研究》2004.5期上；论文《从割裂走向融合――谈一体化训练体系》发表在《武汉职教》2006.6期上。参与编写了《武汉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目标第一册》和职高《英语》第一册。2004年经考核，参加了武汉市教育局组织的第一批英语教师国外培训，顺利结业。
杨永红武汉中学工会主席，杨永红，女，大学本科毕业，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1972年参加工作，历任团委书记、人事干事、工会主席、校办主任，1997年8月任武汉初级中学教学校长。湖北省优秀教育工会积极分子，武汉市优秀工会干部。
武汉中学_武汉中学 -名师采风
特级教师童斌
童斌，男，现年39岁，中共党员，湖北省特级教师，湖北省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理事,田径国家级裁判员，湖北省课程改革先进个人，武昌区第二届名师工作室导师。先后参与国家“九五”“十五”课题的研究工作，参与“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解读”“新体育教学设计与案例”“运动与健康”“走进新课程”等书籍的编写工作。多年来一直坚持组织学校田径业余训练工作，学校田径队在湖北省、武汉市处于领先水平。
语文特级教师萧兴国
萧兴国老师在和学生们讨论萧兴国，男，1956年11月。湖北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武昌区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区高中语文“名师工作室”导师，武汉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教育学会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会员。从事教育教学30余年，致力于全面育人观和大语文教育观的探索初中但任了十届高中毕业班班主任，为全国各著名高校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参与完成了武汉市重点课题“高中学生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与研究”。曾被评为武昌区“十五”教育科研优秀教师、“优秀党员”，武汉市“中学语文优秀教师”，荣获2007年度“董老教育基金奖”。先后在《语文学习》，《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语数外学习》等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多篇，还应“湖北卫视”，“武汉晚报”，“武汉晨报”的邀请，为学生和家长作学习方法讲座。多次担任湖北省高考语文评卷学科组大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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