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机枪连副连长、连长，第一营副营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一营营长。率部参加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1933年2月任第三十团第二营营长。7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第一营营长，9月任第二十九团团长。1934年6月至1935年8月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率部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各次反“围攻”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王近山王少峰_王近山 -人物生平
王近山
1915年10月29日生，汉族，亦名文善，贫苦农民家庭出身。
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五连战士。9月调第三团机枪连当通讯员。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2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机枪连班长、排长。
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机枪连副连长、连长，第一营副营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一营营长。率部参加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
1933年2月任第三十团第二营营长。7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第一营营长，9月任第二十九团团长。
1934年6月至1935年8月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率部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各次反“围攻”战斗。
解放战争期的王近山和韩岫岩
1935年5月参加长征。同年9月至1936年1月任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同年冬奉命南下，转战川康边。
1936年秋北上，10月到达甘肃会宁会师。指挥所部参加山城堡战斗。同年11月至1937年8月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副团长、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第三八五旅副政治委员。
1940年5月至1942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副旅长。
1940年6月至1941年5月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员。
1942年5月至1943年3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
1943年3月至1944年10月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太岳纵队副司令员。
1944年春调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11月至1946年7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副书记。参与指挥定陶、襄樊等战役。
王近山
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重庆市军管会委员。同年12月至1950年1月兼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
1949年12月至1950年9月任川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川东区委委员（至1951年3月）、重庆市委常委（至1950年12月）。
1950年6月至1953年3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9月至1952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川东军区司令员，1950年11月至1952年9月任党委书记。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校长。
1951年2月至1953年4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第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等战役，其中第五次战役中第三兵团所属60军180师遭受毁灭性重创，白马山战役中指挥万岁军38军进攻韩军第九师阵地失利未完成战役目标，之后所属12军参加上甘岭战役贡献突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1953年5月至195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1947年,王近山和发妻韩岫岩
1953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54年8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务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3月至1959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5月至1959年3月任北京军区党委委员。
1960年7月至196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
1964年11月因王近山与其妻的矛盾在韩岫岩的妹妹介入而激烈化，并引发离婚纠纷，当时恰逢中央管制军队将领入城后离婚另觅娇妻的现象，王近山之事被作为典型而严肃处理，被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降为大校；开除党籍。
1968年，他向毛泽东写信承认错误，此后恢复副兵团级待遇，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1970年8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等。
1978年5月10日因病在南京逝世。
王近山王少峰_王近山 -人物轶事
善于学习
徐帅之勇、刘帅之谋、邓政委之断。
“我算什么？一个放牛娃！我的勇敢是向徐帅学的，谋略是向刘帅学的，果断是向邓政委学的。”
――王近山
徐帅之勇
1930年，赤色风暴席卷大别山。年仅15岁的汉族少年王文善，改掉自己文绉绉的名字加入了红军队伍。他想让自己像大山一样坚强起来，所以新名字就叫近山。
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使得红军干部奇缺。1931年， 16岁的王近山就是在这种血雨腥风中走上连长岗位的。当上连长后，王近山就渴望打仗，拼命打仗。一次战斗，他以必死决心抱着敌人滚下悬崖，敌人死了，自己却没能如愿“光荣”。战友们从此送给他一个外号：王疯子。在残酷的战争中，王疯子不仅没有死，反而迅速从连长升到营长，又从营长升到团长。更为幸运的是，他站到了徐向前元帅这棵军事巨树之下。
徐帅作战，勇字当头，每当战局僵持或者危急时，他总是领着旗手和号手，屹立在战斗最紧张、最危险的地方。在他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多喜欢死打硬拼，敢打硬仗，不怕恶仗。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迎击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身为红28团团长的王近山提刀挎枪冲锋在一线。在防御战中，28团几乎拼光了，团长仍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的红旗下。次年夏，红军转入反攻，28团孤军追亡逐北，误入有名的“哈儿师长”范绍曾部重重包围中，王近山浑身是胆，提刀跃马，率领全团左右斩杀。敌人魂飞胆丧，整整一个旅被红军一个残缺不全的团包了饺子。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又在江油和川军展开恶战，一股敌军突然突破红4军防守阵地，向红军阵地纵深发展。军长许世友连忙投入作为预备队的28团发起反冲锋。王近山接到命令后，当即带领人马扛着大旗、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去。弹雨中，王近山胸部中弹，当即陷入昏迷状态，被抬下阵地，部队士气受到影响。总指挥徐向前见状，提着手枪冲了上去，边冲边高声呼喊着爱将的名字：“王近山！王近山！”王近山很快被主帅的呼声唤醒，当发现自己不在红旗身边，当即命令战士把他抬回红旗下，重新指挥战斗，直到头部被一颗子弹击中，昏倒在徐帅身边。强将手下无弱兵！看着已成血人的娃娃团长，徐帅心中又爱又怜。
后来，由于长期受刘伯承元帅的耳濡目染，王近山作战更多的是喜欢动心思，但是在许多关键性战斗战役中，还是透闪着王近山独有的“疯劲”。
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大杨湖之战，是刘邓大军出兵太行山后第一场恶仗。开战前，邓小平政委采取激将法，声称此战打不好，就退回太行山去。6纵司令员王近山主动请战：“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我就不回来见你们！”王近山言必信、行必果。为争夺大杨湖，6纵成连成营甚至成团牺牲，仍然攻势不减，最终摧垮了国军精锐赵锡田整3师的战斗意志。
1953年抗美援朝上甘岭之战，是我军迄今为止进行的现代化程度最高也是场面最残酷的阵地战。还是这个王疯子指挥12军、15军同优势美军展开士气和意志的较量，最终打垮了钢多气少的美国大兵。
在长达23年的血与火的洗礼中，王疯子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裹满全身的战伤见证了一代虎将的赫赫战功。
刘帅之谋
抗战爆发后，红四方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重点向师长刘伯承介绍了爱将王近山：“近山同志是一位骁勇善战的虎将，他打仗勇敢、顽强，敢打硬仗、恶仗……”
不久，在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刘帅看着头上仍然裸露着伤疤的拼命三郎、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心思一动，决定以点评王疯子为契机给部将们讲讲为将之道。
刘帅首先肯定王疯子的优点：“一人投命，足惧万夫。我们共产党人打仗就应该有近山同志不要命的那股疯劲。”
王近山倍感受用，刘帅却话锋一转：“指挥员又不能将自己等同于一个冲锋陷阵的士兵，因为你还要发号施令，这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光有吕布之勇，夏侯之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子房（张良）之谋，孔明之智……”
王近山白皙的脸庞渐渐变红了，最初的自豪慢慢变得有点自卑。
刘帅显然注意到王疯子的表情变化，思维再次跳跃：“当然，一个人的谋与智，不是天生的，而是学习与实践的结果。”接着，刘帅给王近山讲了三国时期吴国将领吕蒙在主帅孙权的鼓励下勤学兵书、最终成为一代名将的典故。刘帅鼓励年青的部将们说：“你们也不过二三十岁，只要肯用心学，决不会比吕蒙差！”
刘帅是有名的儒将，谈兵论战，旁征博引，由表及里，深入浅出，每次讲话都是魅力十足的演讲，引得无数部将竞折腰。一个深夜，王近山鼓起勇气敲开了师长之门，向首长借学习资料，他决定成为八路军中的阿蒙。
在刘帅这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的指点下，王近山作战艺术开始出现质的飞跃，渐渐从粗线条的猛张飞成为智勇双全的吕蒙。每次战斗前，王近山总是通盘考虑，有时还会在师长刘伯承或旅长陈赓面前提出独到见解。于是，王近山又有了新外号：吴下阿蒙。
1948年7月，刘邓大军决定分兵攻打襄阳。襄阳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也曾在襄阳城下屡屡受挫。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对此大为叹服，大笔一挥，把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地四川钓鱼城改为襄阳城。蒋介石也深知襄阳的战略意义，特派大特务头子康泽坐镇襄樊。康泽到襄阳后，采取守襄必守山的古训，大量修筑山头防御工事。
刘伯承派王近山率6纵西出汉水，进围襄阳，自己稳坐中军帐。王近山到襄阳外围后，哈哈一笑，决定打破常规，采取撇山攻城的方案，只以小部队监视山头敌军，使其不敢脱离工事，以主力直取襄阳城。方案报至刘邓处，刘伯承笑道：“襄阳已在我掌中了！”6纵从7月9日攻城，一个星期后就拿下了当年蒙古人花了5年才打下的襄阳城，朱德总司令称之为“小型模范战役”，刘伯承在战后讲评中说：“在襄阳攻城中，王近山指挥的6纵起主导作用。”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长期战争生涯中，王近山不断给他的老师以惊喜。“让老部队啃骨头，让新部队吃肉”，这是王近山在八年抗战中自己总结的一条带兵经验，后被129师推广。王近山的6纵后来成为一支劲旅，并独立解放鄂西北重镇襄阳，也与王近山善于带兵有关。
邓政委之断
129师师政委邓小平向以行事果断著名，他的作风也在王近山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1943年秋，刘邓首长交给王近山一道作业：由于蒋介石妄图袭击陕甘宁边区，中央命令王近山带领386旅第16团迅速秘赴延安并扩编部队，保卫党中央；同时护送一批干部及家属转移到大后方。
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一方面上级要求尽快到达延安，路上尽量减少战斗，甚至不得战斗；另一方面沿途又因为日军即将进行扫荡，根据地外围布满了封锁线，不得不战斗；更重要的是16团还要拖家带口，保护大批非战斗人员，不能利索地投入战斗。
王近山却胸有成竹，所有人马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离开太行山，在敌人眼皮底下迅速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封锁线。
10月下旬，部队到达洪洞县附近的韩略村，王近山却不走了。韩略村地形险要，是天然的伏击战战场；而且根据情报，日军经常大摇大摆经过该村调动兵力。王近山决定把老首长陈赓“路上不要求战斗”的指示撇到一边，准备在此狠狠教训教训日本人。部队迅速展开部署：侦察、警戒、埋伏……整个晚上，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次日上午，日军13辆汽车旁若无人地进入16团预设的地狱。一声枪响过后，王近山振臂高呼：“跟我来，冲啊！”不到3个小时，120多个日军除3人逃脱外，悉数就歼。
王近山见好就收，善后工作交给地方武装处理，部队迅速转移。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却炸了锅。据八路军的说法，16团消灭的这股日军并非普通的小分队，而是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各地抽调的100多名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战团”，其中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准备赴太岳前线观战，结果刚走到韩略村就见了阎王。冈村宁次获悉后，暴跳如雷：“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股共军！”由于王近山早料到日军会来报复，大部队又化整为零，3000多日军连16团的影子也没找到。
日酋愠而致战，日军对太岳军区的“扫荡”草草收场，冈村宁次自创的“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因此流产。这次战斗在电视剧《亮剑》中得到了生动地艺术再现。而李云龙的原型之一就是王近山。
消息传到太行、太岳和延安，人们都为吴下阿蒙的杰作尽情欢呼。当王近山到达延安时，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早就听说有个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现在成了吴下阿蒙了，了不起呀！”中央军委当即命令王近山为新组建的新4旅旅长，保卫延安。远在太行的刘邓首长也为学生的胆略和谋略感到欣慰。
桀骜不驯
敢恨敢爱：为爱绝交、为爱休妻、为爱罢官！
“我这个人别的不会干，打仗是我的本行。”――王近山
巴顿将军说过：“一个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王近山没能享受这一殊荣。战神让王近山战无不胜，前半生辉煌；爱情之神却让他在情场历经坎坷。
早在红军时期，因为杜义德将军枪杀了他的战马，他几乎要枪毙后来成为他黄金搭档的杜义德，结果被徐帅一顿臭骂。驻防陕甘宁边区时期，王近山的新4旅奉命与其他兄弟部队会攻爷台山，王近山因为不同意其他旅的作战方案，勃然大怒，居然一脚踢翻椅子，摔门而去，其他各部最后不得不采纳王近山的作战方案。解放战争后期，二野扩编，许多纵队司令升任兵团司令，屈居3兵团副司令的王近山很不服气，居然当着刘邓首长的面指着5兵团司令杨勇说:“他，凭什么？”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邓小平回答:打仗你比杨勇强，但其他的他比你强，所以你当副司令。”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没有打好，王近山又在志愿军司令部炮轰彭德怀：“这仗是怎么打的吗？这是放羊撵狗的打法，不讲战术！这样滥打仗，是葬送军队，是拿我们的兵去送死！”彭德怀这个脾气最大的元帅只好当面承认错误。
在战争时期，将军的这一个性赋予他不尽的勇气与灵气，并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在无仗可打的和平时期和相对和平时期，这一性格却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为爱绝交
王近山
早在1949年秋，刘邓大军席卷大西南，大批女大学生在投笔从戎接受军队改造的同时，也积极改造军队高级干部的爱情观，并向年青的将军们频频射来丘比特神箭。美女爱英雄，英雄爱美女，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解放军有着铁的纪律，本来已经有了家室的英雄，更不能越过雷池半步。但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英雄还是冒了出来，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的王近山爱上了被认为不该爱的人，一位女大学生兼小姨
子。
12军驻军重庆以后，年仅35岁的青年将军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演讲、剪彩……本就风流倜傥的王近山顿时成为女大学生们的偶像，特别是他的小姨子更是对他如痴如狂。此事最后惊动上级机关。兵团部责成12军副军长肖永银负责审理“此案”，并特别指示要求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审”王近山。
肖永银曾经和名将李德生、尤太忠长期在王近山手下出生入死，号称王近山的三张王牌，公交私谊都不错。对于上级的指导，肖永银软磨硬抗，王近山始终没有被当众“开铡”。3兵团政委谢富治亲自到12军导演“铡美案”，也因肖永银的强烈抗议，最终以处理两名师级干部草草收场，本应成为“铡美案”主角的王近山暂时逃过一劫。
但是远在川东的王近山，对“铡美案”内幕一无所知。有人告诉他：你的老部下落井下石！于是，为情所困并因“铡美”风波而灰头灰脸的王近山认为肖永银是这次“铡美案”的操纵者和后台。
朝鲜战争爆发，王近山领兵入朝，乘机摆脱了“铡美案”的尴尬。12军入朝，王近山故意落下第一副军长肖永银。肖永银跑到老首长刘伯承那里哭诉，老首长只好给王近山下了一道批准肖永银入朝的“手谕” ――二人关系之僵可见一斑。在战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王近山和肖永银一方面要和美国鬼子打热战，相互之间还要打冷战。无论肖永银怎么解释，王近山总是“呵呵”应付两声。肖永银只好默默背着“出卖战友”的黑锅，从国内到国外，又从国外到国内。肖永银将军感到莫大的委屈
为爱休妻罢官
王近山从朝鲜归国后，在荣获中将军衔和北京军区副司令职务的同时，旧情复发，不能自拔，最终为自己后来的命途多舛埋下导火索。
王近山的夫人本来个性极强，不可能对丈夫和妹妹的背叛一忍再忍，终于向组织上递交了声讨“陈世美”的状纸。王近山也一不做二不休，向组织递交了离婚申请。尽管是新中国，离婚仍然是旧社会“休妻”的同义语，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罪证，是洪水猛兽。王近山要将家庭改组进行到底，与当时其他个别高级将领的贪污腐化相呼应，顿时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
王近山相关书籍
老政委邓小平苦口婆心相劝，无效；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没用。
王近山得到最后通牒：“收回离婚报告就算了，否则，开除党籍、军籍！”
前来劝解的老部下们几乎要给老首长跪下：“王司令，我们都希望在你手下再打胜仗，你就承认你不离婚，行吗？你哪怕等形势缓和一点再离，也行！”
王疯子对爱情的执着也是一个“疯”字：“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组织要怎么处理我都接受。”毛泽东火了，专门指示刘少奇主持“铡美案”，杀一儆百。
1964年，爱美人不爱名位的王近山被开除党籍，大军区副司令职务没有了，中将军衔没有了，曾经让他感受天伦之乐的家也没有了：子女们都站在可怜的妈妈一边，对现代陈世美充满了憎恨。而差点让他精神崩溃的是，小姨子顶不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退出和姐姐的竞争，悄然从人间蒸发。
保姆为妻
最可怜的就是在他动身去河南的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一个跟他去。那个大学生小姨子在这个时候也退缩了，她受不了别人的非议，这是对将军最大的打击！就在将军准备一个人去河南的时候，他家的保姆小黄却对他说：“首长，我陪你去吧，你需要人照顾。”就这样，保姆小黄成了王近山患难与共的第二任妻子。当然他最忠诚的老部下肖永银也在关心他，想方设法帮他复出，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1968年，王近山所在的农场派人到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那里搜罗王近山的“反动”材料。肖永银义正辞严地说：“王近山政治上无错误，历史上从不反党反毛主席，他的问题是生活上的，不属大节！”穷困潦倒的王近山获知此事后感动得大哭一场，他终于相信老部下在“铡美案”中没有整自己。
肖永银还提醒王近山，问题是中央定的调，还得由中央解决。1969年春，中共九大召开在即，王近山写了内容一样的三封信托人捎给肖永银。肖永银将其中两封交给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许世友是有名的侠义将军，和王近山、肖永银同出自红四方面军，私交不错；许世友同时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只有许世友最容易见到毛泽东。九大召开后，许世友果然将王近山的信转交毛泽东，并仗义进言：“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能打仗，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王近山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赋闲近5年的王近山出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可是这个副参谋长在军中的名气太大了，以至于后来成为他顶头上司的老部下肖永银每次见了他都立正、敬礼。
1969年7月深夜，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列车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老夫少妻，老夫一手拎着只破皮箱，一手拎着几只咯咯叫的老母鸡；少妻一手抱着孩子，胳膊上还挎着只篮子，里面装满了五谷杂粮。尽管南京很热，前来接站的将军们见到此景还是感到十分凄凉：二十多年前，他们中间的两位还在这个老头的指挥下驰骋沙场！他们就是王近山的老部下原6纵16旅旅长尤太忠和18旅旅长肖永银。旧友重逢，多年的隔阂早已雪融，千言万语顿时化成倾盆雨。
农场遭遇
据河南作家郭亦平介绍，王近山是湖北省红安县人，但他的故事，在他们家乡――河南省周口一带广为流传。那是因为在1964-1970年间，王将军“落难”之时，在他们河南周口的西华县黄泛区农场生活了几年。下面是有关将军在文革中的一些小故事。
农场的生活并不平静，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波及到那儿。1968年麦收时期，其他场长都被打倒了，由王近山暂时主持工作，处在风口浪尖上。造反的学生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割麦子。王近山火了，和学生们干上了，拍着桌子大声斥责：“绝不能耽误割麦子，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不信我的话，你们可以回去问问父母亲，是不是这回事。你们说什么都行，但一定要等到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再说。”学生一下子被震住了，乖乖地跟着他去割麦子了。
王近山还是受到了冲击。有的学生提出来，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学生们不了解，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因为他不能蹲，一蹲下就起不来，于是就在一把椅子上挖了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那滋味并不好受。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被气得无话可说，无奈地对他们道：“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
晚节高风
王近山就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又恢复了老样子，将家统统交给小黄料理，一心一意搞工作了。
不久，他的7个孩子陆续来到了南京，加上小黄生的两个孩子，家里又热闹起来了。小黄原先准备到附近工厂去上班，一切都安排好了，但王近山不同意，说：“我的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
严格的治军之法，被他移植来治家。就这样，小黄放弃了出去工作的打算，当上了部队家属，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王近山来到南京军区后，他原来的许多手下都成了他的上级，如肖永银、聂凤智等，职务都在他之上了。但他不摆老，不越权，经常主动到肖他们那里请示工作。这把副司令员聂凤智弄得很过意不去，说：
“老首长，什么事，您不用亲自来跟我这个老团长谈，一个电话就行了！”
“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你是副司令员，我应该来向你请示。”
国家主席李先念题词
后来，肖永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时，他都要请肖主持，如肖永银因事不能参加，在会议开始时，他总要说“受肖副司令员委托”的话，把自己摆在得体的位置。
王近山昔日那股“疯劲”，再也寻不着影儿了。
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员，可就是没当过参谋长。但当参谋长后，他说：“参谋参谋，要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为此，他干工作“十分卖力”。
身为副参谋长，他非常注重到各地去“看地形”，但不是车轮滚滚，走马观花。凡是他认为军事上有价值的地方，都要亲自到现地观察分析一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紧张和忘我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加上多次受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行走不便；不少重要的制高点坡陡路险，车子上不去，他就让随行人员扶着，一瘸一拐地爬到山顶。为此，他常常累得大汗淋漓。
他的肠胃功能早就不好，路上经常拉肚子。有时坐在车上，突然对司机喊：
“停车，快停车！”
下来方便后，他顾不上休息，又登车向新的地点进发。
王近山就是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准备打仗”的思想驱使下，凭着一股非凡的毅力，硬是踏遍了南京军区的千里海防线。
王近山经常下基层。
他战功赫赫，但从不居功自傲。他在部队讲传统、讲战例比较多，都是赞颂党的领导，赞颂毛主席和刘徐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赞颂人民战争，赞颂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从不自诩。有时，一些老战友们提起他在战争年代的功绩，他总是摇摇头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1970年10月，他看地形回到曾当过团长的老部队，在大礼堂接见排以上干部。团长在向大家介绍他时，激动之中蹦出一句话：
“这是军区王副参谋长，是我们团的老祖宗。”
他连忙摆手说：“我只是一个老兵，回来看看大家。”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当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军区部队下达了命令：
“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首长和作战值班员不能离开电话机，要随叫随到。”
因为情况来得很突然，除许世友等少数军区领导外，其他各级干部都不了解加强战备的起因。王近山虽听说是林彪跑了，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事情重大，亲自坐镇军区指挥所，把各大单位的值班首长电话摇出来，亲自传达许司令员的指示，提出贯彻要求。
某军是他曾经带过的老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否经得起考验，他很关心。深夜，他专门打电话给该军副军长、原6纵18旅旅长官俊亭了解情况，说：“你要注意掌握好部队，不要出问题。”
对方答应了。但他还是不放心，一再问道：“我讲的意思，你知不知道？”
官俊亭回答：“我明白了。”
这样，他才放心地放下电话。
1974年年初，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
11月份，因大吐血，他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检查不出病情，经请示后决定实行手术检查，一打开腹腔，结果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大便不断漏出，他又不得不开腹再次做了一次手术。
王近山的病情一传出，一些战友和老部下很关切。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专门买了红参派人送来，尤太忠也是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
一天，王近山在北京的结发妻韩岫岩也听到了他患癌症的消息，脸“唰”地白了。一晃10年过去了!这些年他们一南一北没任何联系，但时光消融着人间恩仇，过去的恨也好怨也好，点点滴滴都随风而去了。当初如果她冷静些不那么冲动，或许王近山的人生命运不会是现在这样。对于落魄的王近山，这些年她内心颇有些酸楚和悔意。她的弟弟号称“一把刀”，是外科主任，她想如果让他开药，或亲自主刀做手术，或许可以挽救他的性命。
尽管王近山在南京已有自己的家，有名正言顺的夫人照料着，韩岫岩还是忍不住买了大包小包的补品想去趟南京，看一眼他。可当她拿起电话接通了王近山的一位老警卫员，含含糊糊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时，谁知这位和王近山出生入死、对老首长忠心耿耿的警卫员至今不能原谅她，一听她要去南京，很不客气地说：
“他说过到死也不愿再见到你，你去是不是想让他早点死？”
韩蚰岩木然撂下了电话，无语凝咽。
北京发生的这一切，远在南京病中的王近山并不知道。但如果他知道这一切，又会怎么做呢？人们不得而知。幸好，这次在医院的抢救下，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王近山依然活下来了。
1978年4月下旬，王近山的病情恶化。
在病危时，王近山什么都不问，只频频问及家人：“张立三还没有来吗？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张立三是他的老部下、老战友，1931年参加红军，第二年在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时与他在10师30团工作。一年后，他调任10师28团团长，张立三也调到28团当卫生队长，从此以后在20多年的风雨岁月里，他们朝夕相处，你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你的命。几十年来，他们相互之间没红过脸，没大声说过话，部队行动，一住下来，就相互看望。有时王近山发火，身边的人赶快把张立三请来，两人谈一谈，立刻就平静下来了。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兄弟之情。
王近山在已无生望、即将离开人世之际，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见一见几十年来情同手足的老战友张立三。
张立三赶到了，两人一见面，紧握双手，眼泪夺眶而出。虽然张立三是经验丰富的医生，知道重病人不宜过分激动，但两人谁也不能抑制住这战友的深情，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两位战友能说些什么？只有心隐隐在疼。沉默了好久，为了松弛这难耐的气氛，张立三全然忘记病房内不准吸烟的常识，掏出香烟，正要点火，王近山看到后，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你不要吸烟了!”
王近山不吸烟，张立三却抽得厉害，他曾劝他戒烟也没戒成。这会儿王近山又劝了，张立三十分激动地说：
“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把烟戒掉!”
他当场就将香烟、打火机扔了！
两天以后，王近山去世了。张立三听取战友临终的劝告，放弃了几十年吸烟的嗜好。他后来说：“那是1978年5月8日，从那天起我戒了烟。”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才63岁。
临终前，由于病痛的残酷折磨，他已骨瘦如柴，弥留之际，虽已神志不清，但在昏迷状态中，还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他是听着专门为他播放的军号去世的。王近山去世后，对他的后事，党中央和有关方面非常重视。邓小平亲自审定了悼词，对王近山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
1978年5月17日，南京军区举行的追悼会十分隆重，邓小平、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彭冲、宋任穷等，以及王近山的生前好友送的花圈，摆满了悼念大厅。追悼会的规模原定500人，实际参加的有1000多人。
很多同志特别是王近山过去领导过的部队的同志，远道赶到南京参加追悼会，表达他们对王近山的哀思。王近山为人民屡建奇功，他得到了应得的崇高荣誉。
到了南京军区以后，在肖永银的直接安排下，王近山终于恢复了党籍，又正式走马上任主管作战和战备的副参谋长。在许世友和肖永银两位战友的庇护下，王近山基本上风平浪静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
但是战场上和情场上的长期拼杀在王近山身体上和心理上留下了太多的伤痕。1978年春天，将军在和癌症顽强斗争4年之后，终于告别个人荣辱、是非恩怨，逝世于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任上，年仅63岁。
王近山走了，却把难题留给他的战友们――20岁就当师长的王近山的最终职务和他的赫赫战功太不相配了！在筹备将军的追悼会时，南京军区司令聂凤智感到十分棘手，把难题交给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肖永银大笔一挥，把悼词上的“副参谋长”中的“副”字去掉，级别由正军改为大区副职。而此时，王近山的许多部将都担任了大区副职以上职务。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获悉后，在悲痛之余，以伟人的睿智指示南京军区：“人已死了，不能下命令搞个名堂，就叫顾问吧。”这样一改就成了大军区正职，追悼会的规格自然不同了，抚恤的待遇也不同了。小平同志交待下去：“近山同志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不容易，我们能给死者的安慰就是这个了！”
又过了十三年，为纪念王近山的文集出版，老首长邓小平特意为这位桀骜不驯而又战功赫赫的爱将深情题词：一代战将。
王近山将军去世二十多年后，以他的故事为蓝本的《亮剑》电视连续剧上映，由李幼斌饰演王近山的“影子”李云龙，效果理想。
军旅生涯
绰号“王疯子”
王近山将军有一个“王疯子”的绰号，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他和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兵搏斗，打红了眼，结果两人一同滚下山崖。国民党兵当场身亡，王近山幸免于难，只是头部被一个圆锥状的石头戳了个洞。从此，战友们都叫他“王疯子”
任团长的王近山在红军时期最光辉的战例是一个团全歼一个旅。那是在川陕根据地的一次反围剿中，红、白两军竟在一个地方宿营（战事频繁，部队疲劳过度），双方的警戒哨都睡着了。王近山半夜醒来发现这一情况后，大喊一声：“同志们，敌人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抓俘虏啊。”睡梦中的士兵乱打，全歼该旅，而且旅长郭勋奇被捉。这一仗成为四方面军反围剿的唯一亮点。王近山时年19岁。
过草地时，身为副师长的王近山打摆子差点儿丢掉性命。在一次战斗中，师长王友均亲率部队进攻，让王近山留后养伤。战斗结束后，王友均阵亡，留给他的是一瓶酥油和哭泣不止的警卫员。
20岁时，王近山成为红军年轻的师长―――九十一师师长。
王近山全歼日军战地观摩团是在1942年的韩略村伏击战中。当时身为八路军新四旅旅长的王近山带领一个团和一些干部去延安，在没有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打了这一仗。到了延安，毛主席说，一二九师有个“王疯子”，敢打没有命令的仗，很好！八路军宣称包括1名日军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以及100多名中队长组成的队伍全部被伏击围歼。还有说法说服部直臣少将的军刀被王近山献给毛泽东后转给美国人，现陈列在美国博物馆，但是据考证服部直臣活到了战后。
“二杆子”好搭档
王近山
在解放战争中，王近山和杜义德分别担任六纵司令员和政委。早在红军时期，二人就认识，而且是打出来的交情。那时，杜义德任骑兵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任师长。在一次战斗中，王近山的部队缴获一批战马。在一次行军过程中，这些战马受了惊吓，怎么也不肯过浮桥。担任部队殿后任务的杜义德二话不说就毙了两匹马。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王近山提着枪上去了，破口大骂：“妈了个×！你他妈敢枪毙我的马。我让你偿命！”王近山拔枪就要打。杜义德也不是好惹的，说：“别说是马，耽误了部队行军，老子连你一起枪毙！”两人都骂对方是“二杆子”。警卫员吓哭了。后来徐向前来了，把王近山臭骂了一顿。几年后，两人再次相见，都已是我军的高级指挥员。从此，两个脾气相投的将军开始了他们的搭档生涯，从晋冀鲁豫到大西南，再到朝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麾下猛将如云
王近山中将
王近山将军指挥中野六纵参加定陶战役，部队主攻大、小杨湖。在会议上，王近山请战说：“六纵是年轻部队，让我们上，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都打光了，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是役，六纵一战成名，荣升为主力部队。
在淮海战役中，六纵成功策动国民党军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