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名德普，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1926年创作《春灯》、《周夫人》，其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施蜇存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施蛰存石秀_施蛰存 -个人概述
施蛰存(1905．12．3-)原名施德普，笔名还有施青萍、安华等。浙江杭州人，幼年时住苏州，后迁居上海松江。中学时代开始写作，曾向《觉悟》、《礼拜六》投稿，与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组织过文学团体兰社。1922年
施蛰存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到上海进上海大学，受了新文学的影响。1926年转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班的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在此发表了成名作《上元灯》(原名《春灯》)。1929年后在水沫书店编辑《无轨列车》、《新文艺》，1932年至1935年主编著名的《现代》月刊。这期间，他的《上元灯》集出版。此后有意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创作心理小说，与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合流。主要作品有《将军底头》、《石秀》、《梅雨之夕》、《春阳》等。1936年出版《小珍集》。
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後，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後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
施蛰存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还曾与阿英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70余种。抗战以后，他去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教书，1947年回沪，又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执教。除了散文创作外，主要从事欧洲各弱小民族的文学翻译，译作甚丰。1952年起，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後，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施蛰存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1930年代与鲁迅论战，20世纪50年代拒绝在教学中援引马列文论，晚年对社会也很关注，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施蛰存石秀_施蛰存 -活动年表
1905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水亭址。
1913年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
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
施蛰存
1923年入上海大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自费刊印，撰《苹华室诗见》首次以施蛰存署名。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
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
1928年後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与戴望舒等合编《文学工场》、《无轨列车》，发表《妮侬》、《雨》等小说、新诗。
1930年与戴望舒等编《新文艺》月刊，刊载《鸠摩罗什》、《凤阳女》、《阿秀》、《花》等小说，心理小说《将军的头》。
1932年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发表《创刊宣言》 、小说《残秋的下弦月》、散发《无相庵随笔》等。短篇小说集《李师师》出版。
1935年应聘上海杂志公司，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主编《文饭小品》六期，编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译德国小说家格莱赛《一九O二级》，译美国里德《今日之艺术》出版。
1939年任教云南大学，编撰《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
1943年任教厦门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编撰《史记旁札》等教材。
施蛰存
1952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1954年《轭下》新版于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1年编撰《後汉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
1963年编撰《云间词人姓氏录》、《三国志征碑录》、《隋书征碑录》、《魏书征碑录》、《北山楼碑跋》。
1964年编撰《云间碑录》等，续撰《北山楼碑跋》，辑录《金石遗闻》、《宋金元词十遗》。
1974年撰作《浮生杂咏》，续撰《北山楼词话》。
施蛰存
1978年撰着《唐诗百话》，续撰《北山楼词话》。
1980年主编《百花洲文库》，译法国象征派诗人庞维尔、达尔尚、马拉尔美、孟代思、韩波散文诗编为《法国散文诗十篇》。
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诗百话》、《北山谈艺录续编》。
2002年《施蛰存日记》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2003年11月19日病逝于上海。
施蛰存石秀_施蛰存 -朋友眼中的施蜇存
徐中玉：70年相知的悠长岁月
著名教授、学者徐中玉老先生今年九十岁，与施蜇存老已经相识七十年，就在一个月前，为庆祝施蜇存诞辰100周年和徐中玉诞辰9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为两人举行学术思想研讨会，两人的研讨会一起办，既有学术的原因，更
施蛰存有私交的原因。徐中玉告诉记者，自己可能是施老在世的朋友中，和他相识最早的。
相识七十年，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是一生的悠长时光，所以谈起这位老友的去世，爽朗的徐中玉也不仅有些黯然，因为就在前天，施蜇存去世前一天，徐中玉还去医院探望过他，施蜇存已经不能说话，但还看得出是徐中玉，还向他点点头。
七十年前，施蜇存还在云南大学教书的时候，徐中玉经过昆明，闻名前去拜访，就此展开两人的友谊。1952年，施蜇存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从到时起到现在，同事五十一载。而徐中玉说起施蜇存，依然充满敬意。他说，施蜇存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却精通英语法语，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小说写得好，又写得一手好古文，居然在金石碑帖上的造诣还那么高。像他这样做什么事都能成为大家的大才子，从前就很少，现在来看，一个都没有了。
施蛰存石秀_施蛰存 -梅雨之夕
《梅雨之夕》是心理分析小说家施蛰存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同作者的其它小说一样也描写了性心理、揭示了潜意识，但与《鸠摩罗什》、《石秀》等小说相比较，《梅雨之夕》显得文笔舒展，格调清新，艳而不俗。正是这种舒展而周密的心理描写和素雅清丽的格调使《梅雨之夕》成为吸引众多读者的名作。
施蛰存
《梅雨之夕》几乎没有情节，它仅仅记叙了一位下班回家的男子在途中邂逅一位少女之后的一段心灵历程。但在新颖而丰富的心理分析学理论的指导下，作者以娴熟的文字表现技巧对人物的心理层层剖析，把读者带进了主人公那丰富多彩而又微妙曲折的内心世界。一个已婚的青年男性与一位娇美的少女萍水相逢，他会有什么心理反应?
首先是怦然心动。
傍晚的上海街头，梅雨蒙蒙，灯光溶溶，下班后的“我”虽然手中有伞却并不急着回家，而是揣着慵懒的情怀有意无意地观望黄昏的街景。这时，“一位姑娘”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看到她从电车的“头等车”里走下来，发现她没有带任何雨具。
梅雨“淙淙地”下着，没有雨具的她只好跑到木器店的房檐下躲雨。“我开始注意她底美丽了”。青年女性的美包括“许多方面”，如容颜姣好、风仪温雅、肢体停匀等，“我”觉得面前这位少女“是全适合这几端的”。她急于寻找人力车坐车回家，“孤寂地只身呆望着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雨”，“露着烦恼的眼色”，而“我”却暗喜梅雨的淙淙，――是梅雨为“我”提供了欣赏美的机会。当然，“我”想到了在家等“我”回家“一同吃饭的妻”，但这仅仅是“一闪念”而已。“我”开始为自己晚回家寻找借口。主人公找出两个说服自己的理由：首先，“我”对这少女没有什么“依恋的意识”，“我”仅仅是把她当作“一个美丽的对象”来欣赏；其次，她在“一重困难之中”，作为男人的我不能弃之不顾。于是“我”不仅心安理得地留了下来，而且还“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身边了”。
接着，“我”跃跃欲试。
雨继续下，“我”发现斜雨已打湿了女子的绸衣，薄薄的黑色绸衣已失去了遮盖的“效用”，“轻薄的雨”已画
施蛰存出了女子的臂膀的圆润。马路上仍然看不到人力车的踪影，甚至连行人也没有一个，而雨还在下个不停，晚风把“凉凉的雨丝吹向我们”。“我”想到了自己手中的伞，渴望能做古代骁勇的武士用盾牌遮挡流矢一样挡住飞来的雨箭，用自己的伞护住这位可爱的姑娘。“我”关切地注视着女子，希望她能觉察到“我”的好意，并主动上前来寻求保护。然而，他看到的是少女警惕的目光；他担心女子怀疑他“没怀着好意”，因而只好自尊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打消心底刚刚萌发的的艳念。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雨还没有住。也许少女失去继续等待的耐心，也许是她发现身边的异性对她并无歹意，少女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我”正以“怜悯的旁观的心理”观注着女子，少女主动投来目光使“我”的脸红了。“用羞赧来对付一个少女底注目，在结婚以后，我是不常有的”，“我将由何种理由来譬解我底脸红呢”?――也许答案只有一个：一种被婚外异性理解和初步接受后的欣喜与激动。“我”读懂了她的目光所传递的信息，于是就大着胆子靠近了少女，“将我底伞分一半荫蔽她”。“我”的尝试终于取得了成功。
随后，男子开始想人非非。
如愿以偿的“我”十分激动，感到幸福，血流在周身奔涌，“我”开始诧异我的奇遇”；因为“近几年……除了和我底妻之外”，“我”从没与其他异性并肩步行。然而，在欣喜之际，“我”又有所顾忌：“我们”的熟人“看见了这样的我们的同行，会怎样想”?于是，“我”把伞压得很低，“人家除非故意低下身子来”是“不能看见我们底脸面”的。
她的发香使“我”沉浸在难以言说的欢愉之中。“我”偷偷地“侧眼看她”，突然“得到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她就是“我底初恋的那个少女，同学，邻居”!――那时她才十四岁，分别七年……她一定是搬到上海来了。然而，他尚未理清这一惊喜，又由喜而悲：她今年二十多岁了，一定已成为他人之妻，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进而，又变得忧心忡忡：我也结了婚，如果她认出了我，问我是否结了婚，我该怎样回答呢?
将路过的陌生女子认作是自己的初恋情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由情感急剧波动所致的情感错位，而这种情感错位又使“我”陷入了情感危机。
就在这时，“我偶然向道旁一望”，忽然发现妻子“倚在一家店里的柜上”，“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和
施蛰存她。妻子在跟踪他吗?――疑心生暗鬼。
男子的心灵历程的最后一段是恋恋不舍、怅然若失。
“我”还在想入非非：一阵风吹来，眯起眼的少女更加“娇媚”，我觉得她很像名画《夜雨宫诣美人图》中的日本女郎；同这样娇美的女郎共伞而行真是一种幸福，“在旁人的眼光里”，“我……或许成为她底丈夫或情人了”!就在这时，“我”耳边传来“这样的嘤响”：不必送了，雨已经停了。“我蓦然惊觉”，十分懊恼地收拢雨伞，“怨怼”老天爷“不再下半个小时的雨”。“我”不甘心于这场令人痴醉的艳遇就此了结，因而委婉地提出了继续陪伴的请求：“假使没有妨碍，让我送到了罢”；“假如还是下着大雨便怎么了呢?”但是，“我”不仅听到了少女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的谢绝，而且还看到了她脸上的“特殊的端庄”，一种包含着少女们所特有的矜持、自尊和提防的端庄。于是，“我”只好知趣地告别。
姑娘“消失在黄昏里”，“我”带着无尽的遗憾、惆怅似梦似醒地上了人力车；恍恍惚惚，“我”总觉得“有一桩事没有做完成”，“心里有着一种牵挂”。夜空中已出现了星星，但“我”几次想把手中的伞张起来。来到自家门前，“我”依然迷迷糊糊；叩门，屋内的人询问“谁”，――这询问声竟是那少女的声音!走进家门，灯下的妻子又变成了刚才那位在店铺里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的女子，直到妻子问“我”为何回家这样迟，“我”的神态才彻底清醒。“我”骗妻子说自己与朋友在途中吃过“小点”，――“为了证实我的谎言，夜饭吃得很少”。
怦然心动――跃跃欲试――想入非非――恋恋不舍、怅然若失，作者周密而真实地描述了主人公邂逅少女后的全部心理流程。这种心理展示或心理分析是立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上的。
众所周知，施蛰存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同这个三十年代初兴起的流派的其他作家一样，他的心理分析小说也深受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关于人格结构及其内部冲突的学说，大致可分为三个板块，即本能论、人格结构论和心理解剖学说。本体能认为，人性的根本就是由生物能(或性能量)转换而来的心理能的发泄与反发泄；一切用于人格做功的能量都出自本能。人体结构论是关于本能的能量的投注和转移的理论。这一理论把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储存本能的地方，是各种本能的驱动之源)、“自我”(是协调本能需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平衡机能)、“超我”(在良心、道德律令、自我理想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它把本能力量转移到实现理想、创造等方面上来)。心理解剖学说把人的心理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其中，潜意识与本能密切相关，其中蕴藏有被压制的本能及与性相关的情感。
《梅雨之夕》的心理分析立足于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作品注重描写主人公的潜意识，尤其注重揭示人物的人格中的“本我”与“自我”的冲突。在“怦然心动”阶段，作者的文笔初步触及人物的潜意识。“我”为婚外的异性所动，并把她当作“美的对象”，主人公的这一心理活动并不排除“本能”的暗中促动；而在欣赏异性时；“我”自我辩白对异性绝对没有“依恋的意识”，且不由自主地想到家中翘首以待的妻子，还寻找晚回家的借口，这一系列心理活动则又展示了主人公的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交涉：“我”要发泄本能，“本我”要遵循”快乐原则”，而“自我”则既对“本我”进行规范和抑制，又掩饰“本我”的越轨冲动。
在跃跃欲试阶段，作品虽然主要写主人公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和展示显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但“我”企图接近少女和保护少女的动机无疑是受本能推动的。试想，如果面对的是一位男性，或者是一位老太太，“我”会耗费这么多心机吗?
在“我”想入非非时，作者有意刻画了“我”的深沉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深处的“本我”与“自我”的斗争。“我”隔着伞柄偷看少女时，少女突然幻化成“我”昔日的恋人；从表面上看，“我”的幻觉是由联想或情感错位所致，但实际上是人物的意识活动由意识、前意识而进入了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无意识内有被压制的观念与情感，尤其是儿童的性发育过程的创伤性经验；由于种种原由，人们一般不愿或不能回忆这些观念和经验，但在意识或心理“监察”机制松懈时，这些被压制在潜意识里的东西就会冒出来，人们就会回忆起这些比较“阴暗”的东西。――由于羞耻感和顾虑道德谴责等因素的作用，也许“我”在婚后一直不愿触及自己的初恋，但突然的艳遇所致的兴奋与激动干扰了“我”意识中的“监察”机制，因而沉睡在潜意识中的对初恋情人的迷恋就苏醒了，无意识的非理性因素使“我”一时误认为面前的少女就是昔日的情人。担心遇到熟人而把伞压低和突然在道旁的商店里看到了妻子“忧郁的眼光”，这些行为和心理活动实际上展示了主人公的意识或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冲突。“本我”遵循着快乐原则，要主人公抓住机会尽情享受与少女相处的甜蜜与快乐，但“我”是有妇之夫，作为一个“绅士”，“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妻子的责怪、担心社会的谴责，甚至当即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于是，在意识与潜意识的交汇之际，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之中，“我”的顾虑与内疚就外化为妻子的忧虑，并且被投射到路旁店铺中的另一女子身上。这种“本我”与“自我”的冲突是极其真实的。它如实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理矛盾：对自我声誉和对已有的家庭的维护，对婚外异性的向往。
施蛰存石秀_施蛰存 -对母校的怀念
施蛰存老先生曾经对自己的人生有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自己的一生开了四扇窗子，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穿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七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四面出击，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在他的学生时代，我想他至少为打开东、西、南三面窗作了充分的准备。
松江县第二中学的前身，在淞沪抗战以前，产是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我在这个中学里肄业四年，直到毕业。因
施蛰存此，今天的松江县第二中学，也是我的母校。现在，我的母校举行八十五年校庆纪念，邀我以校友身份，写一点文字，共同庆祝。
我写了“饮水思源”四个字，以示我对母校的感恩。这四个字并不是空泛的礼貌语，我确实感到当年在这个中学里读书四年，对我以后的生活、行为和事业，都很有影响。
第三中学还不是江苏省立中学里最好的一个，但也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在历任热心教育事业的校长的苦心筹措之下，这个中学至少有两点长处，为当时中等教育界所公认，也是使我终身受益的。
第一点是师资好。在四年肄业过程中，给我授课的教师不少，有些任教时间不长的，我已不记得其姓名了。但有些教师，我至今也还记得，而且他们上课的形象，也还在我眼前。国文教师秦卓夫先生，无锡人，教一二年级国文。他朗诵古文的声调非常动人，能读出文章的感情来，徐允夫先生，常州人，教三四年级国文。他选的教材极为开明。他给我们讲江淹的《别赋》，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红线传》，施耐庵的《水浒传》。这些都是教科书中不收的，徐先生用作补充教材，使我在正统的唐宋八家古文之外，开了眼界。蒋韵笙先生是本地人，词曲家，能吹笛子，唱昆曲。校长请他来给四年级学生讲词曲，作为国文课的补充课，每星期讲二次，在下午三点钟以后授课。我对词曲的认识，就是在那时候启蒙的。
叶颂藩先生教英文文法。他在校时间最长久。从二年级起，他给我们每年讲一本《纳氏文法》，从第二册讲到第四册。使学生掌握了英文的文法结构。我升学到之江大学以后，跟外国教师学英文，他们就不大讲究文法。有些从教会中学升上来的学生，他们的口语比我好得多，可是他们都不会分析复合句子。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担任英文读本的教师是汪小颂先生。他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就被校长请来了，他给我们讲了大半本司各特的《艾凡诃》，使我对英国文学和址九世纪英文有了初步的训练。
施蛰存
有一位历史教师，我已忘了他的姓名。他上历史课不用教本，但他讲得比教本详细。他熟悉历史，讲史事时有批评、有议论。可惜这位先生下学期不来了。接任的一位年轻教师，上历史课就像说书，喜欢“摆噱头”，例如讲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事情，讲得眉飞色舞，态度很不庄重，同学们虽然很高兴听，却并不尊敬他。
数理化师资方面，华祗文先生的代数课，许栋材、张江澍先生的物理、化学课，都是在中等教育界著名的，很受学生的爱戴。可惜我无志于理科，仅能考个及格分数，未免辜负了良师。
美术老师在高年级学生的眼中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没有他的课。但有一年，请来了一位朱侗僧先生，是位书画家，满房间都挂着他自己的书画。我常常在午饭后休息时间到他房间里去看“书画展”。他给我讲中国画的道理，欣赏书画的基础知识。我对于书画的兴趣，可以说是朱先生开始培养起来的。
第二个长处是纪律严。当时，松江葳中的纪律严，该归功于两位先生。一位是舍监顾先生，专管住宿生的自修室及宿舍，我是走读生，不受他管，和他接触的机会极少，因此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了。另一位是学监，专管上课时间的全校学生。我在三四年级时候，学监是相菊谭先生，后来他成为江苏省教育界的名人。
相先生整天坐在学监室里。每个学生早晨到校，要从门房里领取自己的名牌，挂到学监室里。这是每天第一次见相先生，要向他行一个鞠躬礼。下午课毕放学，要从学监室里取下名牌，带到门房里去挂上。这是每天最后一次见相先生，也要一鞠躬。
上课的时间，是相先生空闲的时间。他或者坐在学监室里办公，或者到走廊里、阅报室里、厕所里去巡视，查查清洁卫生情况。下课铃一响，相先生就从学监室里踱出来，站在几个固定的地方，远远地注视学生的活动。学生中如有打架、骂人，讲下流话，衣衫不整，他都要管教。严重的，就把那学生叫到学监室里去训话。学生常常幽默地说是去“吃大菜”。
相先生对学生管教得很严，但是并不威。他对任何一个学生，总是很和善地开导。学生对他的训诫，很少有反感。一般总是静静地听他教训，默然退出，以后就不再犯了。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多数都是定型于中学生时代。如果在中学时期，没有得到良好的品德教育，将来无论升入大学或在社会上就业，便很容易放纵恣肆，近朱，近墨，自己不易把握了。
我把自己在第三中学肄业时身受的一些教学情况记录下来，给今天的松江二中增加一些关于校史的具体资料。同时也希望今天的中学老师们有所参考，努力自强，克尽厥职，做一个好教师，使学生们将来永远记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