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1] 。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西洋文化自明代时传入中国，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形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进步，而形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和马列主义思想等文化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总而要之，或谓自太古至秦、汉，为中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自汉末以来，则为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1] 。在中国大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渐兴起，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与政治民主化成为一个社会趋势，也是一些民众的诉求。
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史前文化
青铜器有历史学家将没有文字出现之前的文化称为史前文化。中国境内有多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被发现。考古证据显示224万年至25万年前，中国就有直立人居住，目前考古发现的有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南京直立人、北京直立人等。旧石器时代时人类使用的多为简单的打制石器，而新石器时代多使用磨制石器，表面平滑锐利，已经相当精致。石器时代的工具材质也已经不限于石器，诸如竹器、木器、陶器、骨器等都已经被大量使用。火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起到重大作用。人类开始用火来烹调食物以延长寿命，并且火也可以用来烧制陶器与玉器。
早先人们认为中华文化单一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晚近的考古研究证明史前文化范围遍及中国各地，呈现各地并起的现象，并各有其风格。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其被认为是来源自中亚之安多文化, 距今约一万年历史，以及后来之老官台文化和其延续的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辽河中上游流域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四川地区的三星堆文化，还有台湾岛上的圆山文化。而在香港之黄土峒文化，更是中国华南地区文化之最早遗址, 距今四万多年，亦因此证明了DNA分析中所指，中国黄种人之最早基因来自六万年前之珠三角一带, 其时中国仍在冰河之下，沓无人烟.
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传说时代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数千年中国杰出首领的代表。中国神话有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显示盘古可能是早期开辟疆土的领袖。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则表明女娲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领。传说燧人发明钻燧取火，神农开创农业及医药，伏羲教民??渔、猎、畜牧，创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后的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帝时期，黄河水患严重，大禹以疏导之法成功治水，被推为王。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夏商周
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备的宗法制度确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长子继承制的法则上加以严格规范与执行。标志为嫡长子继承制、土地分封制与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礼仪”对每个士族成员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实际上宗法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在宗统范围内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即规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体制下，“国”与“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扩大的，“家”的精神乃成为各级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开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响却长期笼罩着中华社会。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给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天下只有一个共主的观念，这种思想也为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奠定基础。宗法制度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在后世成为平民社会宗族概念的基础而普遍传承。商周时期的中国人产生了永生不死的神仙观念，也未有佛教宣导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商周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够得到鬼神的保护在于祭祀典礼是否恰当。商朝卜问的工具多为龟甲或骨头，而周人卜问的工具已经转为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八卦及扩充而来的六十四卦来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统治者与士人已对天命产生怀疑。士人逐渐看重“民心”，而获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这后来就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
商周时代的礼器以青铜器和玉器最重要。其造型典雅庄重，体现当时的文化特质。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商周时期也达到了一个先进成熟的阶段。周代手工业种类增加，分类更细致，因此有百工之说。商周时期发展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成为中国最早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方法。五行八卦学说更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一。商代已经有专司天文的人员，并在夏代天干记日的基础上发展出干支记日法。周代发明了圭表测影的方法后更确定了部分节气与十二时辰。在数学方面商代已开始使用十进位制，西周时期数学更成为“士”的必修科目。
在东亚大陆上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年的历史，商代奠定了中国主体字形声字的基础。商周时期也有不少知名的文学作品诞生，诸如《尚书》、《诗经》等。
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春秋战国
的礼崩乐坏与思想的勃兴 西周末年，贵族政治趋于崩溃，宗法秩序日益混乱。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旧社会秩序的瓦解，也是新社会形态形成的时期。封建时期采用世卿世禄制，贵族世代为官。战国时期开始突破，出现了“布衣卿相”。在战国时代，世袭贵族没落消失，农民由依附者变为小自耕农，私有土地成为一般土地所有形态，私人工商业也随之兴起。中国在商周时代中原地区并不全为华夏族的社会，而在华夏族的城邦之间还散布许多夷人的部落。这种华夷杂处的情形在春秋战国的大动荡中，华族与夷族之间的战争不曾中断，尊王攘夷更是成为华族凝聚内部的不二法门。在这种不断的征战中，双方都在不断吸收对方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最典型的即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夷族既有如同楚、吴、越等被华族同化者，也有如同东胡、西羌等被驱逐者。
在东周时期，由于宗教束缚的解除，新的社会风尚取而代之。春秋战国时期，四则运算已经完备。在历算方面，战国末期已有已有根据太阳年运转的二十四个节气。战国时代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建立的时代。冶铁业的兴起更是加速了土地的开垦。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于此时开始，其中最出色的都江堰到如今还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之时，官学散于民间，百家学术萌发，人文理性精神日进，因而夏商周时代嬗变而来之宗教观念焕然一新。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为人所创造，民为神主，则前古神秘观念渐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这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信仰的一个基础，而“敬天祭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张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为老子、庄子、列子所主张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为墨子所主张的墨家、为商鞅、韩非所主张的法家与后来的佛家思想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五种思想。
同时，因为文化的大发展，文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战国晚期楚国诗人屈原所著的楚辞名篇《离骚》。与之一时瑜亮的是《诗经》中记载各国民歌的章节《国风》。此外，诸子的散文也各具特色，《庄子》一书洋洋洒洒，是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佼佼者。
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秦汉时期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而其产生的新社会在秦汉时代成型。秦汉时代的文化模式奠定了中国近两千年来文化的基础，又有其时代特色。秦汉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风尚业已形成。在秦汉时期，长城已经成为华夏定居农民和域外草原游牧民族的明确分界线。自秦汉以后，华夏族对外的殖民与扩张多集中于东方与南方，与长城以外的地区多为征伐、邦谊与交流。这种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在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在中西海上交通还未兴盛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主要的交流大多经由西北陆上的河西走廊。远洋航行在此时也开始出现。随着丝路的开通，各种异国产物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至今已成中国土产，例如葡萄、石榴、芝麻、豌豆、蚕豆、核桃、黄瓜、香菜、大蒜、苜蓿、生姜等。由于西域风俗的盛行，中国文化得到极大丰富。诸如舞蹈、杂技、鼓吹乐等纷纷传入中国。骆驼、石狮、辟邪、天鹿等怪兽造型也传入中国。而丝织品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品。
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能够经两千年而延续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补充与改造，已经综合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于一体，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为目的的经学也在在汉朝成形，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的重心。
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在汉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九章算经》、《素问》、《本草经》、《相六畜》等著作均已问世。金属冶炼技术也突飞猛进。
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传统的神话系统也基本成形。随着《山海经》与葛洪所著的《抱朴子》的问世与东汉末年天师道的兴起，中国人传统的神仙观点也基本形成。
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魏晋隋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自汉献帝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凡393年，为中国扰乱分裂之时，魏晋南北朝即在此间。或谓，汉末以来，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然就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分割之状。虽中国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于华夏，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太远。
印度佛教文化输入中国，使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为此时期之一大事。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究其原因，兹举数端，后世亦可为鉴：（一）坏于盗贼无赖。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圣哲；秦以后，起事革命者多盗贼。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败则肆焚掠，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二）坏于科举利禄。科举之制，发源于汉，大备于唐。虽科举考试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然以利禄诱人，大损人格，实与古代教育之大义相反。（三）宗教信仰之缺乏。中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望，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因之以盛，而其效不可睹。要其为术，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启上智。而佛教当时流入中国，正合于中国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又有五胡乱华，外族政权治中原初以多种缘由而推显释教。然而，以中国人吸收之力，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发源之地。此时期，谓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可，谓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惟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被治者而同化。汉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则或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后汉之季，由朴学而趋游谈。汉末魏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清谈所标，皆为玄理。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多治老、庄，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佛教于是与中国学说融合；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渐为儒释道之沟通融会。
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民族交流
从东汉后期到隋代五百多年的时间是一个乱世的时代，也是中原文化和周边胡族交流最密切的时代。华北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也是受草原游牧民族侵扰最多的地区。沿中国东北至西南边界，在西晋时有鲜卑、匈奴、西羌、乌桓、氐五大外族，合称“五胡”。这五大民族在魏晋时先后有部分族群内徙。汉末中国大乱，原有内附民族开始侵扰华人社会，另外又有更多塞外游牧部落联盟迁入华北地区。而居住在华北地区的华夏民族沾染了胡人风俗，也引进了装备有马灯的骑兵。华北地区在五胡乱华一百三十年的纷乱期，胡人进行侵扰式内徙；到北魏逐渐兼并华北，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的改革之后才开始逐渐恢复社会经济生产。这种情况在隋唐时得到了延续，中亚等地民族大量内徙的情况屡见不鲜，隋唐朝廷则划地予以安顿，任其自由生活。而胡人的大量移入与活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大量的胡人高僧也成为中国佛教的栋梁。胡人在北方长期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但最终还是趋于汉化。胡人统治者的政治形态多模仿汉人，北魏孝文帝更推行汉化运动，易胡服、胡俗、胡名为汉服、汉俗、汉名，并鼓励胡汉通婚。另一方面，在北方长期居住的汉人在习俗方面也习染了胡风，呈现华人胡化的现象。入侵华北的胡人经常与当地汉族大士族通婚，遂产生了半开化的混血新贵族，他们成为了新的统治者并统一了中国。胡人与汉人的混容不仅产生了新的民族，生活习惯上也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而隋唐二朝更把这种趋势带到了塞外地区。隋朝为了交好中国西方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先后把公主嫁到吐谷浑、突厥和高昌的国王；唐朝进而把公主嫁往吐蕃国王，国际通婚进一步带动了文化交流。
长江流域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文明，但直到汉朝初期，仍未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西汉末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依然人口稀少。但到了东汉与三国时期时，为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大批汉人开始移民长江流域。四世纪初，华北汉人地区的西晋政权被胡人灭亡时，更大批的北方汉人大举移民到江南地区避难，此举带动了江南地区原有住民与汉文化的融合。唐朝在八世纪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带动汉人第三次的南向移民，江南渐成汉人聚集的重心。而东晋与南朝时期，是江南开发最为快速的时期。由于北方大族举家南迁，人丁兴旺，耕作面积快速增加。隋朝的统一，虽然在军事上是北方统一南方，文化上却是南方向北方传播。而安史之乱后，南方在经济条件上亦超过了北方。
门第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不亚于周朝时期的宗法制度。不同的是宗法制度的影响是从政治扩散到民间，而门第社会正好相反。门第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原因之一是当时学习条件困难，入仕只限于经济条件优良的少数家族，形成这些家族累世为官，积久渐成门第。东汉覆亡后，平民失去了保护，纷纷依附到大族以求庇荫，这些大族乃组织自卫的团体，筑城自守。门第更有了军事与经济的影响力。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根基不稳，往往仰赖门第支持。由于士族不需负役，平民争相依附，门第更趋发展。门第由法制化发展到法统化，以至于国家政权只有受到大门第的认可才得以延续。门第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而是因应社会的客观条件，结合形成广泛的文化生态，士族门第生命力不绝达数百年之久。士族门第为了维持其地位，一方面掌握政府人才进用管道的九品中正制，一方面选取门户相当的家族通婚，借此维护门第的尊贵。士族门第的庄园提供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并且拥有手工业作坊。东汉末年以降，由于汉人国运不振以及胡人政权当道，逐渐养成门第不屑过问政治的风气，门第中人之间盛行清谈的风潮。结果江南门第士族以不问政治而标榜，最终也因此而消失。而北方汉人门第因混血而开始重视国力关心政治，并赖此统一南北。到隋朝推行科举考试制度，平民得以通过科举考试任官，士族无法通过人才选拔以壮大门第，到了唐代门第社会终趋于没落消失。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与文化的交流和隋唐时的完全确立啦使得华夏文明重新走上正轨和恢复发展，隋唐五代宋时成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最繁盛的朝代之一。国家呈现统一、上升、自信、开放的特质。由于糅合了南北、胡汉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与意识形态，隋唐时代的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隋唐时代的文化经济基础是奠定在成功的土地政策上的。均田制将荒地与部分门第私地分配于天下农户，来自于孟子的儒家思想终于实现。
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佛道二教
魏晋到唐五代期间，中国最重要的宗教是佛教与道教。佛教诞生于西元前六世纪末期，其发源于印度北部，创始人为释迦牟尼，其在西元一世纪的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从东汉到三国时期，佛教发展比较缓慢，其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是在西晋灭亡之后的南北朝时期。这段时代人民饱受战争残害，心灵生活苦闷，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儒家思想无法适用的华北地区，佛教大为盛行，其盛行的思想程度广度早期远领先于南方。佛教由于中国的特殊文化环境，其内涵与形式也有所改变。例如南北朝时期的释道安，即规定出家人都要按照佛祖改本性为“释”。而素食制度则起源于梁武帝的推行。佛教在此五百年是其全盛期，其早期为乱世的安身立命之道，后期则是居盛世的修身养性之道。前期中国的佛教徒向往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后期随着佛教向周边地区的继续普及和唐朝空前的发达，则有了“转生中国”的概念。东汉到西晋的时期，佛教徒虽然成长有限，但译经工作却在稳定进行，早期译经工作多由来自天竺、西域等地僧侣进行。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僧侣也开始大量译经弘法。诸如鸠摩罗什、玄奘等都对译经工作大有贡献。佛教的盛行与发展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佛学成为中国哲学最大的一支之一。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之大，只有后来十九世纪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可以比拟。佛教给中国人思想上的最主要影响包括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精神不灭等。轮回说强调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强调个人言行的自我控制，为了换取来生的幸福，就要在今生谨言慎行，行善积德。要解脱痛苦，就要长期修道，而礼佛就是修道的主要途径。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徒主要崇敬的是今世佛（释迦牟尼），但之后则流行主管来世的弥勒佛，特别是负引渡众生之职的菩萨以及西方极乐净土掌门的未来佛（阿弥陀佛）。而净土宗成为后来千余年间中国最流行的佛教教派。
佛教的基本理论与因果报应观念是源自印度的婆罗门教，而众人皆可成佛的观念是释迦牟尼所创。佛教在中国长期发展后，逐渐汉化。汉化佛教中以“净土宗”和“禅宗”影响最大。 禅宗创始于南北朝，完善于唐朝，后又进一步东传到朝鲜和日本。禅宗创始于南北朝前来中国的僧人菩提达摩。他在佛教释迦牟尼“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人皆有佛性，透过各自修行即可获启发而成佛”。后另一僧人道生在进一步提出“顿悟成佛”说。唐朝初年，僧人慧远承袭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并将达摩的“修行”理念进一步整理，提出“心性本净，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的主张。 禅宗时世主张学佛不必打坐，礼佛不必读经，也不必出家，世俗活动照样可以正常进行。禅宗认为，禅并非思想，也非哲学，而是一种超越思想与哲学的心灵世界。 禅宗思想认为语言文字会约束思想，故不立文字。禅宗认为要真正达到“悟道”，唯有隔绝语言文字，或透过与语言文字的冲突，避开认何抽象性的论证，凭个体自己亲身感受去体会。禅宗为加强“悟心”，创造许多新禅法，诸如云游等，这一切方法在于使人心有立即足以悟道的敏感性。禅宗的顿悟是指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过去、未来，而获得了从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感，从而“超凡入圣”，不再拘泥于世俗的事物，却依然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禅宗并不特别要求特别的修行环境，而是随着某种机缘，偶然得道，获得身处尘世之中，而心在尘世之外的“无念”境界，而“无念”的境界要求的不是“从凡入圣”，而更是要“从圣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与常人无异，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与日常事物接触时，心境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换言之，凡人与佛只在一念之差。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诞生时间比佛教传入中国晚一百年左右。东汉末年，因社会动荡不安而产生结合巫术并聚众自保的“太平道”和“天师道”两个道教团体。自汉末道教形成到西晋灭亡后，人民流离失所，道教与佛教一并兴盛起来。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完备的宗教体系。道教在唐代同样受到尊崇，但它其最流行的时代是在宋代，并在此时形成后世主流的“全真派”与“正一派”。尽管道教形成非常晚，但其基本内容却源于中国先秦时代。先秦道家的《老子》与两汉时期出现的《太平经》，是道教初创所据的经典；南北朝中期，道士陆修静广集道经，整理成一千两百多卷的三洞经书，成为后世道教经典著作《道藏》的雏型。道教各典籍的内容多十分混杂，包含中国的各传统领域。道教的斋戒仪式，也受到了儒家与佛教的影响。由于道教的多神性，历代不断有神仙被纳入道教的祭祀范围。 南朝时期，陶弘景感于道教所供奉的众多神仙至为庞杂无序，乃将道教有关神仙按阶次排列其高低，首创了道教的神仙体系，而按职务与修行成就来定名分，乃是儒家与佛家的传统。神仙思想是各种宗教中道教独具的，只有道教认为人可以不死，肉体可以升仙。神仙观念有起历史渊源，早在西元前四世纪就已诞生。神仙思想显示了道家享乐主义的思想，使人们致力于研究长生不老的仙药，其在上层社会之间更为流行。
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宗教工艺
自从印度的佛教透过中亚传入中国之后，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形式也随之进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佛像壁画和佛像雕塑。由于印度佛像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佛像造像艺术融合了汉文化、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印度在早期的五百年内并没有制造佛像的习惯，人们认为佛的至高完美不是可以用人的相貌来描绘，因此早期的佛教艺术家是以佛的脚印或释迦佛悟道所在的“菩提树”作为佛的标记。后来由于希腊文化影响印度地区长达两百年之久，将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崇尚观念植入印度，开启了印度的佛像雕塑，希腊文化亦对佛像雕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自南北朝佛教兴起后，中国的佛僧即袭印度的佛僧风尚，大举在深山之中，凿崖为窟修行，在窟内饰以佛像绘画与雕塑。中国的佛教重要石窟，现今主要有两大区域，一是华北地区，长期统治华北的北魏政权，在先后建都的大同与洛阳，分别开辟了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第二个重要石窟群分布在西北地区，包括位为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丝路东端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以及丝路西陲的敦煌莫高窟。此外还有克孜尔千佛洞、大足石窟等位置孤立的石窟。随着佛教信仰的盛行与石窟造像的发展，从南北朝到隋唐，成为宗教艺术盛行的时代。佛像彩绘与立体造像拓展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新领域，各种与佛教相关的装饰图案也普遍深入民间，佛画敷彩技巧补充了中国传统线描绘画的特质，佛塔佛寺建筑则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建筑风格。南北朝时期的宗教艺术由于西域及印度工人而使得艺术风格带有印度、希腊、波斯的色彩，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艺术最具异国情调的时期。而与后代相比，北魏又显得异国情调特别浓重，后期的西魏则已有汉化的情形。在南北朝时期，除了佛教彩绘与雕塑外，工艺装饰方面亦由于佛教的兴起，铜器、石雕、织绣等均充满宗教色彩。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与忍冬成为此期的特色。绘画技巧方面，南北朝中期，佛画注重色彩晕染浸润的风格大为流行，对传统绘画的线描法造成巨大冲击。至南北朝晚期，敷彩的技法已远胜过白描，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吸收此技，进一步舍弃线描，开创无骨的画法。而到了隋唐时期，宗教艺术不仅在形式上汉化，而且在精神意境上也有改变。隋唐的统一与经济上的繁荣太平促使宗教壁画风格由北魏时期舍身救世的悲惨气氛转为气势恢宏、情绪欢愉。原本来自印度表现释迦牟尼前生苦难的场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欢乐和幸服的幻想画面。而唐代的佛像雕塑以健康丰满替代北魏的秀骨清相；以慈祥和蔼、关怀现实取代北魏的超凡绝尘。
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在题材上多为佛教成分，但在风格上与汉魏仍较接近。而唐代的工艺美术脱离了商、周和汉、魏六朝时期古朴的特色，开启了新的装饰风貌。
唐朝的工艺普遍具有博大清新，华丽丰满的特点，各种工艺的造型设计，多运用较大弧度的外向曲线，给人以圆润丰满之质感。色彩多表现深浅层次的多彩色阶，有富丽、华美的艺术效果。唐代的工艺制作中最卓著的是陶俑塑像，尤以唐三彩陶俑为出名，其造型栩栩如生，呈现出盛唐社会的精神气蕴。尽管唐朝的陶俑偏重动物造型，但日用工艺的装饰却一反商周至六朝以动物纹为主的传统，开启往后千余年以植物花草为装饰主流的新风格，更加反映了生活风貌而摆脱了威严冷静的气氛，使人感到自由、舒展、活泼、亲切。在制镜工艺上，汉魏六朝以来铜镜装饰图案主要是格律体，而唐镜多采用自由体，显得生动活泼，富有变化。中国在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画家是在魏晋时期，当时文人风气尚音律、书画，好玄远清雅，追求个人性情的解放，带动绘画对个人个性和特征的精致描绘。在唐之前，传统绘画大多为壁画，并体现政治及宗教色彩。自唐开始，转为以欣赏为主要目的。隋唐五代时期，也是中国绘画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类别走向分科独立的时代。自中晚唐以降，山水画成为中国文人绘画的主流，绵延一千余年。
中国文化史_中国文化史 -玄学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旧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社会的新秩序仍在重建。其时，富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致力摆脱两汉以来经学传统的束缚，转而注重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他们运用哲学论辩的方式，对一些高度抽象的理论进行探索，因而产生了当时主要学术思想――玄学。玄学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在玄学的风气之下，个人的自觉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独特精神。由此树立了一种与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思想与两汉时期完全不同，而较接近于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故玄学思想家很推崇先秦道家的《老子》、《庄子》二书，以及道家精神密切相关的《周易》一书，他们把这三本书奉为研究玄学的主要经典，名之为“三玄”。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因此玄学也融合了不少佛家与儒家的观点。
玄学流行时期也是政治动荡的时期，相对的，政治对学术思想的束缚也大为减少，在没有皇家钦定的学术标准下，当时的思想界相当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清谈”是这时期玄学讨论的主要活动。讨论纯粹以理取证，不论资历与辈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性堪比战国，与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战国时期关心的是治国之道，魏晋则关心个人的人格自觉。玄学家善于辨名析理，围绕着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动静等命题展开热烈讨论，各学派争论都十分激烈，形成中国历史上对宇宙理论探讨最活跃的时期。而论辩这种形式对促使中国产生了理性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理论性与成就也是空前的。
这个时代，玄学家所探讨的许多领域都是从前未曾思考过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不讲究学术辈分，强调思想的活泼性与创造性，因此，透过清谈的形式，年青人在思想论坛上获得盛誉者不乏其人，是中国古代诞生青少年思想家最多的时代。钟会、王弼、王戎、向秀、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