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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
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
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是以太行军区六分区机关及直属队、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秦（基伟）向（守志）支队为基础，于1945年11月5日在河北省磁县组建。原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已有1纵-4纵，不愿被称为第五纵队，故名）。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未到职），参谋长张廷发，政治部主任鲍先志。下辖第16、17、18旅。共1.3万余人。纵队成立后即参加在峭河、白晋、安北等地区作战，先后歼敌4000余人。
1946年8月，该纵队出击陇海线，首战兰封告捷。接着参加定陶战役。10月，参加巨野战役。此次战役中，第52团第1连班长王克勤成为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11月，参加滑县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第104旅。接着回师鲁西南，参加巨金鱼战役，全歼敌整编第4纵队。1947年3月，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参谋长姚继鸣。下旬，参加豫北反攻，一举攻克汤阴，歼敌8000余人，生俘敌中将司令孙殿英。6月30日，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参加鲁西南战役，歼敌4000余人。随后，挺进大别山。在危急关头，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护卫中原局，强渡汝河，战胜敌人围追堵截，直插大别山。10月下旬，参加高山铺战役，歼敌第40师和第82旅。
1948年5月9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改称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改编后随即参加宛东战役。1948年7月，参加襄樊战役。战后，6纵第十七旅四十九团被授予“襄阳特功团”的光荣称号。11月16日，参加淮海战役。战前在豫南一带执行牵制任务。敌黄维兵团东援后，同友邻部队一道将黄维兵团围困于双堆集地区。12月6日，在友邻部队的协同下，从西直取敌人核心阵地，打烂指挥中枢，歼敌近万人。
1949年2月9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萧永银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李震任副政委，李开湘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2.5万人。第16旅改称第34师，尤太忠任师长，唐平铸任政委；第17旅改称第35师，李德生任师长，李如海任政委；第18旅改称第36师，邢荣杰任师长，刘昌任政委。随后，12军参加渡江战役。4月8日，攻占铁板洲，4月21日强渡长江，随即展开千里追击，挺进浙赣线，解放县城18座，歼敌3.5万余人。10月，向大西南进军，在友邻部队配合下，解放重庆及川东地区。12月，参加成都战役，歼敌3.6万余人。尔后，转入剿匪作战和土改。根据军委命令，军部率第34师兼重庆警备区，由第34师师长尤太忠兼任警备区司令员；第35师兼璧山军分区，窦尚初任司令员，张庆霖、李如海任政委；第36师兼涪陵军分区，邢荣杰任司令员，刘昌任政委。第12军在10个月的剿匪斗争中，共歼匪12万余人，为西南地区的巩固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1年1月，第11军31师编入12军建制，原第36师（欠第106团）及原第34师第102团脱离本军建制，留在西南。3月，第12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4月17日，参加第五次战役，11月，参加金城防御作战，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圆满完成防御任务。1952年11月底，参加上甘岭战役。第12军入朝参战期间，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杨春增、伍先华、胡修道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4年4月，第12军从朝鲜回国。
第12军及其前身各部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足迹遍及鄂、陕、冀、豫、鲁、晋、皖、苏、浙、湘、贵、川等十几个省，并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沉重打击了美军的进攻。这支英雄部队，先后作战近千次，仅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就歼俘敌约50万人。
挺进大别山（1947-1848）
刘邓大军挺进并转战大别山，经受了严峻考验,付出了重大代价。仅以人员数量来说，跃进大别山前，全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参加南征的4个主力纵队和野司机关)共12.4万余人，转出大别山时，只剩5.86万人，损失达一半之多。因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一首悲壮的史诗。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是无后方作战，当时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我们采访了三百多位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刘邓大军指战员，他们有当时的纵队领导人，如六纵政委杜义德，也有旅、团级指挥员，如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政委刘昌、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等，但更多的是当年的基层指战员。在采访时，老人们都说：红军、八路军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抗美援朝还要苦……。
从大别山转出的部队，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但已经难以称之为“部队”了。自制的棉衣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带着棉籽的棉花；草灰、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现出红的、绿的、花的“原形”……。衣衫褴褛，装备残缺，面容憔悴，乱发蓬松，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进大别山前（1947年7月），第六纵队26,322人。坚持大别山斗争到1947年11月29日，野司向军委汇报：第六纵队22,000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1948年3月），第六纵队14,280人。
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了解，为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各部队所付出的艰难、困苦、英勇和牺牲。
第五次战役(1951)
为了粉碎敌人企图，争取战争主动权，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决心发动第五次战役。他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 1951年1月，我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西起开城东至鳞蹄的200公里下面，部署了11个军，共54万8千余人。 第十二军编入中央集团，并担负前锋任务。 进入战场，军党委分析敌情：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各种车辆3976台，坦克149辆，各种火炮577门，各式通信器材938部，联军还掌握飞机1500多架，270艘舰艇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而我军，车辆不足百台，没有一辆坦克，军属火炮多系美式山炮，口径小，靠马拉骡子驮，团以下通信联络，还是用古老的号和哨。美军已远离战争五、六年，每个连队仍保留有20多名经历过二战的老兵。一个美军战斗班，配有一辆中型吉普，不仅载人，还能携带全班的装具装备。机动一个小时，够我们用一天时间追赶。一日三餐，他们在车上吃纸盒包装的冷餐，而我们吃营养不足的炒面，或花上一两个小时支锅造饭。我们往前推进，每人负重60斤步行，还得不到火炮支援和后勤保障。
1951年4月22日17时30分，在半小时炮火准备之后，我三十五师一O三团和三十四师一O六团一举突破了土耳其旅防线法化洞和500高地，仅20分钟就结束战斗。一O三团毙伤敌600多人，俘敌47名，缴获枪支300多支。一O六团毙伤敌400多人，俘敌40余名。土耳其旅丢失部分车辆火炮，各杜岩洞、栗隅方向溃退。我两个先头团，踏破汉滩川的薄冰，向南继续追赶。 这两个冲锋在前的先头团，一个是攻打襄樊的特功团，一个是创造王克勤运动的模范团。 23日，兵团命令我军和十五军围歼在东豆川里一带的美三师。轻装的一O六团在团长宋崇魁的带领下，急行军3昼夜，抢占了竹叶山。山下有条公路，是美三师逃跑的要道。 一营守在主锋，三营占住了侧翼的一道山梁，宋团长率二营作预备队。 天明时分，公路上出现了300多辆满载敌人的卡车，见退路被封锁，他们跳下车来，向山上发动了攻击。顿时，竹叶山山顶和山梁变成一片火海。接着2000多敌人涌上山来，拼死打了半小时，无法接近我主峰阵地，溃退下去了，接着，又发动了第二轮冲击，也未得逞。他们向主峰发起了五次攻击，均被我一营击退。敌人改变了方向，向三营的坡梁上发起冲击。飞机、坦克也来助战，炮火的密度徒然增强了，三营的阵地被浓烈的硝烟裹住，宋团长只能听枪声来判断战况。开始，他从机枪熟练的点射中感到了部队的信心和沉着，当敌人的第三次攻击时，枪声变得杂敌，渐渐停顿了。此时，宋团长振臂高喊：二营上刺刀。上！ 敌人炮火拦截二营的前进，一发炮弹落到宋团长身边，宋团长倒下了。战士们一见团长牺牲，眼里迸出了血，900多把刺刀在黑雾中闪着火花，900多名战士的喊杀声令山岳震颤。一场厮杀又把敌人击败了。烟雾散去，山下的300多辆汽车早已无影无踪。 在军指挥所里，曾绍山军长估计到垂死挣扎的敌人会不惜血本夺路南逃，遂令侦察分队潜入敌后，把清潭川上一座不足百米的水泥桥炸掉。这是美三军后撤的主要通道。我侦察分队，昼伏夜行，按时炸断了桥。可当我部队前锋赶到时，断桥的废墟旁，一座军用简易桥已跨江而卧。我们了解到：建这座桥，敌人的工兵营仅作业一个半小时。桥的桁和梁全用钢结构衔接，桥宽5米，载重50吨。若是我军工兵营用木厂结构架设，最快也得3个昼夜。 27日，敌坦克突然向我一O三团的先头营发起反扑，企图迟滞我前进速度。一营猝不及防，但他们处变不惊，就近利用身边的沟坎隐蔽自己，只是他们手中已无任何反坦克武器，战士们奋起向坦克投掷手榴弹。手榴弹砸在坦克上纷纷弹落，即使炸在坦克身上也毫无效应。有的战士把手榴弹捆在一起，匍匐过去挂在坦克身上，也无济于事。这场人与坦克肉搏震撼了敌人，他们从来未见过这么多置生死于不顾的志愿军战士，在惊魂落魄中退却了，我一营仅伤亡10余人。 当夜，一O三团追赶到汉江北岸的南上里，一O六团也抵达石室。这里离汉城不到10公里，残破的城廓楼宇尽收眼底。汉江南岸，到处是敌人苦心孤诣精心准备的防预工事，正严阵以待我军。此时王近山副司令传令：速撤回抱川，集结休整。 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七天推进200公里，如风卷残云，可斩获不多，仅歼敌2000余人，彭总令我军移师东线，从加里山突破，切断洪杨公路，围歼美二师。
我军经过3个晚上急行军。进入战区后，曾绍山军长令李德生率三十五师担任主攻，要李德生一天一夜拿下加里山。 加里山海拔1050公尺，在群峦叠峰之中显得高大突兀，又是三八线的天然屏障。敌人在这里经营已有时日，从昭阳江南岸到山根15公里的山路上已布成雷区，山脊山顶的突出部位有严密的火力配置，人可行走的地方都设有鹿砦和铁丝网。16日夜，李德生指挥三十五师突过昭阳江。一O三团刚展开，敌人F86歼击机来了，一批次一批次地进行拦阻扫射轰炸，接着校正机又临空指挥大口径火炮，在我冲击前进道路上织成一堵堵火墙。战士们义无反顾，拎着枪一个劲小跑，不少人倒下了，负伤的躺在弹坑里喊着鼓动口号。脚下到处是地雷区，就洒上一把炒面警示后来者。他们一路猛冲猛打，迅速扫除了前哨和鹿砦，打到半山腰时已近午夜，王西军立即组织一、三营向主峰发起冲击，可一连三次受阻。原来敌人将山上大树伐倒，排列成一道密集屏障，上面是挂雷和铁丝网，冲击部队一到跟前，四周的火力像梳篦式的向我清扫。一O三团是个4000人的大团，此时已伤亡过半。 你们从两侧上，李德生在电话里给王西军提出智取。六连组织了一、三排，从最险的地方攀藤越岩，最后搭成人梯，神不知鬼不觉爬上了加里山的主峰。一阵手雷，把敌人的几个地堡掀翻了，然后向两侧猛打。居高临下，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纷纷弃阵逃跑。天明时，敌人反扑，杨勇的三连，班排都打光了，他把10个炊事员拉上去抵挡了一阵，我后继部队上来，敌人逃跑了。部队像一股巨流在倾泻，山下是一条叫毛老谷的深沟，副师长蔡启荣率一O五团猛插下去，刚进入沟里，敌百余门火炮进行拦阻射击，一O五团受到重创，副师长蔡启荣、副团长赵切源、作战科副科长李超峰、副参谋长武肇风相继牺牲，没倒下的干部战士奋力突过弹幕。法国营又上来了，一触即溃，我军按时切断了洪杨公路。 敌美二师突围时，先头是几十辆坦克，后面是200多辆汽车。刚进入我预设阵地，一O五团战士梅永洪扔出了3颗手雷，击毁了最前面的3辆坦克。敌人的逃路堵住了，纷纷弃车逃窜。一时间，杀声漫山遍野，到傍晚，歼敌美二十三团大部，缴获敌汽车、坦克251辆。 自隐里的战斗刚结束，三十四师上来了， 三十四师不顾一切向前穿插。两天就前进了200里，几乎快到东海岸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是在孤军深入。又失去和军指的联系。 三十四师立即停止前进，召开了师临时党委会。 经验告诉他们，应回头向军指挥所靠拢，政委罗洪标见大家意见一致，拍板说：撤！ 第二天，三十四师才和军指挥所取得了联系。指挥所通报说，敌人以13个师的兵力，组成快速特遣队，已插到我后方，你们北撤到五台山集结。 罗红标又召开党委会，作出决定，甩掉辎重，轻装快速北撤。 师的决定当即就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团营都埋掉火炮，把马匹集中拴在树林里，他们不走大路专选山间小道夜行。罗洪标亲自带一个营断后，他让师长尤太忠先行。 罗洪标原是二师四团团长。入朝前贺龙同志推荐说：罗洪标是我的兵，红军干部，军政双全，给你们当师政委。在这关键时刻，他起到了政治委员的决策作用。当他回到谷山向军长曾绍山报告时说，我师安全撤回，没有一个掉队的，没有一个逃亡的。 曾绍山特别感到高兴的是，部队是百分之八十来自蒋介石的军队，他们叫解放战士。在这危难的关头，竟未反叛一人，这反映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无比威力。十分兴奋的曾军长感慨地说：你罗洪标和尤太忠功德无量啊！ 三十五师突出重围是死打硬拼出来的。李德生率部撤到华川桥时，敌快速特遣队已近在咫尺。他要一O三团马上把七连拉上去，七连打了一整天，硬是撑住了敌人部署的口袋口，让全师安全撤退。 往东追杀的三十一师，也是和军里失掉联系。这个师的九十一团，在李长林团长的指挥下，已插到了三七线附近的下珍富里。师长赵兰田派出侦察科副科长枫亭，人民军朴排长和三个侦察员去寻找。三个侦察员都牺牲了。当找到九十一团时，他们正堵住南朝鲜的3个师。 团长李长林是老红军。他是靠一把大刀拼杀出来的，身上留有18处伤疤。眼下已到嘴边的肥肉不吃，令他心气难平。师长已有手令，他不能违背。撤出战斗后，他让前卫营带上敌人钢盔，每遇盘查，就由朴排长出面交涉。有不少南朝鲜军人掉队的，见是自己人，便跟他们行进。李长林告诉部队，敌人插进来，先捂嘴，拴住拉走。四天后，他们安全返回谷山，还抓来几十名俘虏。担负殿后的二营边打边撤，他们返回来晚了一天，也捉了100余名俘虏。 二营六连一排掉队后，和人民军游击队一起打了3个月游击，到秋天才归队。这里可看出十二军干部战士政治素质坚强。前进：一往无前，敢拼敢打，不惜牺牲；后撤：拖不垮，打不烂，不变质。 志愿军总部在总结时指出：第五次战役，我军英勇作战，历尽艰苦，付出了代价，但未大量歼敌。
上甘岭战役(1952)
美军整编第七师（全部参战，人数18500人），美国空降兵187团（缺一个营，一共3255人），南韩第二、第九步兵师，外加两个武装营（一共是38050人），此外联合国军配备十八个炮兵营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300多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补充新兵9000余人，总兵力在65000人左右。
志愿军，15军45、49两个师，12军的31师、34师一个团，榴弹炮兵第二、第71师，火箭炮209团，60军炮兵团，高射炮605、61团各一部，总兵力42000人左右。
最后双方阵亡总数为36000人，志愿军约为11000人，联合国军约为25000人，上甘岭每平方公里阵亡9700人！
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将军后来说：这次作战是“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军蒙受重大损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写道：“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之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
195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在《祝贺“上甘岭”大捷》社论中指出：“这次胜利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次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是15军和12军团结协作、同生共死、并肩杀敌的光辉典范，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志愿军总部、3兵团各级领导正确指挥下，所有参战各兵种各部队共同奋战的结果，也属于祖国，属于那些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的烈士和英雄们，属于每一个参加战役的干部和战士!”
12军在上甘岭直接参战部队由李德生副军长指挥。上甘岭战役中，歼敌12军占48%，伤亡12军占27%。当上甘岭的硝烟飘散到空气中时，12军有4500多名将士长眠在这块朝鲜山地上。
英雄谱
王克勤，安徽阜阳人。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被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役中负伤，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
杨春增，河北沙河人。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8月, 在朝鲜金城座首洞东南无名高地,举起最后一颗手雷扑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
伍先华，四川遂宁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入朝作战。1952年9月秋季战术性反击中，奋勇当先，毅然抱起炸药包冲进坑道，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通道。
胡修道，四川金堂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打退了美李军在坦克、大炮掩护下，从排到两个营规模的进攻40多次，创造了志愿军战士一人一天歼敌280余人的记录，守住了阵地。
12军在朝鲜阵亡的正团以上干部
35师 副师长 蔡启荣 (河南商城)
34师101团 政委臧克力(山东诸城)
35师104团 团长曹国英(河北安国)
35师104团 政委张平甫(河南滑县)
35师105团 团长 吴彦生 (江西永新)
35师105团 代团长 赵切源 (四川渠县)
36师106团（原31师91团）团长宋崇魁 (山西和顺 )
当年志愿军战时抚恤规定中有一条：对牺牲的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营级干部, 要运回祖国进行安葬。除此以外，十数万烈士遗骸绝大多数留在朝鲜半岛。朝鲜战史研究专家说，战争期间大量烈士尸体的运回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在联合国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形下也不现实。另外不回葬国内也出于政治因素考虑。
1945-1965 年历任一号首长:
王宏坤, 湖北麻城人，1929年参加红军。 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 冀南军区副司令员, 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司令员，后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委海军副司令员，海军第二政委。
王近山，湖北黄安人，蒙古族。1930年参加红军。1935年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十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政委，129师新八旅代旅长、386旅旅长，太岳军区二分区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新四旅旅长，太岳纵队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1947年），12军军长，后任3兵团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顾问。
曾绍山，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新十旅副旅长。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2军军长，后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顾问。
肖永银，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14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旅长，12军师长，副军长，回国后任12军军长，后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李德生，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7旅旅长，12军35师师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2军副军长，后任12军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
1945-1965 年历任二号首长:
杜义德，湖北黄陂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新四旅副旅长，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中野六纵政委，后任沈阳军区政委，军委海军第二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
李震，河北藁城人，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团政治处主任，太行军区六分区政治部代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8旅政委，12军副政委，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2军政委，后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史景班， 山西汾阳人。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四分区参谋长。
12军副政委，后任27军政委, 昆明军区副政委。
张文碧，江西吉水人。1930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三旅副政治委员。
12军政委，后任水电部长，南京军区装甲兵、工程兵政委，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
12军其他开国将领
韦杰，广西东兰人，壮族。1929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团长，八路军129师新一旅旅长，太行军区五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副司令员，后任60军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鲍先志，湖北麻城人，1930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独立二团政委，太行军区六分区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后任南京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副政委。
尤太忠，河南光山人，1931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17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6旅旅长，34师师长，12军副军长，后任27军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
唐平铸，湖北武汉人。1935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193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同盟，1937年回国后参加红二方面军，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宣传部部长，34师政委、12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广播处处长、《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代总编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向守志，四川宣汉人，1934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8旅副旅长，后任空降兵15军军长，军委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张廷发，福建沙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七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参谋长，后任11军副军长, 军委空军政委、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赵兰田，四川平昌人， 1933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14团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31师师长，后任空降兵15军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军委空军顾问。
贺光华，江西永新人，1929年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作战部长，12军34师副师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2军副参谋长，后任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
李开湘，四川苍溪人，1933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五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任12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国防科委31基地政委，总后勤部顾问。
邢荣杰，河北无极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期任12军36师师长，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赖光勋，福建永定人，1930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毕业，随后留在抗大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6旅参谋长、12军34师副师长。后任16军副军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顾问。
何柱成，安徽六安人，1929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7旅政委，后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
吴忠，四川苍溪人，1933年参加红军。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任12军31师师长， 后任40军军长，北京卫戌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官俊亭，安徽颍上人，1931年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九纵25师参谋长。
1975年任12军军长， 后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阮贤榜，湖北通山人，1929年入党。
1955年任12军副军长, 后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谭友夫，河南新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野四纵12旅政治部主任，陕南军区12旅政委。
1954年任12军副军长, 后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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