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具有现代性价值的儿童文学观必然颠覆以成人优先、群体优先、教化优先等为价值的传统儿童文学观念，凭借理性批判的力量来强调对那些传统的或日常生活中被假定为具有最大价值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价，从而履行“重估一切价值”的实践主张。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性。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伦理秩序的原则，推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父为子纲”的封建纲常伦理桎梏下，儿童几乎没有一点儿做人的权利与尊严，就如鲁迅所言：“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利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这种以成人为本位的传统文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总是以成人的视角去规范儿童的行为，或用“父父子子”式的封建伦理纲常去训诫儿童。这是“没有儿童”的时代，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儿童所需要的文学，难怪周作人看到的现象是，“可喜别国的小孩子有好书读，我们独无。这大约是不可免的。
儿童剧_《儿童剧》 -书籍信息
《儿童剧》
作者：周作人编译
出版社：上海儿童书局
出版时间：1933-03-01
版次：再版
页数：103
开本：32开
装订：平装
儿童剧_《儿童剧》 -简介
《儿童剧》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儿童剧_《儿童剧》 -内容综述
《儿童剧》
前面这篇序文是民国十二年的春间所写，原题曰《儿童剧》，曾经收录在《自己的园地》里，今天重录下来，这中间已是九个年头匆匆的过去了。我于儿童剧，正如对于儿歌童话一样，不是全无情分的，但是能想不能做，能说不能行，一直到现在没有努力，读陶渊明《荣木诗序》曰，“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有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实在可以借来当作我的忏悔之词。
这回因了张一渠君的敦促，勉强编了这一小册子，一总只有六篇，又都是翻译的。这原是没有办法，自己创作是谈不到，那么老实还是来翻译，我所有的材料也还是前几年所买的七八本书，选择的标准也还是从前的那些意见。原文是日本美国的人所写，这里取其比较普遍，没有历史或地方的限制的，比较容易为儿童所理解所喜欢的。至于实在能否受到儿童的爱顾，那在我现今却是别无什么把握。我所最不满意的是，原本句句是意思明白文句自然，一经我写出来便往往变成生硬别扭的句子，无论怎样总弄不好，这是十分对不起小朋友的事。我的希望是满天下的有经验的父师肯出来帮一下子，仿佛是排难解纷的侠客似的，便是在这些地方肯毅然决然的加以斧削.使得儿童更易了解。第二个希望是胜任的大雅君子出来创作朴素优良的儿童剧，更可适切的应用。――希望大抵只有三个，如童话里所说，说尽了容易倒霉，现在已经说了两个，所以也就够了罢？
儿童剧的用处大约有两种，一是当作书看，一是当作戏演。但是其间还有一种用处，或者比演要容易又比看还有用，那就是当作对话念。斯庚那女士在原书的引言里曾这样的说：
几个小孩，各人分配一个脚色，或是各人自选，出来站在同班的前面，说一件对话的故事。这种练习需要注意集中，细密用心，大家合作。说话的人想要娱乐听众，自然使他着意体会去扮那故事里的脚色。合念对话的练习可以养成清楚的捉住文字中的思想之能力，养成一种本领，用了谨慎的措辞，轻重的口气，自然的表示，去传达自己的思想。
儿童剧_《儿童剧》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
《儿童剧》
“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的关系。”[1](p・55)完整地说，价值的本质是客体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真正的价值在于使社会、人类发展、完善，上升到更高境界。沿着这一思路，结合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现状，我们完全可以说周作人儿童文学观有它自身的价值本原，因为它既重新规定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又清晰阐释了儿童生命的独立性，还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年龄特征、纯真的美学价值等带有儿童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儿童剧_《儿童剧》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基本诉求
《儿童剧》
“理性”这个概念至少有两种含义
(1)就认识论上，与感性认识相联系的理性认识意义上的“理性”；(2)就启蒙思想意义上的那种“理性”，它是与盲目信仰某种权威、宗教、学说根本相对立的。狄德罗与其他的启蒙思想家一样，尤其关注启蒙意义上的“理性”，在他看来，理性是批判宗教、社会和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有关的传统观念的锐利武器；理性是批判旧时代一切陈腐信仰和摧毁一切腐朽势力的武器。这点，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重估一切价值
既然理性与启蒙、批判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么，具有现代性价值的儿童文学观必然颠覆以成人优先、群体优先、教化优先等为价值的传统儿童文学观念，凭借理性批判的力量来强调对那些传统的或日常生活中被假定为具有最大价值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价，从而履行“重估一切价值”的实践主张。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性。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伦理秩序的原则，推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父为子纲”的封建纲常伦理桎梏下，儿童几乎没有一点儿做人的权利与尊严，就如鲁迅所言：“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利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这种以成人为本位的传统文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总是以成人的视角去规范儿童的行为，或用“父父子子”式的封建伦理纲常去训诫儿童。这是“没有儿童”的时代，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儿童所需要的文学，难怪周作人看到的现象是，“可喜别国的小孩子有好书读，我们独无。这大约是不可免的。中国是无论如何喜欢读经的国度，神话这种不经的东西自然不在可读之列。还有，中国总是喜欢文以载道的。希腊与日本的神话纵然美妙，若论其意义则其一多是仪式的说明，其它又满是政治的色味，当然没有意思，这要当作故事听，又要讲的写的好，而在中国却偏偏都是少有人理会的。”周作人深深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观念夹带着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实质，通过儒家思想及其道德，渗透于一切价值之中，以其强大的力量窒息着儿童的生存，而坚守旧儿童观的卫道士认为：“只有用恐惧的力量把人们压扁，只有不断地使人们看到令他心神不宁的对象，只有扰乱人们的理智，只有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而永远不使其满足，只有鼓动人们的想象力而禁止他们的理性发言，才能使人们成为奴隶，永远屈服于羁轭之下。”正因为如此，要消除无知，克服恐惧，让儿童从蒙昧和专制的羁轭下解放出来，过一种自由而健康的生活，那就必须接受理性之光的导引，这便是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基本诉求。于是，周作人强调需要重新评价儒家道德和重新评价一切传统儿童文学观念的价值，在《儿童的文学》中他呼吁：“把儿童当人看”，“把儿童当儿童看”，教育必须以“儿童为本位”等关于儿童的看法，他的这些看法，凭借着《新青年》的影响，很快传遍全国并形成一种社会共识。由于在中国传统儿童文学向现代儿童文学的转型过程中，周作人坚定不移地按照理性化要求来寻求对儿童观的解释，以其具有的启蒙性质彻底决裂旧儿童文学观的姿态给予了现代性的儿童文学观一种合理的表达，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以儿童为本位
强调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也即以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和接受对象为中心，使儿童文学契合儿童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和社会化特征，充分考虑与儿童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的联系。这一观念引发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观念的一系列突破性变革，使理论批评活动具有思辨的力量、创造的热情与发现的快乐。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时期儿童文学界出现了对“教育儿童的文学”之类的将儿童文学视为单一教化工具观念的挑战和超越，提出了：“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曹文轩)；朱自强提出了：“儿童文学是解放儿童的文学”，文学是对人类的心灵进行关怀和抚慰，儿童文学应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而(朱自强)“爱、顽童、自然是儿童文学的三大艺术母题”(刘绪源)，“儿童―――成人两种不同审美意识的协调运作构成儿童文学的双逻辑支点”(汤锐)，“成长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吴其南)等一系列执著于儿童文学自身本体精神的学术话语与基本观念的探讨与建设。
儿童剧_《儿童剧》 -精神自由价值
自由优先原则
当人类走出自然界并获得自身的主体性时，“自由”这个令人神往的境界便开始困扰人类的心灵。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尼采、萨特……西方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自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康德从理性的高度把自由作为意志的根本特性：“所谓自由是指意志除了道德法则以外再不依靠任何事情而言的”；黑格尔提出了自由作为人的本质这个命题，他认为：“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自由是人类实践的根本目的，是人的本质不断摆脱自然的和人与人关系的各种束缚而得以实现的过程；按照罗尔斯的看法，人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存在物。对人而言，自由源于其固有本性，因此，一种以人为目的的正义价值秩序，首先应该确立自由优先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只有自由的主张被满足之后，其他原则才能发挥作用。”
尊重儿童的自由生命价值
周作人为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念提出的最高使命就是尊重儿童的自由生命价值，这与周作人接受的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我们发觉周作人怀着充满矛盾的心态，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上发现与肯定了：春秋战国时代在法家与道家之间“弥缝”的“孔氏之儒”；东汉“疾虚妄”的王充；魏晋南北朝时代“意诚而辞达”、“纯任自然”的陶渊明；“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要宽大得多”的颜之推；明末清初“似乎很激烈”、其实“通达人情物理”、思想“和平公正”的李贽；“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可谓真雅”的傅青主；“清朝后半的学者中”，思想通达，又颇有风趣”的俞正燮、郝懿行、焦循，思想“清楚通达”，“大而入细，奇不乖纯”的蒋子潇等。而纵观周作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我们发觉周作人既接受了以俄国为代表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思潮，“为人生”的艺术观；又接受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潮，“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观。尤其是希腊文化为他提供了一个美学的参照，在《新希腊与中国》一文中，他写道：“希腊人有一种特性，也是从先代遗传下来的，是热烈的求生欲望。他不是只求苟延残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实的生活。”而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是作家憧憬的自由精神的体现，是整个人类的精神理想。于是，他强调成人应该还儿童自然本性的健全生活，还儿童快乐幸福的童年，让儿童在无拘无束的游戏过程中得到精神的解放，只有游戏才是儿童生活和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儿童的“玩”总是兴之所至的，无目的，无意识，一切出于自然的本能的创作，“他这样地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的意义……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的这一观点与席勒所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也就是说，正是游戏实现了人的自由和人的完整性。
儿童这种近乎神圣的游戏
在周作人的观念中，儿童这种近乎神圣的游戏，是儿童的精神自由生命得以充分宣泄的途径。这种把儿童的个体、儿童的精神生命与自由联结为一体的观念，是周作人揭示的现代儿童自由精神生命的精髓，也是反对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观念的强有力的武器。可见，周作人在儿童与成人两极对立的当时社会现状中，通过对儿童的生命状态独特性的肯定来对传统的儿童生命状态进行反观与重新审判，从而确立自己的儿童文学观的独特价值，其比一般儿童文学观深刻的地方就在于此，它不但指引着现世的儿童自身的生命超越，而且指引着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完成其对传统儿童生命状态观念的超越。
只能是曲高和寡
虽然周作人提出了儿童“游戏精神”的自由本质，但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这样的呼吁只能是曲高和寡，毕竟处于启蒙阶段的中国儿童文学还来不及、也没有实力来探讨“游戏性”这个具有现代意味和哲学意味的概念。更何况中国历来推崇的都是大学问，对空穴来风一样的快乐，往往羞于承认，表面一定做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孩子气从来不是这个文明古国的崇尚的气质，夫子可以倨傲、可以狂狷，甚至可以迷于情色，这些都比孩子没道理的欣喜若狂更让人脸上过得去。可喜的是，周作人呼吁的儿童文学应该顺应儿童心理发展的需要，给予儿童阅读时游戏娱乐的快感，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建设有着明显的影响。当我们的目光在70年代和80年代交界时的中国儿童文学文坛进行搜寻时，发现儿童文学界开始突破片面强调教育功能的传统，出现了种种尝试和创新。在理论界，在上世纪80年代班马高举“游戏精神”大旗，他对“游戏精神”的定义简单而直接，游戏精神就是“玩”的儿童精神，也是儿童美学的深层基础；作为儿童文学界大师之一的王泉根认为，游戏精神是人类原始心理的一种直接释放，在彻底的忘我的不再受制于社会化规则束缚的游戏中，人的生命于是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在这种标榜快乐原则和返朴归真的游戏精神的倡导下，出现了以郑渊洁、彭懿等为代表的“热闹派”童话创作的热潮。
儿童剧_《儿童剧》 -科学实用价值
人文主义为先导
在近现代的西方，以人文主义为先导，科学理性与实践逐步冲击着封建神学的一统天下，至19世纪，最终进入了一个科学主义时代。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信仰已慢慢地开始生长，《新青年》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0年代初期，胡适在文化界曾参加过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并提出以下四点认识：“一、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二、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三、根据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别，并无种类的区别。四、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找出来。”在五四先贤的意识里，世界是一个有序运动的时空体系，具有客观相对性，因而它是可知的；并且人是能动的，对于这个客体世界人们能做的是认识它。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五四先驱“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因为当时之人，无论懂或不懂自然科学，无论是守旧或维新，都不敢对科学的威力表示丝毫轻视。
把科学运用到儿童文学的探求上
作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周作人自然也受“科学”、“民主”的浸染，此时的周作人，一方面，以生物学和儿童学为基础，把科学运用到儿童文学的探求上，努力为儿童文学寻求合乎它本身的科学性，即为儿童文学的产生、发展寻找其充分的理由，这从根本上讲，周作人希望建立新的儿童文学观“使古老的传统认为无法解释的、独一无二的事件成为可解释的，即将之归入寻常事件的种属和方式之中”；另一方面，在对与儿童相关的领域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更将他的精力关注于儿童“内”生活的需求，并以美国“小学校里的文学”为榜样，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倡导“儿童的文学”，以此作为带动中国儿童文学进步的火车头，既在征服传统的儿童观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也以对儿童文学观念的探索洗刷着人们固有的儿童文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在科学理念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其科学使用价值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周作人科学地梳理了儿童文学与儿童年龄特征的关系，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所作的讲演―――《儿童的文学》中，重点分析了幼儿期、少年期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各自阶段对文学的不同要求。他认为幼儿期、少年期的心理特点：“幼儿期普通又分作前后两期，三至六岁为前期，又称幼稚园时期，六至十为后期，又称初等小学时期。前期的儿童，心理的发达上最旺盛的是感觉作用，其他感情意志的发动也多以感觉为本，带着冲动的性质。这时期的想像，也只是被动的，就是联想的及模仿的两种，对于现实与虚幻，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到了后期，观察与记忆作用逐渐发达，得了各种现实的经验，想像作用也就受了限制，须与现实不相冲突，才能容纳；若表现上面，也变了主动的，就是所谓构成的想像了。少年期的前半大抵也是这样，不过自我意识更为发达，关于社会道德等的观念，也渐明白了。”他的这一阐述，祛除了中国传统儿童文学对儿童年龄特征的模糊性认识，为儿童文学的年龄特征找到它们存在的理由。周作人在科学逻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儿童文学观深深地启发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的建设，因此，当代各种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部分总能看到有关“儿童文学的年龄特征”的论述，认识到由于婴幼儿、儿童、少年呈现出明显的年龄特征，他们在接受文学时，既有共通性，又有相异性。其次，周作人科学地阐述了儿童文学的概念内容，为儿童文学的“双逻辑支点”的理论建立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还明确地指出儿童文学的概念应该包括“儿童的”和“文学的”两层含义，须具有文学趣味，文章单纯、明了、匀整，思想真实、普遍。他的这一对儿童文学双逻辑支点的认识以科学的姿态树立起其儿童文学观的权威，为人们提供了真正理解儿童文学的钥匙，这不单延伸了对儿童文学概念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拓展了人们的思维视界。至今，当打开方卫平、蒋风、王泉根、朱自强等国内儿童文学研究大家所编著的各种儿童文学学术书籍之际，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对于儿童文学的概念内涵分析时往往离不开“儿童的”和“文学的”这两个关键词，同时，在此逻辑基础上完成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的建设。
照亮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进程
20世纪初的周作人对儿童文学所作出的阐述，虽然显得有些粗疏，但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建设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就如波普尔所说：“价值也是如此。可以猜想一个事物，一个思想，一个理论或一个观点，有助于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它在客观上是有价值的，不管它的价值是否被努力解决那个问题的那些人有意识地作了正确评价。”[20](p・205)根据普波尔的说法，我们意识到只要能解决问题，客观上就是有价值的，不管当时人们是否意识到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价值，而他的这些观点无疑照亮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进程。
儿童剧_《儿童剧》 -审美文化价值
审美文化
作为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其内在核心是人的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实践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人们可以通过对感性形式的观照，直观人的自由本质，从而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所以，作为以审美活动为核心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审美文化也相应地具有超功利性和愉悦性的特征。无功利或超功利性。康德曾经指出：“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这一观点表明有无实用功利性是审美性或与非审美快感的分界线，从根本上说，审美文化的超功利性就是人类自由自觉本质在文化审美层面的显映。精神愉悦性。主要是指审美主体通过对感性形式的观照所体验到的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感和自由感，一种不同于纯粹感官快适的精神愉快。正因为审美不涉利害关系，心灵自由自在，它引起的不是停留于肉体、感官的快感，而是超越、升华的怡情悦神的精神愉快。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去追寻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价值，我们可以说周作人虽然没有系统阐述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色及其功能，但他在谈到儿童文学的特性时，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超功利品性和带给儿童的精神愉悦。在谈到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成长的价值时，1922年周作人与赵景深以书信形式在《晨报》副刊展开童话讨论，他明确强调：“童话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正因为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主要应是娱乐、审美等功能，所以他强调：“我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小学儿童，我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以前见北京的《儿童报》有过什么国耻号，我就觉得有点疑惑，现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国货号，我读了那篇宣言，真不解这些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给小朋友看的价值”。基于这样的态度，周作人认为：“《伊索寓言》向来一直被认为启蒙用书，以为这里故事简单有趣，教训切实有用，其实这是不对的，于儿童相宜的自是一般动物故事，并不一定要是寓言，而寓言中的教训反是累赘，说一句杀风景的话，所说的多是奴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周作人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推崇“有意味的没有意思”。以上论述传达了周作人对儿童文学超功利品性的把握和给予儿童精神快乐的追寻，他的儿童文学观没有滞留在功利之境，而是成为对抗传统儿童文学观的文化形式，从而进入了一个无限澄明的意义世界。在这一世界里，儿童不再囿于外在的粗陋的实际需要，儿童通过审美，通过非实用性的自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创造来使他们的人性以一种纯粹性和整体性表现出来，并使自身最终达致最高的自由境界。可见，周作人希望通过艺术和审美来拯救儿童人生，在他看来，“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
儿童文学回归到文学
周作人的这一认识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界明确提出了让“儿童文学回归到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儿童文学界已经认识到，儿童文学既然是文学，它就必然而且首先应强调审美的功能，其对儿童的教育是透过审美功能而得以实现的。所以，当代有名的儿童文学理论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上，希望儿童文学由传统的重浓厚的伦理意识转向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方卫平《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之我见―――兼与陈伯吹先生商榷》一文在肯定儿童文学具有教育功能的前提下提出：“把教育作用当成我们儿童文学观念的出发点，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儿童文学自身品格的丧失”；曹文轩在《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一文中明确指出：“儿童文学是文学。它要求与政治教育区别开来，它只能把文学的全部属性作为自己的属性。它旨在引导孩子探索人生的奥秘和阵地，它旨在培养孩子的健康的审美意识，它旨在净化孩子的灵魂和情感，它旨在给孩子的生命带来无穷的乐趣”；刘绪源在《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一文中，强调：“儿童文学的本质只能是审美”，并进一步指出，“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其实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三者决不是并列的。文学的作用，首先必然是审美作用(甚至可以说，文学的作用只能是审美的作用)。只有经历了审美的过程，只有在审美过程中获得了内心的悸动和愉悦，这种心理的变化才有可能转化为其他，比如，转化为一种新的认识眼光或认识能力，转化为一种类似于教育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以审美作用为中介，文学的教育作用与认识作用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理论引导下，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很多文质兼美的作品，如冰波的《小青虫的梦》与《绿色的音符》、常新港的《独船》、曹文轩的《草房子》、金波的组诗《春的消息》、彭学军的《油纸伞》与《红背带》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具有现实性，扎根现实，同时又拓展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它们以审美力量、情感力量、道义力量和语言力量，以及凭借舒缓、温柔、优美的格调与人性向善向美的精神品格，使儿童的灵魂受到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