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华南师范大学唐昊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教师]](http://img.aihuau.com/images/b/05040503/041703050504565976028.jpg)
唐昊
华南师范大学教师,多次在岭南，北京等地方进行面对社会热门时间与群众展开话题。最新的三聚氰胺事件中，他又以客观的，民生的态度进行了评价。
会议的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唐昊：广东的奶粉为什么在检测上是合格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比其他企业做的好，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少生产奶粉。事实上奶粉这个行业是不赚钱的。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并不是说通过一个事件的刺激，针对某一个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结构性是一个什么问题，一个关系到整个产业发展的战略以及政治体制配套的问题。
唐昊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段时间内针对某一个领域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听了正反两方面后，我有这个印象。但是问题在于说，并不是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认为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解决起来很难，需要全面解决，我们索性就什么都不做，事实上我们还是有很多应事的。三鹿奶粉事件我们不应该看成了事件，三鹿本身的问题，企业本身的问题，甚至是三聚氰氨参加到食品当中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永远也无法得到解决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路，事实上奶品，奶业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揭示出来的，我一向很少喝纯牛奶，是喝酸奶，因为抗生素问题。我们以三聚氰氨为支点，揭示更大问题的存在，这个工作远远没有得到真正的进行。
主持人：唐昊教授，您是法学院的副教授，是否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下该事件？
唐昊：在这个问题之外，我想谈一下，事件的呈现和中间的因果关系就不谈，想谈直接的问题，法律方面是一个制度方面的核心问题。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大家对于问题本身的关注会忽视，关于公民本身一个自救问题，一个号称有一千多道检测的企业，它都是靠不住的，政府的监管部门，从全国质管局，最终都没有检出三聚氰氨，这是技术问题，但是政府监管很难到位的情况下，这个结果显然发生，这个社会本身有没有自救能力，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如果说所有的食品安全也好，身体健康也好，这些包括从经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好，完全依赖于政府监管，这个社会甚至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有媒体能够把事件呈现在公众面前，并且这种呈现没有受到太大的，在传播上达到了最大的效果。这样的进步远远还不够，公民社会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足以发现问题的程度，但是这个社会还没有成长到足以解决问题的地步，我们可以把很多问题揭示出来，从华南虎到三鹿奶粉，我们都可以揭示出来，但是如何解决。解决这个事件，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样本，这就是公民本身的自救能力问题，这个自救能力不能培养，当我们关注下一个焦点的时候，还有谁会关注华南虎，当我们关注下一个焦点的时候，三鹿奶粉的事件可能又会被淡忘。这样的事件正在慢慢的淡化出我们的关注的焦点。包括我们在这里这么长的时间后，事件出现一个月后，我们才召开今天的论坛。虽然这是全国第一家召开。食品按照的问题会不断的恶化下去，这是一个情况。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淡下去，有我们自身认识的问题，也有思维方式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在这个事件之后，我们需要对政府部门给予一个正面的评价，尽管质检部门备受冲击，或者有关人员负责任，那么所做的贡献可以简单的回顾，首先是追查责任，进行调查的最后，相关的责任官员是有落马的，并且调查还没有结束。奶粉的患儿给予全程的检查，费用全包，这些都是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但是这样的一种解决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这样的介入，政府对问题的介入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包括对相关责任人的追查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政府对这事件的介入，可能对公民的全面，制约了公民的自救能力。对于媒体出格的报道，对于整个事件不规范，问题的追究形式，包括限制，很多记者都会说，媒体的环境不好。那么这一点对于公民社会的问题，了解事件的能力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损害。如果是再一个公民社会比较成熟的，社会有自救能力的，三聚氰氨奶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景，首先就是整个新闻媒体就会落峰而涨，但是我觉得国内的媒体做的远远不够，另外大规模的集体诉讼发生，奶业协会本身进行改革新的标准的出台，等等这些情况制约了社会本身的自救能力，社会的自救能力无法培养出来的话，类似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对于公民这种通过诉讼获得巨额赔偿的渠道进行堵塞的，公民不能从这个事件中获得进步的力量。
主持人：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请唐教授为我们谈下对于此事件您自己得到的启发？
唐昊：关于奶粉事件，很多的记者和协会的朋友，都谈大一点，就是关于产量的问题，广东只能生产液态奶，奶粉可能由于中间环节或者由于上游的成本过高。对于奶粉来讲，我们的供给国内消费者的场频和供给奥运会、香港和出口的产品，质量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的产品质量，会得到相当程度的保障，这意味着整个奶制品的行业有利润空间可图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可以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无非是损害消费者的成本，损害消费者的成本更低。损害消费者的成品在国内会更低？就是上游企业不会与下游产业进行讨价讨价。事实上在这种层面是受到阻塞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表面看起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可能是制度环节的问题。所以我们谈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的滞后导致发展缓慢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对于政府来讲，对于企业来讲，对消费者，对公民社会来讲，需要做的工作可能要很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事件的本身淡出公众。事实上对于公民社会本身来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媒体，这是公众意见凝结的平台，同时也是形成公民社会精神力量的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在这里，我想对整个产业链进行继续的报道，披露更多的细节，可能是公众认识的必经阶段，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把责任归于企业。对于整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讲，需要更多的论坛，把这样的讨论引向深入，包括我们珠江论坛以法学角度，可能会说出很多公众平常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来得及思考的领域，这个也在无形中扩展了公民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企业和政府负上各自的责任，包括企业本身对于食品的社会责任，食品安全是社会对于企业的底线性的要求，这一点应该成为一个全面警醒的时机。
主持人：很多时候监管部门会谈到，检测三聚氰氨的成本过高。是否这样的理由也成为了造成此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唐昊：的监管部门经常说到，检测三聚氰氨的成本过高，但是我们对于这样的成本不支付的，可能社会也好，企业也好，还有政府本身的公信力会付出更大的成本。使我们公民本身的自救能力进一步的提高，因为事件倒退十年前的话，可能这些事件都是出现的，或者很快就被消解，引起不了我们大规模的讨论，我们从无认识能力，到现在的认识能力，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所以下一步应该继续进步。这个需要努力的群众是公众本身包括在座的每一个公民，我们不能说把事件停留在三聚氰氨的事件，伊利说买一送一了，我们就买了两箱牛奶回来，我们不能从这个层面参与事件，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功夫。由公民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国家最常规的途径，我们回想历史的事件，美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也就是说，在进步的运动，仅仅数十年的时间，如果公民社会的能力被培养出来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可能仅仅是一代人的时间，这是我的看法。
是的，对于我们这一带更注重与创新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很难以客观的手法看到社会的本质。
让我们来接近唐昊，听他讲讲这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