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哈佛大学史学博士 ，先后师从钱穆、杨联升二位先生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曾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和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着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2006年，余英时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终身成就奖”(the John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
余英时_余英时 -人物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生于天津。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1950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在报纸发表文章。1952年，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1955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认识了张灏。
余英时新亚书院毕业证书
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于美任教期间，余英时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余英时与先师钱穆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颇获政府当局的重视。尽管其思想与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着作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
2006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与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为表扬余氏一直为史学作出之贡献，余氏母校新亚书院联同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第一届讲座已于2007年举行，讲者为许倬云教授。
学历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1962）
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1952）
职衔
余英时先生
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1991-1992）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1987-2001）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1977-87）
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1973-75）
美国哈佛大学正教授（1966-77）
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1962-66）
荣誉
唐奖第一届汉学奖（2014）
国立交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2010）
国立清华大学名誉博士（2008）
国立政治大学名誉文学博士（2008）
日本大坂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7）
余英时墨迹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Humanity (2006)
Senior Distinguished Scholar, John W. Klug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 (2005)
Member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4)
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1992）
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
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
余英时_余英时 -学术贡献
唐奖颁奖词
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教授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教授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贡献概要
余英时领取唐奖汉学奖
余英时教授是享誉国际的史学大师，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他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2006年12月，余先生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中西方学界皆推崇先生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之泰斗。
余先生于1967年出版首部英文专书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开始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其后，有感于自己英文研究成果在东方学界读者有限，余先生乃改用中文撰述，期待研究成果可以传布至西方汉学圈外。《历史与思想》一书是余先生在台湾刊行的第一部论文集，此书不仅准确呈现余先生的治学取向，例如中国文、史、哲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中、西文化与思想之间异同的比较。具体的研究论题而言，集中所收的少数论文后来也都发展成为专书，如《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等。其次，此书是余先生中年以后，改用中文为学术着作主要媒介的开端。
余英时著作
余先生着作等身，从1953年开始发表着作以来，六十年间，余先生出版中英文着作五十九本，论文四百余篇。举其重要者，有《历史与思想》、《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增订版《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史学与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等书。二十一世纪后，大陆亦陆续出版《余英时作品系列》（北京三联书店）、《余英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余英时英文汉译论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余英时作品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使余先生的学术影响遍及学界。在庞大的着述中，余先生的贡献与学术特色，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首先，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涵括了上起 三代，下至明清，甚至当代的各个时段，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除了早期有关汉代死后世界观（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1962）、汉代胡汉经济交通史（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1967）的英文着作外，他丰富的中文论着，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知识人的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都深入加以研究，并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议题。比如古代中国“反智论”及其后世之延续、古代中国知识人（士）身份与角色的转型、传统时代知识与政治（道统与治统）之间复杂关系、宋明理学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说等等，为中国文史领域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思路。这当然与余先生深入理解西方哲学、历史与文化理论，转而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与文化有关，也是他始终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命运深切关怀的结果。
二、余先生以其深厚学养，关注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中最具关键性的理念涵意，及其历史起源与发展等问 题。延续清末民初以来中西文化异同的争论，余先生对中国文化“内向超越”特性的阐释，是现有论述中最为详明而扼要者，对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现代意义，贡献良多。而“内向超越”既为中国固有文化中最为核心关键的特色，其承自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历史渊源及其涵义，也是亟需面对的重大历史问题。根据传统典籍与地下考古材料，余先生近来重新反思此一问题，撰着《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可以视为他对此问题的定论。
三、余先生于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后，发表千余页巨着《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 是国际汉学界的一大事件。此书运用一切有关史料，分析中国传统士大夫诉求的“得君行道”的理想在宋代之所以获得相当程度实现的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原因与过程。然而，由于儒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历史环境的限制，导致欲落实“仁政”的士大夫无法长时建设制度，也无法保住此一理想的实际效果。最能终落入唐吉诃德式的结局。由于此书的丰富性、清晰性与深厚性，今后凡是从事研究中国传统在近现代中国的意涵者，无法不正视此书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四、余先生研究思想史，虽然对宋明理学十分重视，但基于史学立场，并不接受理学家或新儒家的道统观──把宋明理学当做儒家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清代以下的发展只有学术史意义，在思想史上无足轻重。余先生不仅认为清代考证学的兴起有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可寻，即因宋明理学内部义理问题的争端导致儒学转向经典考证，而且此种转向也代表儒学主智论（intellectualism）的兴起。清代儒者道问学的精神代表儒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其历史意义绝不在宋明理学尊德性之下，而且，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一个始点。
五、余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但由于他对于传统与近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具有同等深厚的 理解与掌握，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领域的着作，因此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重寻胡适的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等书里，他对近代重要知识分子学术地位及治学理念的阐发，乃有目共睹。如陈寅恪所作的隐语诗，经过余先生的破译，方能窥知他的兴亡遗恨与时局针砭，也更深入把握这一个对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深入骨髓而同时深具世界眼光的杰出学者的悲凉与清醒。
余先生平日撰述多为专业论着，闲时亦关注文化及政治问题，发而为文，关心的层面由学术扩展及时事，而 且剑及履及。然余先生虽然观察与评论两岸政治，并不实际参与政治，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其出发点乃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 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盛赞其人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
余英时_余英时 -获奖演说词
（本文系华裔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2006年12月15日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的演说全文。该奖项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翻译自余先生亲自删定的受奖演说全文，尹德瀚译。
）
余英时先生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能够成为2006年“克卢格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彰显中国文化传统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知识史；前者系我终身学术追求的一个学科，后者系我选择专精的领域。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学教育，并前往我现已归化的国家――美国继续攻读研究所。
中国“道”概念反映现实世界
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领域逐渐开阔，我才认清要清楚认识中国文化，必须知道它独特的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年至479年)，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关键年代―――西方称之为“轴心时代”。根据学者的观察，好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这段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觉醒导致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产生区隔。对超现实世界的新视野提供有思想的个人，不管他们是哲学家、先知或圣贤，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这就是一般所知的“轴心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精确形式、经验内容和历史进程则每种文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于它对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响力。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中国超现实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时就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点与轴心时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图认为有个看不到的永恒世界，现实世界只是这个永恒世界的拷贝，但早期中国哲学绝未提到这种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为二，但中国宗教传统也没有这种清楚的划分。早期佛教文化极端否定现实世界，将其视为虚无，中国的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观点。
认识中国文化须靠比较观点
相对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道”的观念也是由轴心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轴心时代创生的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观念，几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来，要说“道”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民的内在与外在也不为过。
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16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20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抗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中国改朝换代与历史延续性
我对中国知识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盖古代乃至20世纪，而我的第二个轴线始终把重点放在改朝换代之际。和其他文明比较起来，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延续性与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携手并进。因此我为自己设定两个研究目标，其一是辨识中国历史上知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其二是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是否有其独一无二的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往往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1940年代开始思索中西的对抗
接下来容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国与西方如何在历史的脉络下对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0年代晚期，当时中国对抗西方这个大问题笼罩了整个中国知识界，从此时时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且不时出入于中、西两个文化之间，这个问题对我已经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经过初期的心理调适，我早已对美国生活方式乐在其中，但同时仍保留我的中国文化认同。然而关于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最好途径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
中国与近代西方初遇是在16世纪末期，当时耶稣会教士来到东亚传教，其中对文化敏感的利玛窦很快就发现，中国的宗教气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释、道基本上被视为一体的，就是在这种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玛窦才得以使当时许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认为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这样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国基督教徒宣扬一种基督教与儒家的合成体，等于让中国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进去。
19世纪晚期，一些心胸同样开明的儒家热心接受在西方当道的价值和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个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权。当他们之中有人前往欧洲与美国，并停留足够时间去做第一手观察时，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理想与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类尊严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两个对立的儒学派，一是现代儒学(或称新儒学、当代新儒学)，一是传统儒学，两个学派都鼓吹民主，并对早期儒家经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开有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然已经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价值系统的兼容性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我对“人权”要说几句话。“人权”和“民主”一样，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词，原本不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儒家论述。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人权”这个观念正如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在《论语》、《孟子》和其他儒家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纪，帝王谕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在这两份年代分别为公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谕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儒家从未接受奴隶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义之赐，晚清的儒学者才会欣然领会西方有关人权的理论和做法。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余英时_余英时 -论着
专书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民主革命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到思维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
《自由与平等之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与平
等》，1984。
《文明论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方以智晚节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订扩大版，1986。
《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6；台北：华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增订本，1996。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1981年增订再版。
《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按：此书有英文简介，见Heaven Earth, the Chinese Art of Living, Journal of Fine Arts Inner Arts I.1(May 1991), San Francisco；德文译本见Martin Miller, Die Modernitat der Tradition, Zum Kulturvestandnis des Chineisischen Historikers Yu Yingshi, Munster: Lit, 1995, pp. 59-121.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森纪子日译本，东京：平凡社，1991；郑仁在韩译本，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93。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本为一名同实异的论文集，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本《钱穆与中国文化》，内容略有不同。
《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着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
《民主与两岸动向》，台北：三民书局，1993。
《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现代儒学论》，美国纽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有增订。
《中国知识分子论》（康正果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论士衡史》（傅杰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1.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2.
2.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4.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Co-editor (with Willard J. Peterson and Andrew H. Plak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4.
着作
《现代儒学论》（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
《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何俊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史学研究经验谈》，邵东方 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
《人文・民主・思想》，海豚出版社，2011年1月。
《中国文化史通释》，精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5月；平装，2012年1月。
《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
《朱熹的历史世界》，精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月。
《余英时访谈录》，陈致 访谈，中华书局，2012年3月。
余英时作品系列：《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精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
《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272页，286 千字。
《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408页，380 千字。
论文
1.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书局，1992，页458-476。
2. 〈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九州岛学刊》5.2(1992)：5-18。
3. 〈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余英时等着，《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页35-42。
4. 〈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3(1993)：173-196；又见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页173-183。
5. 〈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205-221；又收在北京《中国文化》10(1994)：27-36及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暨从教七十年论文集），成都出版社，1994，页493-514。
6. 〈《钱穆与中国文化》自序〉，《学术集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 223-229。
7. 〈我走过的路〉，《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16（日本?大坂，1995）：1-9。
8. 〈谈中国当前的文化认同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31(1995)：13-15。
9. 〈追忆牟宗三先生〉，台北，《中国时报》，1995.4.20，11版。
10. 〈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页63-92。
11.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台北，《联合报》，1996.10.22-23，37版；收入严耕望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页35-44。
12. 〈《朱熹的思维世界》（田浩着）序〉，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页3-8。
13. 〈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和风堂新文集》序〉，台北，《联合文学》12.11(1996)：14-26；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页1-23。
14. 〈《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张朋园着）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80，台北，1997，页i-vi。
15. 〈1997思前想后〉，《二十一世纪》41(1997)：4-8。
16. 〈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刘再复《西寻故乡》序），台北，《联合报》副刊，1997.5.8-9；《西寻故乡》，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7，页1-8。
17. 〈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香港，《明报月刊》32.12(1997)：110-111；又见北京，《世界汉学》创刊号(1998)：190-193。
18. 〈《煮酒论思潮》（陈奎德着）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页1-8。
19. 〈侠与中国文化〉，刘绍铭、陈永明编，《武侠小说论卷》上册，香港：明河社，1998，页4-76。
20.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页3-52。
21. 〈戊戌政变今读〉，《二十一世纪》45(1998)：4-14。
22. 〈论学谈诗二十年--关于《胡适与杨联升往来书札》〉，台北，《联合报》副刊，1998.2.22-23；《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升往来书札?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i-xii。
23. 〈香港的自由与学术文化〉，《明报月刊》33.3(1998)：15-16。
24. 〈《朱熹哲学思想》（金春峰着）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页1-4。
25. 〈《自由鸟》（郑义着）序〉，台北：三民书局，1998，页1-7。
26. 〈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台北，《中国时报》，1998.12.24，14版；又见《文汇读书周报》1999.1.2，9版，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出版。
27. 〈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收在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页352-375。
28.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收在余英时等着，《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页1-31。
29. 〈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台北，《联合报》，1999.7.11-12，37版。
30. 〈《共产中国五十年》序〉，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1949-1999》，香港：开放杂志社，1999，页1-7。
31. 〈商业社会中士人精神的再造〉，台北，《联合报》副刊，1999.9.12-13。
32.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二十一世纪》56(1999)：10-14。
33. 〈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从胡适与傅斯年说起〉，《古今论衡》3(1999)：66-75。
34. 〈多元化与普遍价值的寻求--祝台湾大学七十周年校庆〉，黄俊杰、何寄澎主编，《台湾的文化发展--世纪之交的省思》，台北：国立台湾大学，1999，页1-9。
35. 〈《朱子文集》序〉，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共十册），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册一，页13-26；又刊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2.9(2000)：1-13，题为〈谈宋代政治文化的三个阶段〉。
36. 〈轴心突破与礼乐传统〉，《二十一世纪》58(2000)：17-28。
37. 〈「王道」在今天的世界〉，马鹤凌编着，《文明融合与世界大同》，台北：台湾中华书局，2000，页139-147。
38. 〈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刘述先主编，《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序》（新亚丛书之四），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0，即出；又见台北，《联合报》副刊，2000.10.24-25。
39. 〈重振独立自主的人格〉，香港，《明报月刊》35.1(2000)：18-20。
40. 〈打破「西方民主」的迷思〉，阮铭，《民主在台湾?序》，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0，页Ⅰ-Ⅳ。
41. 〈「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二十一世纪》61(2000)：4-6。
余英时_余英时 -余英时文集
《余英时文集》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十二卷
：
第一卷史学、史家与时代
第二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
第六卷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第七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第八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第九卷历史人物考辨
第十卷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第十一卷 论学会友
第十二卷 国学与中国人文
余英时_余英时 -访谈
今古逍遥知识人
早报记者 陈怡 来源：2006年12月15日 东方早报
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不久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颁奖仪式，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分享本年度大奖，余英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学者。
香港学者李欧梵曾称这位30年的同行是个逍遥自在、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但遇不平之事要说话，任何强大的势力在他看来都不觉得有什么重要。余英时昨天在普林斯顿家中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我觉得这几点还是比较说中我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在与余英时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感觉就像曾有过相同经历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所形容―――“是场享宴”。
当记者好奇地向他问起，自他1978年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的余英时如何了解、研究中国时，76岁的老先生在电话那头调皮地反问：“那我也没有跑到历史中去过啊，我是怎么了解历史的？”
获奖并非因为我是中国人
东方早报：您之前知道自己今年将获得克鲁格奖吗？
余英时（以下简称余）：这个奖项的评选保密工作实施得非常严格，得知获奖消息时我很意外。克鲁格奖从2003年创立时，第一届获奖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神学的，第二届的两位得主分别研究基督教史和法国诠释学，今年我和非裔学者约翰・富兰克林的获奖说明该奖项在美国内部已离开了白人主流学术圈，也表示奖项的西方评委已慢慢解除“西方中心”的观念，西方主流学术界已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这在5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其中有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学界将近两代人努力的贡献，也有西方50多年来中国研究者的功劳，这都是我的研究受到重视的前提。我想这次把奖项颁给我是因为我在美国大学教了四十几年书，审查委员会的人对我的背景比较了解，知道我是从世界学术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并作出了一些成绩，而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东方早报：中国研究从一种地域性研究到进入世界学术主流，这之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余：18、19世纪时，世界上讲的“汉学”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科，没有将哲学、历史、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这50多年来，西方的变化很大，欧洲汉学家受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已经从单纯考据式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追求知识的渊博转向一种现代性、具有普遍学术视角的中国研究，在考据之外还提出解释，使历史真相慢慢还原、复活，而不仅仅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新奇的对象来看待。
历史研究检视人性深层
东方早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在颁奖词中称您的学术以一种深远的方式，检视攸关人性深层事实的主要课题，您自己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学术”与“人性”的关联？
余：西方人认为，要了解人性，历史是关键，心理学则是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当事人种种不同的反应和人性的复杂，从个人早年接受的教育、价值观变迁和当时的处境等因素中，真正了解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古老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连续性传统非常强的文化。人有意志、情感、欲望、向往，这些都找不出一定的规律，所以，机械地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式寻找历史规律是找不到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过去假定人类社会都经过统一的发展阶段只是一个假说。中国与西方相比，历史上没有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这样很明显的里程碑式的时代，朝代更替并不能说明社会的一种必然变化。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产生了资本主义，那就是西欧。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先被概念束缚住了，历史是开放、鲜活的，最没意思的历史就是造一个公式到处套用。
东方早报：这是否也是您个人治史方法上的一个特点？您求学过程中有哪些导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余：我的求学经历比较特殊：小时候在乡下的9年根本没上过什么学，16岁随在沈阳工作的父亲到沈阳上学，已经没有机会再从头学数、理、化了，就只能学文科，而自己则一直对历史感兴趣。
从1950年开始，我在新亚书院和钱穆先生有了接触，受他的影响，我对“五四”的认识修正了许多，了解到“五四”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运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那以后，精神领域还没有再经历过比之更大的转折，像1980年代的文化热，也是还没成型就中断了。但反对“五四”的人也有其重要性，这两种立场在当时属于激进和保守两种思想认识的不同。后来我在研究史料中发现，1920年代胡适在北大的入学考试中出了关于“五四”运动的考题，不少学生答不出来，可见“五四”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被后人夸大了。经新亚书院推荐，1955年时我来到哈佛燕京学社，受教于清华经济系毕业的杨联升先生。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使我受益颇多。我早年的英文着述《汉代的贸易与扩张》就是受杨先生影响。他也影响我后来看任何思想，都不会把它放在真空中，而是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希望尽量用想像力来还原历史，思考一种制度如何诞生，在运用中会发生什么问题，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但我觉得这项工作目前在整个中国史学界还没有真正开始。很多人现在因为害怕挑战一些宏观的框架，只做小问题的考证、研究，而不触及社会性质、结构变化等大的判断，这就像造了一个螺丝钉、一扇门、一个窗，但没有整幢房子的构图，关于中国历史的形态描述几乎就被放弃了。所以我侧重研究各个时代变化的阶段，希望能从中国历史的大发展中找到一条整体性贯穿的线索、一种内在的变化，而不是让外来概念笼罩它。
向往有人情味的生活
东方早报：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新的治学动向？
余：我一般每天都和我太太一起散散步、聊聊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别的朋友现在都离得比较远，只能打打电话。我过去喜欢下围棋，还给《围棋天地》写写文章，现在年纪大了，做学问之外就不想再多伤自己的脑筋，只是看看别人下。每天的工作时间从3到10小时，或长或短，这已成为一个生活习惯。不是我比别人用功，而是因为我的工作和娱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笑）
11月初到二十几日，我读完了顾颉刚600万字的日记，写了6万字回顾顾颉刚生平的文章，准备给台湾联经出版社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作序言。最近我正在把原来散落于各种杂志、书刊中的论文编辑成两厚本英文的论文集，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步我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禅宗和尚的关系。
东方早报：如果什么时候您打算回中国，最想到什么地方看看？余：我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人抬的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东方早报：能形容一下您心中的理想生活吗？
余：我向往的生活和绝大多数现代人大概没什么不同，即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在这种社会和文化安排下，人与人之间能互相尊重、容忍，过的是有人情味的共同生活。我绝不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我相信社会必须以个人为本位。只有如此，所有不同的个人才都能发挥他（她）的天赋才能和追求一己的理想。中国古代有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一向往在今天更为迫切。“帝力”代表政治力量，作为维持群体的“秩序”，不能不存在，但它应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人不觉其存在。政治力量对人生各方面的干涉，越少越好。这样便会出现一种“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是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