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习远平怀念父亲的文章
习远平：追忆习仲勋的梢林精神
编者按：2013年10月11日，习远平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文章《父亲往事》，文中写道：“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习远平感叹，在父亲眼里，这树何止是南国榕树啊，那分明就是北方梢林！就是陕甘高原那密密匝匝、漫坡遍野、遮天蔽日、铜墙铁壁、脊有担当、愈挫愈勇、与大地同在的梢林……今天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1周年，习远平再次回忆起在中国青年报提及的这些往事。从昔日烽火连天的北方，到激情澎湃的南国，让我们和作者一起，穿越历史的烟云，一起走进那片秋意阑珊的美丽梢林。
“梢林”――之于中国黄土高原上很特别的树种群落，是一个独有称谓。陕甘人对梢林可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张扬，面对白杨、白桦等高大乔木，它简直就是匍匐在地的。但它接地气，若置身其中，那是密密匝匝，漫坡遍野，遮天蔽日，铜墙铁壁，即便高处风狂，却拿它没有一点奈何。它很皮实，脊有担当，愈挫愈勇，环境再“丑势”（陕北方言：严酷），它也能存活，高原上最金贵的是水，可有一滴滴，它就碧透了天涯。它也真的很美丽，春天嫩芽生生，惹人怜爱；夏天丰盈如海；而秋天则姹紫嫣红，自然之色在天地间挥洒到让人心醉的程度；即便冬天，它也像森森剑簇，不媚不俗，一身傲骨……
此时，我正沿着秋天的梢林，到南梁去……
今年9月28日，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纪念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庆阳南梁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
父辈们，我来了！父老乡亲们，我来了！
我来看你们战斗和生活过的“梢林”，与人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梢林”，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梢林”，建立了“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的“梢林”；我来再看一眼母亲为南梁革命纪念馆的亲笔题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永载史册”，和亲手捐赠给纪念馆的父亲主政西北局时穿过的那身戎装；我来寻找“梢林”对于今天、对于我们后人的精神价值。
“梢林”，在父亲心里，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陕甘边人民，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红色根据地，被左倾机会主义讥笑为“梢林主义”。当时，全国的红色根据地相继沦陷，可正是“梢林主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选择，挽救了陕甘边区这片红色根椐地，后来与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直至全国解放“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既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做出了巨大贡献。
父亲认为：“梢林主义”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革命力量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对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户一户做工作。然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刘志丹伯伯、谢子长伯伯和我父亲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不渝地坚持具有陕甘特色的“梢林主义”，父亲也正是在南梁“梢林”环卫的陕甘边区，被选举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父亲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思想解放，敢闯敢干，发行边币，创建列宁小学，创办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报》，处理多民族关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深受边区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边区工作有声有色。一些在白区生活的群众，都慕名专门跑到边区来走亲访友，到边区集贸市场购买商品，甚至参与边区的各项工作，陕甘边区成为贫苦大众向往的地方。当时，父亲虽然只有21岁，但办事老练，有板有眼，又能谦虚问政，有思路、有激情，因而深得大家的敬重，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边区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娃娃主席”。
遍地梢林的陕甘根据地到1935年6月，已经在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展到三十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余万的红色区域。
1935年7月、8月、9月的《大公报》，曾经连续报道陕甘红军活动的消息。7月23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是从《大公报》对于陕甘地区“赤化”情况的连续报道中，产生出将陕甘地区作为长征“落脚点”的构思。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毛泽东认为：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为父亲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认为“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既是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创者的评价，也是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评价，对“梢林主义”的评价。
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娃娃主席”，到主政西北局的书记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到解放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到受康生诬陷衔冤赴任的洛阳矿山机械厂挂职副厂长，再到率先建立特区、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父亲身份在变，但他革命者的品质不变、精神不变、信念不变。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以党的事业为天职，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梢林”――之于西北父辈那代人，是陕甘精神的象征，也是革命者美丽梦想的象征：它所代表的为人民而奋斗的真挚、快乐、谦逊、踏实、坚韧、坦荡、包容的美好品性，及与大地同在的顽强生命力，成为一种独有的精神特质，不仅贯注了父亲的全部生涯，也在与父亲相濡以沫生活的母亲身上、孩子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母亲与父亲相识、相爱、也曾并肩战斗在梢林。“文革”时，父亲含冤入狱，母亲在中央党校被列入500人黑名单，后来又被打成“五一六”反党分子，蒙受不白之冤。审查、批斗、关押、挨打，那段磨难重重、动荡不安的日子，是母亲一生之中最为煎熬的岁月。一个人抚养四个子女，丈夫又多年生死茫茫、音信全无，中央党校到处是批判母亲的大字报。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党校北灶食堂门口地上，刷写着四个大字“打倒齐心”，不光母亲的名字倒写着，名字上还打着很大的“×”，每个“×”足有一米见方。我那时才只11岁，敏感又脆弱，一看见那四个大字，心里特别害怕。每次到食堂打饭，能躲就躲。不得已去了，也都半途折回。哥哥姐姐慢慢知道了我惊吓的原因，都保护我，抢着去打饭。
母亲是最惦记我的，每天上班“受难”时，总记得顺路送我上学。开始一到路上，我都有意无意与她拉开一段距离，竭力避开母亲。既不忍看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又担心同学围观轻视，脸上无光。常因母亲及一家的屈辱悄悄落泪。而今追忆，我常为自己当年的幼稚自责，心里羞愧不已。但我永远记得母亲那时的模样：旧衣上缀着补丁，但很干净，头昂得高高的，根本无视谁鄙夷的眼光，也不在意谁在唾骂，只是一步一步，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军人的步态，坚定前行。在我心里，母亲是多么高大和美丽啊！渐渐的，我也不再留意环境的“丑势”，上学时与母亲前脚后脚、亦步亦趋……
从父亲蒙难到重新出山，风雨16年，母亲始终没有与父亲划清界限，就如同梢林始终离不开黄土高原，但也因此备受煎熬。既不能揭发、交代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也不能为了自己思想过关书写违心检讨，母亲内心痛苦至极。几乎天天熬夜思考，一天要抽两包多烟。现在母亲身患肺气肿，就是当年落下的病根。有一次，我和姐姐半夜醒来，突然发现母亲不在身边。姐姐一把拉起我的手说：快走，去找妈妈，别出什么意外！我们马上起床，摸黑起来去外面寻找母亲。当我们姐弟俩来到党校人工湖畔的牌坊下，只见母亲一个人抽着烟，默默仰望天空，孤独地徘徊，一圈又一圈走着，苍白的月光下，母亲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当她转过身，看到我们姐弟俩，愣住了，一把紧紧抱住我们，泪流满面。后来母亲说，那时，她几乎快坚持不住了，但是想到父亲，想到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她不停地鼓励自己要坚强，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父亲。
那是一场“高处风狂”的严峻考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小家，都必须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和磨砺。
河南省西华县，有大片黄河泛滥留下的盐碱地，统称“黄泛区”，也是中央党校“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土地贫瘠、劳作沉重，而干校改造生活的艰辛，更增加了我一家人的苦难：母亲是重点“改造对象”，每天都要参加超出她体力的劳动。即便是千里之外的两个姐姐来探亲时，也不能稍歇一天。两个姐姐为了安慰、帮助妈妈，也为了有与妈妈更多在一起的机会，探亲期间天天陪着母亲，徒步去八九十里外的漯河市，用三台架子车架起十几米长的电线杆，一步一步拉回来，实在累了，只能露宿在外。
为了省下每一分钱，母亲常买食堂最便宜的菜，即便是三分钱一碟的醋溜白菜，也只买半份。苦累不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母亲有风湿性关节炎，下田插秧，不得不穿着闷热的雨靴；我挨蚊虫叮咬，全身肿痒，母亲心疼，给我敷了花露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