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
陈宣章
八十六、进修
我同意改行后,就努力复习基础医学理论,为即将进行的进修做准备。
医务处陈锡*助理员带我去大连铁路医院病理科,医院已经联系好进修一年。这个医院是德国人设计、日本人建造的,标准就是“50年不落后”。医院建在山上,飞机上向下看却看不见,与周围山林融合成一片。医院所有后勤、供给、仓库等等都在地下,而且全院相通。唯一奇特的是澡堂只有一个圆形浴池。副院长兼护理部主任介绍说:“小鼻子时代,我们下夜班男女合浴,各洗各的。有时候男女医生还边洗浴边谈论病例。”(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1979年卢世*大夫共有六名进修生,按年龄排名:大连麻风病医院绳大夫,大连中山区人民医院鲁大夫,大连铁路卫校病理教研组崔黎*助教,我,空军469医院病理科屠技术员,大连海港医院徐金*大夫。我的外号“老四”。
绳大夫,男,已近五十岁,对麻风病病理很有造诣,进修的目的是了解其他疾病的病理知识。鲁大夫原是手术室护士长改行当病理大夫。崔助教是大连铁路卫校中专毕业留校的,参与教学多年,进修目的是学习临床病理诊断,改变以前只教理论不懂实践的情况。崔助教的丈夫是“一海校”教员,与我们医院许多护士很熟悉。屠技术员工作多年,病理大夫已经岁数较大,空军医院要他兼学病理诊断。徐金*大夫以前是农村大队服务社卖布的,以“工农兵大学生”在南京铁道医学院读书。她说:“我们不是学生,是去管理大学的。”毕业分配到大连海港医院,可是因为耳聋不能听诊,叫她组建病理科。六个人中,只有我是正规的本科毕业,而且英语有基础。
卢世*大夫是解放初大连医学院预科毕业留校,在病理教研室工作,后来晋升助教。铁路医院缺病理大夫,到大连医学院求助,他就被调来主持日常诊断工作。此人记忆力超群。以前,大连医学院鼓励教师学习外语,每年年终考试,1000个单词译成中文,及格者每个月有“外语补贴”。卢大夫原来学习的是俄语,因为大连日本长期统治,他的日语也很好,可以与日本人熟练对话。他拿了两份“外语补贴”后,又自学英语。他不懂音标,就用俄语字母发音读英语单词,他说:“这是俄式英语。”他买了一本《英汉词典》,从头背到尾,一年就拿到英语的“外语补贴”。他拿出那本《英汉词典》,叫我随便翻开,说一个单词,他不但能说出单词的意思,还能说出上一个、下一个单词是什么,真令人佩服。
此人的缺点是非常贪婪、心胸狭窄。我们进修,送了礼物(烟酒),他就开讲;过一段时期就闭口不讲。他公开说:“我不吃你们的,吃谁的?”平时遇到疑难病例,他就请大连卫校的陈培*老师会诊。陈老师原是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病理教授,因身体欠佳、两地生活调来大连。陈老师不但医术高超,而且非常平易近人。每次是我去请会诊,卢大夫就去食堂关照会诊的客饭,要这个要那个地点菜,然后回家那锅子。每次会诊,他都选在午餐前。我骑自行车到卫校时,陈老师常常在吃饭。我就不让他吃,告诉他客饭已经在准备。陈老师不干,我就编谎言说情况紧急。卢大夫报三个人的客饭,我根本不去吃。他就装在锅里带回家。
卢大夫看完切片后用英语写诊断结果,我都能看懂,翻译成中文。他经常考我们基础组织学知识,我从来没有被考倒过。每天工作结束,我就对照书本知识与实际病例,写进修笔记。进修期间,我还在铁路医院图书室借阅两本英语原版图谱,翻译成中文:一本是大体病理图谱,一本是微观病理图谱。译文用稿纸誊清,装订成册有一寸厚。
凡是尸体解剖,我抢在前,不怕脏不怕苦。卢大夫在旁边指导,他们五个人围观或作记录。进修期间我就作了十几例尸体解剖,其中还有给法医当助手的尸体解剖,增长了不少实际经验。有一次遇到一例76岁女性肺肿瘤病人,两次肺穿刺病理报告分别是鳞状细胞癌和纤维肉瘤。病房医生不信,但是切片请陈老师会诊没有错。病人死后作尸体解剖,肺肿瘤有篮球大小,取出时是一堆烂肉。我用双手捧出,有半脸盆,进一步作病理,证实是肺癌肉瘤。我就撰写文章,卢大夫拿去参加大连医学会年会,得到二等奖。后来文章发表在《铁道医学》1982年第三期,署名卢世*周祥*陈宣章崔黎*。
进修后半年,卢世博对我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我建议你去中国医科大学进修。”我就看准铁路医院疑难病例多,图书资料多,就继续进修。铁路医院图书室的资料比医学院还多,因为通过铁路系统每月有许多外文原版杂志,而且从建院以来的图书资料都保存完整,文革中也没有损失。因为我经常跑图书室,三个管理员王世*、王淑*和林晋*都非常熟悉,后来就发生了“出书”的事情。
八十七、和稀泥
卢大夫的助手叫周祥*,原是检验科化验员,跟着他学习十六年。周老师很聪明,卢大夫不教他,照样诊断技术很高,但是没有诊断权。病理科的收标本、取材、文字工作、杂务事情全是他的事。卢大夫只管看切片、诊断。出报告也是周老师出,代卢大夫盖章。
文革中,卢大夫因为出身问题被揪斗,周老师曾经打过他一巴掌,所以卢大夫耿耿于怀。正好遇到文革后第一次职称晋升,卢大夫升主治医师,周老师升住院医师,技术员王翠*升病理技士。铁路系统单独搞,由沈阳铁路中心医院病理科主任牵头,卢大夫也是考核小组成员。在批卷子时,卢大夫就给周老师打59分。周老师气得生病住院,颈部淋巴结肿大,活检怀疑是恶性淋巴瘤。后来经中国医科大学会诊,诊断为组织细胞增生性坏死性淋巴结炎。此病常易误诊为恶性组织细胞病、恶性淋巴瘤等,误诊率可高达30%~80%。
刚进修时,卢大夫告诉我文革中挨周老师一巴掌的事。凡是卢大夫在的场合,我对周老师不得不冷淡一些,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我总是好好向他学习。病理医生不能光是看切片、作诊断,从英语原版大体病理图谱的翻译中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总是抢着收标本、取材文字工作、杂务等工作,请周老师在旁边指导。周老师也肯教。
有一天,我到卢大夫家去送礼,就对他说:“你带周祥*十六年,他不能晋升,你虽然出了气,可是别人就说你带教的水平低。如果你说他水平够主治医师了,你不就是副主任医师水平了吗?”他听了一愣,说:“可也是。”于是他突然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周老师就晋升住院医师了。不过他还是不肯传授经验给周老师。
后来医院派来一个胡医生进病理科,她是大连铁路分局领导的女儿。卢大夫表面上热情,关键的诊断要点不肯讲。卢大夫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对小女儿百依百顺。女儿考上南京铁道医学院,他亲自陪着去报到。毕业时,他托人把女儿分配到大连铁路医院病理科,也把那位胡医生挤出病理科。这也是一种接班方法,封建味道极重。
王翠*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但工作一辈子,切片技术很高。她理论考试一塌糊涂,就来问我怎么办?我叫她偷偷给卢大夫送烟酒,结果理论考试成绩是60分。考切片她是不成问题,成绩优秀。
有一天,铁路医院领导找卢大夫谈话,见我身穿军装就没有叫我回避。谈到王翠*晋升问题,我插嘴:“王老师的技术水平在大连病理界数一数二,快要退休之人,晋升技师有什么不可?既不与工资挂钩,又给铁路医院争光。”我拿出王翠*制作的大切片,组织大小竟有4*3厘米,我说:“这种大切片除了中山区人民医院的张舜*医生,谁也做不出来。张舜*医生现在改行搞诊断了,应该让王老师在大连病理界传授技术,否则要失传了。”卢大夫也附和说:“可也是。”结果王翠*越级晋升为病理技师。事后,我叫王翠*再次给卢大夫送烟酒。
我一辈子没有为自己的事给领导送过礼,却深知社会上这一套吃得开。我四清时搞过整党,知道入党的全过程。我为妻子写入党申请书,写思想汇报;我也“教”许多朋友如何能快一点入党,自己却从来不这样做。这就是正方形性格“作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