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出处 《山海经》 《山海经》-出处,《山海经》-目录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_《山海经》 -出处


《山海经》《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禹、伯益所作,大约出于周秦人的记载,不可信。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清朝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

最早编者:刘歆(约前53-前23),西汉末古文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之子。成帝时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其父总校群书,讲六校传记。刘向死后,刘歆复任中垒校尉。哀帝即位,王莽荐举为侍中太史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继承父业,撰成《七略》,为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曾建议为《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设立学官,遭今文博士的反对。因得罪执政大臣,出任河内、五原、涿郡等地太守。王莽新政,累官至京兆尹,封红休侯、国师。地皇末(23),谋诛王莽,事泄自杀。明人辑有《刘子骏集》。刘歆上《山海经》表,约在汉哀帝建平年间(前6~前5)。

山海经_《山海经》 -目录


《山海经》

南山经卷一

西山经卷二

北山经卷三

东山经卷四

中山经卷五

海外南经卷六

海外西经卷七

海外北经卷八

海外东经卷九

海内南经卷十

海内西经卷十一

海内北经卷十二

海内东经卷十三

大荒东经卷十四

大荒南经卷十五

大荒西经卷十六

大荒北经卷十七

海内经卷十八

山海经_《山海经》 -版本

《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在司马迁之前,《山海经》的书名应当早就已经有了;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应该也是早已存在。

有学者推测,秦始皇、吕不韦及其门客、屈原都应该读过《山海经》。理由是秦始皇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是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信任,后两者,因《吕氏春秋》记述有许多《山海经》的内容,而《天问》中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屈原的其它文章亦有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述。庄周则可能读过《山海经》,因《庄子》里面的丰富想象力,应该得益于《山海经》的“荒诞”内容。老聃,则应该读过并整理过《山海经》,因他长期就任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完全有条件阅读到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典籍文献,其中应该包括周朝以及前朝的地理文献。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考察山川物产、部落分布,当然不是自《山海经》而始。事实上,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了解、观察和记录,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

以上是司马迁之前的《山海经》情况,其后,《山海经》的版本沿革基本上有案可查。其中,西汉末年刘秀(刘歆)校订的《山海经》版本,已经不能直接看到了。现能看到的最早《山海经》版本,是晋代学者郭璞的《山海经传》,有宋、明、清三代的刻本,也是迄今(2013年)能看到的并确认的最早《山海经》版本,它包括《山经》5篇和《海经》13篇,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有宋代、明代、清代的刻本。多数学者认为,郭璞《山海经传》应当是传自汉代刘向、刘歆(即刘秀)合编校后的版本,根据在于,郭本《山海经传》卷首有刘秀《上山海经表》一篇,刘秀明言献上《山海经》18卷,但其所献古籍早无存世,内容无考。

东晋时小学家郭璞对《山海经》进行了整理,并作了精细的注释工作,对于了解《山海经》原文有极大帮助。现存《山海经》均来源于郭璞注本,如果没有郭璞的注解,《山海经》这部珍贵古籍也许会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并且,郭璞版的《山海经注》是带注、赞、图的,但郭本原图早已佚失,较重要版本、近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所附插图150幅,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一书的附图,其它有附图的《山海经》版本大多也是选用明清学者《山海经》版本的附图(明、清以前更早的《山海经》版本所附的古图亦均已失传,现所知道的山海经附图,均为单幅插图,没有涉及地理方位)。[21-22]
之后,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一书,比较重要的《山海经》版本及其研究专著,计有明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补注》(杨慎)、《山海经释义》(附图,王崇庆),以及清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广注》(吴任臣)、《山海经存》(附图,汪绂)、《山海经新校正》(毕沅)、《山海经笺疏》(郝懿行)、《山海经地理今释》(吴承志)。

20世纪前80年,由于朝代更迭、战乱、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以及政治运动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山海经》研究专著出版。根据张步天的《山海经概论》一书的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有,袁珂的《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山海经全译》,徐显之的《山海经探原》、《山海经浅注》,喻权中的《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山海经・海外经考》,扶永发的《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宫玉海的《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王红旗、孙晓琴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附《山海经点注》),马昌仪的《古本山海经图说》(2007年后又出增订版),张步天的《山海经概论》、《山海经解》。此外,王善才主编有《山海经与中华文化》一书,5次《山海经》学术研讨会分别出版有论文集,例如第一次全国性的《山海经》学术研讨会(1983年,成都)就出版有《山海经新探》一书(笔者的论文《山海经试注(选)》亦收入其中)。需要补充的是,丁振宗(马来西亚)的《破解山海经古中国的X档案》(中州出版社)。

以上版本是学术性的(自然不包括20余年来神秘文化泛起后所出版的普及型、猎奇、漫画、戏说式等非专业性作品)。这些版本大多数附有若干绘图,其来源主要是:在明清《山海经》版本附图的基础之上,广泛收集历代文献、碑刻、画像砖、器物画(陶器、玉器、漆器、青铜器、瓷器、丝织物等等),以及岩画、壁画等载体上的古人物图案、古动物图案,从中发现与《山海经》内容相关的古图,以及可与明清《山海经》插图相比较的古图(不完全统计在一千至二千幅之间),其代表作即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古本山海经图说》(马昌仪,2000年),学苑出版社的《全像山海经图比较》(马昌仪,2003年8月)。如马昌仪2007年的《古本山海经图说(增订珍藏本)》前言所述,其即是选用包括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日本文唱堂版《怪奇鸟兽图卷》在内的16种图本。由于这些图基本上都没有地理方位信息,因此其功能仅限于对《山海经》所记人物、动物的图形再现。

山海经_《山海经》 -结构

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山海经》十三篇”,并将其列为“数术略”中“形法”类之首,但所列仅目,内容早佚。传世《山海经》全书篇幅不大,不到三万二千字,包括《山经》和《海经》两大部分。

《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5个部分,故《山经》又称作《五臧山经》(或作《五藏山经》,臧、藏为古今字)。《海经》分为《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

《海外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4个部分;

《海内经》包括《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4个部分;《大荒经》包括《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5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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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的篇章结构与众不同。除《大荒经》以下五篇外,其方位展开顺序不是习以为常的东、南、西、北,而是有悖常法的南、西、北、东。蒙文通曾经据此为论据之一指出,《山海经》是古代南方(即古巴蜀和楚)人的作品,故在篇章安排上以南方为首,后人也多袭其说。但是,先秦典籍甚多,经现代学者梳理后,并未见到有与此类似的事例,因此,倘若单凭此点,今人少有采信。

山海经_《山海经》 -特点


山海经简图

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1)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马倡议(2)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刘宗迪(3)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记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虹虹,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也正也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

金荣权(4)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徐旭生(5)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顼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she)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西汉刘向(歆)《上〈山海经〉表》(6)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人大多从其说。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但后人研究认为,《山海经》非一人所作,有出自周人、齐人、楚人之说。而刘宗迪(7)认为,尽管“古人关于禹益作《山海经》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自古以来,“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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