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利害关系人一般认为是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直接当事人。“法律上利害关系”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的一种因果关系，所以，从合法权益、行政行为及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个维度来探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构成是较合乎逻辑的研究进路。
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一般认为是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直接当事人。“法律上利害关系”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的一种因果关系，所以，从合法权益、行政行为及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个维度来探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构成是较合乎逻辑的研究进路。
利害_利害关系人 -内容规定
内容示意图一、合法权益：公法上的权利
合法权益的存在是其受具体行政行为影响，并进而可能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前提，所以，判断“法律上利害关系”之构成首先必须恰当地界定合法权益的具体内涵。对合法权益这一概念应作何种理解呢？时下理论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所谓的合法只是受害者的一种主观认识，并不必然要求客观的存在。
二、行政行为：一个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二个构成要件是影响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因为行政行为是使合法权益受影响，并进而可能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唯一“推动力”。那么，对于作为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唯一“推动力”的行政行为应作怎样的界定呢。因为“法律上利害关系”之构成便意味着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所以，作为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之唯一“推动力”的行政行为必须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否则具有原告资格者向法院提起的诉讼便会失去其诉讼标的。
根据中国行政法学的一般原理，对行政行为可以作这样两个层次的划分：一是基于行政行为的过程性，可将行政行为划分为中间性的不成熟行政行为和最终的成熟行政行为；二是基于行为适用范围的不同，最终的成熟行政行为可划分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一个可诉的行政行为，首先，必须是最终的成熟行政行为，除非法律有例外规定。之所以可诉的行政行为必须是最终成熟的，是因为行政诉讼较之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有其特殊性。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所体现的仅是司法权对民事纠纷的裁判和对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追究；但是，在行政诉讼中却体现出两种国家权力即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直接对峙与制约。行政诉讼场域中两种权力的直接对峙是其它两类诉讼所不具有的，而且就是这一特征决定了作为行政诉讼之标的的行政行为必须是最终成熟的，因为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不能打断被监督权力之行使的程序，所谓的监督制约不能是代替行使，否则便会有违既定的国家机关权力分工之嫌。其次，一个可诉的行政行为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没有审判管辖权。尽管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也可能是将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张的对象，但是就目前的司法救济而言，只有具体的行政行为才是可诉的。综合上述两点，作为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之唯一“推动力”的行政行为只能定位于一个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
三、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存在公法上的权利和一个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必定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欲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两者之间必须存在特定的因果关系。
一般意义上因果关系是指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表现，是一种自然现实。但是，对于法律而言，这种作为纯粹自然现实的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作为法律现实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通过立法或司法活动确认的、作为承担法律责任之基础的、存在于加害行为与加害结果之间的联系。显然，作为“法律上利害关系”构成要件之一的因果关系必定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然，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以作为自然现实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为基础，是立法者或法官根据社会一般经验和普遍承认的价值观拟制的结果。
法院于行政诉讼活动中，既审查作为行政诉讼前置问题构成要件之一的法律上因果关系，又须对“客观”上法律上因果关系是否实际成立进行审查。在立案审查阶段法院对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形式审查；而在立案后的审判活动过程中对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定则是实质审查。必须对这两种因果关系的审查作出明确的划分，因为这不仅牵涉到可能造成法院重复审查，而且关涉到法院对两种审查结果的不同处置问题。如果形式审查后认定不符合作为前置问题构成要件之一的法律上因果关系，则裁定不予以受理；如果实质审查后认定不成立法律上因果关系，则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还有，形式审查只确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质”即是否成立；实质审查不仅要认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质”即是否成立，而且还要认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量”即程度，进而为确定责任比例提供理论指导。
法律上因果关系根据法律规定程度的不同可分为“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法律因果关系和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因果关系。”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法律因果关系是立法者通过立法程序将某类得到人们价值观普遍认同与维护的事实因果关系予以确认的结果；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上因果关系是指尚没有被普遍认同或由于立法技术等原因而没有被立法者通过立法程序予以确认的，但又因具有法律上意义并被法院确认的因果关系。前者因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所以这类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较为容易，只需判断案件的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规定的因果关系的内容是否重合或相近即可；后者因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故需法官在个案中根据法律的原则精神来判断，案件的事实因果关系是否应“升格”为法律上因果关系，并进而在个案中予以确认。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所列举的几种情况便属于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法律上因果关系。本文主要探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所指向的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
利害_利害关系人 -分型
利害关系的确定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可“客观化”为以下几种情形：
1.相邻权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这是产生利害关系人的主要情形。如：经许可设立的加工型生产企业、资源开发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经营活动中可能产生噪音、污水、废气、粉尘，对邻人的生产、生活环境带来直接影响。
2.竞争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某些行政许可依法律、法规或惯例规定有明确数量限制（如旧机动车回收，按照国务院规定一个县只设立一家。），如果实施许可突破了原有的数量规定，那么势必会影响已经获得许可的经营者的利益，因而构成利害关系人。
3.知识产权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行政许可事项可能对他人知识产权完整性、独占性产生侵害的，如企业名称核准中，与他人商标、专利上使用的名称重复，易让公众产生误认误导的，构成重大利害关系。
4.契约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契约一方当事人为行政许可申请人，行政许可将改变其契约关系，则他方当事人为利害关系人。如村民公约有明确的规定，在本村范围内不得兴办某类企业，某村民欲取得该类企业的营业许可，则其他村民为利害关系人。
5.人格权、身份权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如工商广告登记审查中，对可能涉及侵害他人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和影响企业商誉的许可事项，可能受侵害者应视为利害关系人。
利害_利害关系人 -法律特征
行政许可法1.利害关系人是相对于行政许可主体、行政许可申请人之外独立的权利主体。利害关系人有着独立的权益、价值取向以及对自身权利的保护要求，同样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能是一定数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2.利害关系人同某项行政许可行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即这一行政许可行为在客观上直接地对权利主体造成实质性的侵害。这种侵害不仅仅表现在可预见状态，也有可能是在许可活动实施以后才会被发现的，并且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
3.利害关系人是由法律赋权依法产生的，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之一。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关系人或第三人，必须是同行政许可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人。
4.利害关系人是伴随着行政许可行为的产生而产生，体现了它是一种依附性、共生性、从属性关系。也就是只有当某一项行政许可行为产生并实施，利害关系人才会产生。可以说它是行政许可行为的伴生物，同样是受法律保护的。
利害_利害关系人 -法律地位
利害关系人告知书《行政许可法》是第一次将利害关系人第一法律概念见之于行政法律，并从各方面确立了它在行政许可法律中的法律地位。体现了我国行政法律制度开始重视并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权益。
（一）《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地位。利害关系人作为行政主体在对申请人实施行政许可活动中已有法律存在，就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许可中虽然主观上并未指向，但客观上已经存在，或虽然不能预见侵害关系的存在，但事实已经存在。因而，它的存在是与申请人具有相互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许可活动在考虑申请人的要求的同时，行政机关有义务要平等地对待利害关系人，同样有责任要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受侵犯，使其真正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二）《行政许可法》赋予了利害关系人明确的法律救济途径。
1.陈述申辩。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涉及侵害自己利益关系的行政许可行为可以在事前主动向作出行政许可的机关进行陈述申辩，表明这一行政许可行为，可能对自己的权利、义务造成侵害，请求行政机关不作出或限制条件作出行政许可，以免自身合法权益受损。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听取，并视情况就申辩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2.听证。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行为前认为涉及申请人与他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5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行政机关将根据听证笔录，作出是否同意行政许可的决定。
3.请求撤销行政许可。对行政机关无法预见或故意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视而不见，已经作出的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行政机关撤销该项行政许可，只要符合5个条件（见《行政许可法》六十九条第一款（一）至（五）项）行政机关应当撤销该行政许可。但是，如果该许可涉及公共利益或者相对人的个人利益而未能撤销，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对利害关系人所遭受的损害程度予以相应补偿。
4.诉讼。由于《行政许可法》从法律上明确了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地位，因而当行政机关存在违法行政许可行为事实，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5.赔偿。当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
利害_利害关系人 -保护机制
利害关系人培训中国的《行政许可法》在制定、颁布之时有很多颇具特色的地方，近来，很多学者视告知、听证制度为《行政许可法》的核心制度，同时也指出：告知、听证制度尚不完善，保障听证制度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所谓保障与落实是指：告知、听证制度不仅应当具备其应有的形式，更应当承载一定的内在价值，如此才能被称为正当的行政许可制度。
对于正当的行政程序判断标准问题，争论久矣，功利主义分析法学派的先驱边沁以“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衡量法律的好坏”的标准。这种模式认为：程序的正当性在于结果的有效性，“只要结果好，过程也就是好的，过程的意义在于结果之中”，之后的德沃金对此观点有所修正，但仍是强调工具性重于其内在正义。这种绝对工具主义观过分强调了程序立法的形式，而没能体现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内在价值，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程序存在着大量的不正当程序。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波斯纳及20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程序正当性的标准，以各方利益之间的量化比较结果作为判断标准，表面上看，它让程序的正当性变得明确宜于操作，但它所欠缺的仍是正当性往往无法用算式计算。
美国法学家罗伯特．萨斯于1974年首次提出了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标准，贝勒斯、马修相继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论证，以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为基础，提出正当的法律程序应当是具有正义性的，而正义性就是通过“平等、可预测性、透明性、参与”的程序“使人的尊严获得维护”，这种程序本位主义观彻底地坚持和论证了程序正义的独立性，赋予程序内在价值以全新的意义。但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将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推向另一个极端，极易让程序变成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