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家辉说的小君君是谁？
周轶君
周轶君，女，上海人，70年代出生的正宗处女座，1998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随后进入新华社工作。2002年6月，出任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成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2005年出书《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记录她在中东的所见所闻。2006年进入香港凤凰卫视任职至今。曾多次采访过阿拉法特，阿巴斯，亚辛等中东关键人物。第二届 CCTV“中国记者风云榜”得主。她的《在埃及数骆驼》一文被编进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第二学期课本。
论坛实录
4月25日，周轶君作客浙江在线新闻网站，与网友就各种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流。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进入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我是主持人小力。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
有点特殊，许多媒体都对她赞赏有加，她就是周轶君。今天她带着她的故事，和她新出版的一本书，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与网友交流。我们知道你也是一个网虫，你是什么时候接触网络的？
周轶君：那很早了，我在2004年写自己的博客，大家也都可以看到。
主持人：开始的上网环境怎么样？
周轶君：开始用电话线上网，用宽带上网的话，非常昂贵。为了工作嘛，我们必须要保持24小时在线。
主持人：当时你怎么考虑的？
周轶君：我在加沙的工作主要是写新闻了，新闻有一个时效性，新闻背後有更多人性化的故事，可能是没有办法用报道承载的所以我当时想，如果把这些报道背後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才会想这个。
主持人：当时想过出书吗？
周轶君：当时比较忙，没有时间去写书。后来有一些朋友，出版社他们建议出书。因为新闻会随着时间而淡去，但是他背後的故事他的闪光点是永恒的，所以我要把他记录下来。
主持人：受到了网友的鼓励?
周轶君：我第一次知道有这种方式，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与全世界各地的人交流，可以与他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主持人：我们的网友知道你要来我们的直播室，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已经非常踊跃的留言，现在让他们直接的与你交流沟通。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认真的阅读了你写的文章，他很想了解你作为一个女士，在那样的环境下如何工作的？
周轶君：其实我回想起来，有一点恍若隔世的感觉，我更多的是与当地的人同喜同悲，甚至我会觉得自己过得很麻木。因为自己的情感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女人很不方便，才去的时候，还会掉掉眼泪。但是到后来，时间长了以后，与其变的越来越勇敢，不如说变的越来越麻木。有很多东西，能够让我触动的东西，越来越少。或者我能想到自己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作为一个女人，在那边可能有很多不方便的事，在我的博客里面可以看得到，因为我在那里必须戴头巾，没有戴头巾，在当地还遭到过围攻。回国头去看，会觉得很有趣，这是文化之间的碰撞。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小趣事，我的办公室楼下就是地中海，但是我从来去畅游过。
主持人：你到了加沙以后，会不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或者比实际预期想象的情况更困难？
周轶君：我想的不多，我怕到那里会失望。我去的时候，我是先到的以色列。以色列方面，就说他的环境，物质条件相对比较好，几乎可以被称为一个小美国。加沙就是一个房子破破的，人也穿的脏脏的，大街上面，车都是在抢道，墙壁上都没有空白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压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一共365平方公里，生活了150万人，而四面被封锁，你看到这个，你想到就会觉得很闷，一种绝望，一种沉闷在里面。
主持人：在加沙呆了两年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提前回国呢？
周轶君：那没有。我经历过挫折，也想哭，想放弃。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职业的荣誉感，我不管碰到什么情况，我不能放弃。
主持人：那我们再来看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说你觉得在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工作，你觉得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周轶君：我感到的最多的是和当地人同喜同悲，你面临同样的恐惧和压抑。我记得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幸福。我当时在那边的街道上，有很多当地的小孩子卖口香糖去赚钱。我有一天停车在马路边上，有一个小孩子让我卖他的糖。我当时在打手机没有搭理他。结果发现他在马路边上哭起来了我马上去问他。他说他一天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他的父亲失业了，他妈妈常年都有病，兄弟六个人都在加沙不同的角落在卖糖，在卖报纸。他已经十几岁了，从来没有喝过牛奶，更不要说吃肉什么的。我当时听了挺感动的的，我就把他的糖全买了。后来楼下的警卫都笑话我。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碰到他，我说我可以买你的糖，但是他特别有尊严。他说我不是乞丐，你不用这样对我。一下子让我感到肃然起敬。有的时候我看到他，我会给他买一些奶粉，我说你可以上学。他说家里比较穷，他们那里虽然是义务教育，但是他们要收书本费。过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他，但是有一天我在马路边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伴告诉我，说他上学去了。那一刻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主持人：你觉得最大的失落在什么时候？
周轶君：其实有的时候会有挫折感，在工作当中，会感到很寂寞。最大的失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了。特别是到后期，承受力也强了。
主持人：我们这里有一位网友说你觉得你和闾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周轶君：与其说区别，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共同点还是很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认同职业荣誉感。你要说区别的话，只能是时间和地点的不同。主持人：也有网友称赞你是铿锵玫瑰，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周轶君：我认为任何标签都是别人添的，别人对我有褒奖，我也很感动。说玫瑰的话，我觉得这个形容太优雅了。
主持人：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呢？
周轶君：我认为只会是一个小菊花。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觉得你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能处理的妥贴吗？你能不能说说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回来以后，会有什么计划？
周轶君：我还没有成家，更多的是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很愧对他们的。我去机场的时候，我妈妈都不知道我去那里。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去耶路撒冷，那里也很危险，但是相对来说，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我跟我妈妈说，我去耶路撒冷。他当时去我机场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去机场的路上，，我记得那天是八月一号，七月三十一日，耶路撒冷一个大学发生爆炸，当时在去机场的路上，就听到了这个新闻。我妈妈一下子听了受不了，不知道该不该让我去那里。我想如果耶路撒冷有什么事，我就跟他说我在加沙。如果加沙出了事，就说我在耶路撒冷。后来他们一直看到我发电的报头，他们才知道我是在加沙。其实我跟他们，我其实也不能总是说好的事，所以有的时候不跟他们联系。我一般一个礼拜跟他们联系一次。
主持人：那回来以后怎么补偿他们？
周轶君：补偿也说不上，因为我是在北京工作，他们人在上海，隔的也比较远，其实怎么去补偿，这就让我更愧疚了，我连补偿的办法有没有。但是现在联系比较多一些。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特别关心你回来以后的生活，他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有的人为了金钱，有的人为了荣誉，有的人为了责任而活，他想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他说人不能一直在光环中生活，你离开了光环，你怎么生活？
周轶君：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光环，我去做宣传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我没有什么架子，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当然不应该有架子，我如果有架子，我怎么去采访呢？我认为作为一个职业的记者来说，最重要你要有一个平常心，能够和采访对象一样的位置上面，你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从一开始我就不觉得我有什么光环，所以这方面的失落感几乎是不会有的。
周轶君：我回来以后还是在新华社，更多的会做一些国际报道。我更多的是想学习一些东西，在加沙这两年，主要是一个输出，现在我想，更多的是要让自己的笔进补一些。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很难想象一个女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生活了两年，并且出色的完成报道。他知道你获得过很多的奖，他说，你觉得你获得这么多奖，是因为你采访的人物或主题受到关注还是你自己的行为受到关注？
周轶君：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个编辑说过，只有好的报道，才能引起别人的重视。就是说当然你这个报道的行为本身，比如说我当时去采访亚辛，当时他是一个黑名单上的人了，我去采访他，这事本身就是受人关注的。但是我报道的内容，我觉得是好的。也只有好的报道，才能长久的被人记住。所以我觉得光有一个噱头，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能给你的读者传递多少的信息，这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我看过你的文字，觉得你幽默，机灵，你是如何做到的？
周轶君：我本身是一个挺喜欢开玩笑的。但是在巴以冲突当中，你很难用幽默的语调写一些东西。所以在我的新闻报道里，也不可能笑的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写的书，就有当时写的一些随笔，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些很幽默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放松的的幽默的眼光来看世界的话，你会获得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笑容本身是有力量的，他会去掉一些虚伪的东西，让你用一种正确的心态去关注你所生活的环境。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改变了我对传统上海女人的看法。
周轶君：我觉得大家对上海人的看法可能，可能对这个定义狭隘了一些。上海人有很多种。其实上海人真的有很多种，其实我的性格当中，很多人都说更多的象北方人，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更多的觉得我是一个南方人，南方的东西还是在我的血液里面。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我更向往去北方，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的文字很有味道，看的出来只有大智慧的女子才能用这样的文字描述如果的经历，你觉得加沙的经历对你会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对你意味着什么？
周轶君：我很希望变的更智慧一些，大智慧称不上。加沙的经历毫无疑问是我一生当中很宝贵的财富。至于说他带给我的影响，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呈现出来。有一些东西我自己感觉他，他会在我体内生长，他会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而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最近出了一本新书《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你工作很忙，你是用什么时间来完成这本书的呢？
周轶君：写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习惯。我当时在那边睡眠比较少一点，因为不停的在写东西。我自己平时也会写日记，更多的是在当时的时间的碎片里面去找功夫写这些东西。包括我回来以后，这本书其实是我回来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很长的时间了。
周轶君：我去采访以后，一定会写东西，要保留当时最新鲜的感觉。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现在有很多名人陆续出书，你的书是围绕经历写的，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多，能不能谈谈？
周轶君：西方写的比我更职业更专业一些。我在加沙的时候，读过一个美国的记者写的书。他们的书里面，我觉得更少的谈到他自己，更多的写到他看到的事。就是他是一个载体，是读者的眼睛，他替读者去看去感受，而不是谈他自己。我记得巴尔扎克说过，一个合格的作家应该更多的描述别人的痛苦，而不是自己的。我在那里是跟当地人感同身受，可能会提到我自己。但是我想，即使是提到，我也是更多的是希望拿我当一个镜子，更多的反映当地人的情况。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如何看待战争当中传媒的作用？
周轶君：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曾经有人说一个名记者比十万精兵都厉害。特别是在越战当中，大家都认为图片和文字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因为记者不断的从前方发回来报道，看到了美国兵伤亡惨重的事实，才使得在美国本土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去抗议，去进行反战的活动，才使这场战争提前结束了。其实传媒的作用，我自己感觉不是得心应手的，不是你能够把你想说的能做的事都做完的，力量还是比较弱的。我们几乎不能改变战争的进程，我想只能更多的唤起别人的良知，希望能给别人提一个醒，人在战争中会变成麻木的，他会做出很多我们不能理解无理智的事。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提醒，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人是很容易变麻木的。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作为一个女性去穆斯林国家，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采访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险情？
周轶君：麻烦事很多的。我就说我当时学这个语言的时候，没有想到在那种天气下面，戴头巾是很热的。因为当地的妇女，他们穿袍子，戴头巾什么的，但是他们的活动量是比较小的，一般都是很淑女的样子。不象我戴着头巾还要拍照片，还要奔跑，有的时候流汗就象小溪一样。我有一次镜片被冲跑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跑回来。有一次比较危险的，就是在他们最大的难民营的入口处，发生一起爆炸。我就很着急的赶到那边，但是我忘了戴头巾，穿袍子。我挤过去的时候，就听到背後有人喊：中国女人中国女人。我想麻烦了，因为那里都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我想拍照片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说，把手伸过来，说你拍这个拍这个。我没有理他，但是旁边有一个人过来说，你不要碰他。他们两个就先打起来了。旁边就有人说，你要不要站到旁边去躲一躲。但是我看到旁边人群太密了，根本不可能出去。我就跑到车顶去躲一躲，当时那里有摄像师和记者。我爬上去以后，下面的人就去摇车子，想把我们摇下来。当我下去，还没有着地的时候，我的脚就被他们抬起来了。当时无数只手就来抓你，当时我没有办法，只有拳打脚踢。最后是几个人兜了一个圈，把我给抬出来了。那天是非常非常惨的。当时我就跟自己说，以后再也不能去那里了。但是过了一个礼拜，我又去了，第二次又被别人砸一次。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能想象你在自己六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吗？
周轶君：我在加沙的时候甚至会想，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了。六十岁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做记者是我最爱做的事，可能我这一辈子还是会做这一行。
主持人：他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战地女记者，是不是勇气最重要？
周轶君：有的时候我也很疑惑。我是不是很勇敢，我不知道。有一次在夜里11点多钟，当地遭遇了爆炸袭击。有一个爆炸的地方离我很近，当时我就坐在地板上面。我也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这里。那一刻我勇敢吗？我不勇敢。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觉得我到了那里，我会有一种使命感，如果我不去报道，新华社就没有这个图片和文字，中国的人民也就不能了解发生了什么一些事。所以我觉得敬业精神是很重要的，做报道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在做报道过程中，你们会接触到国外的一些记者，会不会受到他们的观念的影响？
周轶君：不会有什么影响。可能我们报道的角度有的时候会不一样。但是职业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以职业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是一样的。我和我他们更多的是有一种生死与共的感觉。
主持人：:有一位网友他说你书中写了一段此时开口的文字，为什么选此时开口？
周轶君：当时的感觉是很闷的，我虽然还有几个月就要离任了，但那段时期是加沙的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加沙是一种人心惶惶的时候，也是两年当中，最危险的时候。当时有人要我写书，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写这个书。所以我才想到这段文字。我想表达的，就是我无论如何有一天会走的，但是当地人在那里，是没有一个头，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主持人：我们的周小姐也带来了他在加沙拍来的一些图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拍的图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直接的画面的冲击，如果不是你，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退却吗？
周轶君：当时并不是只有我一个记者。我觉得我们做记者我们很残酷的。我们面对尸体的时候，我们只会想站在如何的角度去拍到最好的画面。我最难忘的是，有一个孩子在我拍摄的过程中，就死去了。当时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是在八分钟以后死掉了。我甚至拍到了最后给他盖上白床单的样子。虽然我看到的死亡很多了，但是那个孩子是我亲眼看着他死亡，非常的难忘。后来我多次去过他的家里，在我的书里就写到过他。你真的会觉得生命太无常了。
主持人：这次你是带着你的新书来到杭州的，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周轶君：今天还没有拿过来。
主持人：我想跟网友说，今天会在枫林晚有一个签字仪式，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与我们周小姐直接的面对面。
周轶君：感谢你们能给我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与网友交流，谢谢你们。
主持人：也感谢今天到直播室的网友，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