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思杜（1921―1957），胡适先生幼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生性好玩，喜交朋友，因不好读书，在美国八年转了两所大学也未毕业，1948年回国后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学习会上他踊跃发言，表示要与父亲划清思想界线；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此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文史，1957年“反右”期间，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杀身亡。
胡思杜_胡思杜 -死亡揭秘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和姐姐素斐（1920.8.16―1925.5）。
按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
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上海成为“孤岛”后，思杜一度随母避居上海租界，进入附近学校读书。后来胡适把他委托给友人竹圭（应为三个“土”）生，但竹向胡适反映思杜“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上海青年的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就这样，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
1948年夏，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邓广铭语）。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同年12月，中共军队包围了北平，蒋介石很快于14日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胡适却到处联系陈垣、陈寅恪等人，要带他们一起走，最终陈寅恪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而陈垣留在了北平，同时留下的还有思杜。
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
台湾学者认为这是胡适为了帮助他人而牺牲骨肉，对此，大陆学者有不同看法。比如邓广铭先生就如此回忆道：“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
中共军队进入北平之后，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临走前，他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首饰寄存到堂舅江泽涵那儿。与他一起被组织去“学习改造”的还有北平的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
对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胡适日后的日志中看到些蛛丝马迹来：“林斐成先生（行规）的幼子继检（北大法律系二年生）来看我，他谈他去年四日起就告病假不去北大了，因为那时学生人人须‘坦白’，排日程轮流自己‘坦白’！”（胡适1950年1月7日日记）
同时中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对胡适进行统战，希望胡适为新政权服务，但都被胡适所拒绝了，这也就是杨金荣先生所说的胡适“终究没有回应中共的诚意”――此时，表示要作政府“诤臣”的胡适已经被国民政府以非正式的民间外交使者身份派往了美国，寻求援助。胡适刚到美国不久，中共的《人民日报》和香港共产党所控制的左派报纸很快先后登出了一封“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统战意向十分鲜明”。胡适经过分析，认定这是一封“伪书”，并于1950年1月9日写了《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后更名为《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一文，逐条予以分析驳斥。有趣的是，从胡适的日记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在两天（即1月7日）前，他刚刚收到徐大春寄来朱光潜在大陆的“自我检讨”。
争取胡适失败后，中共在大陆便开始酝酿一场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序幕最终决定由思杜来揭开。9月22日，思杜在左翼控制的《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身在美国的胡适大受打击，亦大为尴尬。
但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一反常态，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分别于9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贴相关报道之外，并未过多谈及此事。
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则于9月28日致函《中央日报》，就他所知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发表声明。《中央日报》于9月29日刊登了傅的来信。傅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胡适事后则进一步“醒悟”道：“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同上）
关于胡适为何“终究没有回应中共的诚意”，不同流派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在这里，我只能摘段唐德刚先生的回忆。或许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猜测到胡适的一些真实想法吧：“胡适之也是反马克思的。他反对马学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马克思学派的专断。所以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过，也就认为‘不值一驳’丢在一边。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着，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着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
‘那至少也可搞点自然科学。’我说。
‘自然科学也搞不好！’胡先生说这句话时的态度，简直有点横蛮，同时也可看出他对自由主义信道之笃！”
思杜因此次的“表现”受了中共的表扬，“学习改造”结束后，思杜还到堂舅家取走了那一皮箱东西，“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
随后，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此按后迁至四川，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马列部”当历史讲师。在那里，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从蒋圭贞给胡适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思杜此时“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胡适1950年10月7日日记）。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跟他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在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有对象他也许就不会死了。”
接下来的几年，倒也似乎风平浪静，关于思杜的线索几乎“中断”了，直到1957年反右。在这期间，胡适除了收到过几封从大陆发来的信件，还被告知大陆发生了一宗“疑案”：“香港胡中正十一月五日来信说，我的侄儿思猷‘失踪’的事。他说，程刚从上海来信，说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思猷是二哥绍之的儿子，大夏大学毕业……”（胡适1950年11月11日日记）
只是胡适至死也没想到，类似的事情会在七年之后发生在他的小儿子身上！
据思杜的亲人胡恒立于1986年8月与沈卫威的谈话，我们可知：“反‘右’之前，共产党自上而下让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杜不知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预示，他因为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但马上学院领导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他精神上崩溃了，最后绝望而自杀。”
思杜是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的，其所在单位给他当时往来最多的亲人胡思孟打了个电报，让他去唐山。到唐山后，胡思孟“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思杜同一个系的共产党员同事告诉胡思孟，思杜在事先把自杀的原因都告诉他了，他死前还给思孟留了个遗书，写好后压在了他的枕头下。组织上也告诉他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胡思孟表示要带走“遗书”，但“他的单位的人不肯，留下了，只给我抄了一份。”此时的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思杜的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后来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指思孟）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块钱。”后来因为胡适的关系，胡思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被迫离开了所在的铁道部印刷厂，改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被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们闹抄家，胡思孟因为害怕，就把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10几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思杜死了，但中国大陆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而身居海外的胡适一家更是无从得知音讯。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美国纽约预立遗嘱时还在第六条里写道：“去年以后，如果留有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仅一人留在，则留给该子。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在大陆已经“畏罪上吊自杀”了！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胡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
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
最后，胡祖望先生于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遗有妻子曾淑昭女士和独子胡复。
有消息说，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胡思杜_胡思杜 -注释
沈卫威着《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下简称《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48页
邓广铭于1986年8月与沈卫威的谈话，摘自《文化》第150页
摘自胡适1950年1月7日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全18册）第16册（1948.1-1950.12），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17日初版
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9页
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215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文化》第152页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3次印刷，第24-25页
江泽涵夫妇于1986年8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与沈卫威的谈话，摘自《文化》第151页
胡思孟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与沈卫威的谈话，摘自《文化》第154-155页
《文化》第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