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来历和传说简介 八旗军 八旗军-简介，八旗军-八旗来历传说

清代满族的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制度，以旗为号，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后又增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人的后代称八旗子弟，后多借指倚仗祖上有功于国而自己游手好闲的纨绔流氓子弟。

八旗军_八旗军 -简介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1614年因“归服益广”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族军队。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队），设甲喇额真（参领）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都统、旗主）一人，副职一人，称为左右梅勒额真（副都统）。

皇太极继位后为扩大兵源在满八旗的基础上有创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编制与满八旗相同。满、蒙、汉八旗共二十四旗构成了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满清入关后八旗军又分成了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

清代八旗军早期战斗力甚强。从统一女真各部并征服蒙古、朝鲜，到推翻明王朝政权的历次战争中，可以说是所向披靡。然而入关后不久，八旗军便开始出现战斗力衰退的迹象。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日趋巩固，战事日渐稀少，这支军队也逐渐蜕变衰败，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际，它已完全变成一支不堪任战的糜烂之师。

八旗军_八旗军 -八旗来历传说

过去有“从龙人关”之说，其实从龙人关说的是八条小龙。开始，这八条小龙并不团结，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你争我斗，逞强好胜。有一天，天上的玉皇大帝得知他们的事后，就召见天使说：“地上有人向我告状，日头和月亮总是在一起，这样天天都是白天，半阴半阳的，人们感到很不舒服，总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庄稼也长不好了。”人们很着急，都要求把他们分开。你传我的谕旨，命令八条小龙来完成。

这八条小龙知道命令后，都想立头功，个个争先恐后，这个来，那个去，搬月亮，挪日头，不管费多大的劲儿，怎么也弄不动，大家急得抓耳挠腮，一点好办法也想不出来了。

正在无计可施时，龙王威风凛凛地来到他们面前，责问：“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为什么没有完成玉帝交给的任务？”

小龙纷纷抢着说：“日头、月亮太沉了，我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劲，整天都跟着月亮和日头后头跑，总是追不上，有时追上也是跑不动，有时跑到头里也是拦不住，还是被它们撞到一边去了。”

龙王问：“你们是怎么去的？”

小龙们回答说：“我们是一个接一个去的。”

龙王听后，大发雷霆，当即骂到，你们这帮笨蛋，都赶不上下界凡人，他们还知道，人心齐泰山移呢！如果你们团结起来，不就可以了嘛。假如你们各拿一只箭，用力一掰就断了。如果把这8只箭绑在一起，还能掰断吗？过去你们不能取胜，就是单个力量太弱的缘故。

小龙们一听，恍然大悟，当即表示组合到一起，重新回到了天上，相互结合在一起，正象汉字的金字，金字也正好八画，实际上就是八条小龙组合而成。金字塔两条龙头合在一起，变成了金字头上的尖，他们齐心协力，象个楔子，在日头和月亮之间一拱，就真的把日头和月亮给拱开了。日头和月亮分开后，由于日头跑得快，很就跑到头里去了。月亮跑得慢，就落在了后边。

这八条小龙完成了任务，也累得筋疲力尽，纷纷朝地上掉下去，此时，刮起一阵大风。说来也巧，不知道从哪里刮来八块颜色不同的大布落在地上，这八条小龙正巧每条龙落在一块布上，它们不仅落在布上还张在了布上。

后来，后金国将这八块带有龙图案的布当成了旗标，由于八条龙和八块布的颜色不同，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旗色。

白色的小龙落在黄布上，就变成后来的正黄旗；蓝色的小龙落在白布上，就变成后来的正白旗；黄色的小龙落在红布上，就变成后来的正红旗；树皮色的小龙落在蓝布上，就变成后来的正蓝旗。一条小龙，虽然落在黄布上，由于黄布外边镶上了一条红边，所以就叫镶黄旗；一条小龙，虽然也落到白布上，但白布外边镶上了一条红边，所以就叫镶白旗；一条小龙落到了红布上，由于红布外边镶了一条白边，所以就叫镶红旗；另外一条小龙落在蓝布上，也是由于外边镶了一条红边，所以叫镶蓝旗。这些旗上都有一条小龙，也都有与明字搏斗的场面，还有云彩、火焰等。

八旗军_八旗军 -八旗制由来

八旗制是清代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由太祖努尔哈赤在女真人牛录制度上建成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始建四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增设四旗，称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定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满族人按八旗制分隶各旗，平时生产，战时从征。

初建时，不但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行政和生产职能。大清统一，太宗皇太极为加强对旗人的束缚，增强了八旗制的军事职能，并为扩大军事实力和笼络人心，又建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各旗有军营、前锋营、骁骑营、健锐营和步军营等常规伍，司禁卫、云梯和布阵等职。

另外，设立了相礼营、虎枪营、火器营等特殊营伍，演习摔跤、射箭、刺虎和操练检枪等。由于清初诸帝很重视枪炮武功等实战本领八旗军在平定三藩收台湾抵御沙皇侵略等战斗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八旗军_八旗军 -八旗制分类

八旗兵分为经营和驻防两类，京营是守卫京师的八旗军总称，由郎卫和兵卫组成，侍卫皇室的人。称郎卫，且必须是出身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的人，如紫禁城内武门，东西华门、神武门由上三旗守卫。驻防是指驻防全国各要地的八旗。京营总兵约十万，驻防兵总人数也在十万左右。

八旗军_八旗军 -八旗编制

八旗的最小单位是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 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每牛录300户，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继，兄亡弟代，在全军出动时才有每牛录300人。一般作战，每牛录只有几十人。八旗的组成是满洲八旗300牛录，其中包括约100个已经满族化的蒙古牛录，纯粹满洲牛录仅210个。蒙古八旗129牛录和汉军八旗167牛录。终清一代牛录的数字增加不多。

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改。

八旗军_八旗军 -八旗方位

清代的八旗军，包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在行军、驻营时所居的位置是固定的。据说是依“五行相克”说制订的。在《八旗通志》中有如下的记载：“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黑色难辩，故以蓝代之。”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东方属木，颜色为青，木能克土；南方属火，颜色为赤，火能生土克金；西方属金，颜色为白，金能生水克木；北方属水，颜色为黑，水能生木克火；中央属土，颜色为黄，土能生金克水。从五行所属的颜色和五行相克的角度讲，八旗所处的方位恰恰与五行相克的方位是一致的：两黄旗属土，土能克水，所以在北方；两红旗属火，火能克金，所以两红旗位于西方；两白旗属金，金能克木，所以两白旗位于东方；两蓝旗属水，水能克火，所以两蓝旗位于南方。

八旗军_八旗军 -八旗

镶蓝旗

正蓝旗

镶红旗

正红旗

镶黄旗

正黄旗

镶白旗

正白旗

位置在内蒙古锡林郭乐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初定，因旗色纯白而得名，正白旗是八旗中的上三旗之一，顺治前，上三旗中并无正白有正蓝旗，因在顺治初，多尔衮将自己所领纳入上三旗而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这以后就成了定制。正白旗是皇帝亲领之一，旗内无主，兵为皇帝亲兵，并从中挑选侍卫皇室的成员，

清麽规模为辖86个整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清末代皇后婉容是正白旗人。

八旗军_八旗军 -建立及演变

1601年 抚顺新宾赫图阿拉城(万历29年) 清太祖努尔哈赤 初设正四旗：黄、白、红、黑
1615年 抚顺新宾赫图阿拉城(天命元年) 清太祖努尔哈赤 正四旗改为：黄、白、红、蓝
同时增设镶四旗即：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1635年 盛京沈阳(天聪9年) 清太宗皇太极 扩编蒙古八旗
1637年 盛京沈阳(崇德2年) 清太宗皇太极 成立汉军二旗:正黄、镶黄
1639年 盛京沈阳(崇德4年) 清太宗皇太极 扩汉军为四旗，正白、镶白
1643年 盛京沈阳(崇德8年) 清太宗皇太极 扩充汉军为八旗
合 计 8×3=24旗×7500人/旗 18万人

八旗的三级组织形式及人员兵力：

（1）八旗的基层组织官职――牛录（佐领）额真
牛录――满语中是“箭”的意思。满族（女真人），狩猎时集体出行，头人负责所有的“箭”，因此在组织中将这组织的头人，称为牛录额真。始于1601年，定编300人。
（2）八旗组织中的中层官职――甲喇（扎兰、加兰）也称参领，额真。五牛录编入―甲喇，一甲喇（扎兰）=5牛录（5×300）=1500人。
（3）八旗组织中的最高官职――旗主为固山额真
5甲喇=1固山=5×1500人=7500人。
（4）每旗7500人×8旗=60000人。

八旗中的旗的区别：

（1）八旗中正、镶旗的读音:
八旗中有正、镶区别，也称“整”、“厢”旗，字面不难理解其意。正――整个、全部讲；镶――在原纯色基础上镶的边，也做“厢”。
(2)区别：正四旗龙首向右，龙腹内有五朵祥云；镶四旗龙首向左，龙腹内有三朵祥云.
（3）旗的样式:
1） 正四旗左右长7尺5寸，上下宽6尺，长方形；镶四旗，是正四旗尺寸剪去外上下角
2） 八色龙旗，均做龙图.镶旗形成，只是加边后，中间面积小，龙形小些。
3） 龙与旗色配合：黄旗配蓝龙，白旗配蓝龙，红旗配黄龙，蓝旗配红龙。
4） 旗杆：长一丈五尺，朱红色，龙头向旗杆，杆端为铁枪头。

八旗颜色的含义：

女真人当时分成五种颜色：红、黄、蓝、白、黑。当时的女真人将：红色代表太阳，黄色代表土地，白色代表水，蓝色代表天，黑色代表铁。铁又先于土,有土就不要五色，只有 四种颜色：红、黄、白,蓝。
称：女真人靠天吃饭，靠天种地、有水、有日，就能生存、发展。
所以用：黄―代表土：白―代表水；红―代表日；蓝代表天。因此用天、地、日、水，对应蓝、黄、白、红。

上三旗与八旗旗主们及左右两翼分设

（1）进北京后的上三旗与下五旗
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多归皇帝自领，地位最高，人多势众，成为核心；它们是：正黄、镶黄、正白，守卫皇城，挑取侍卫。担任皇帝外出护卫，是亲军。
下五旗守卫京城外，大批派往各地驻防护卫。它们是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

（2）1601年设立四旗的旗主分别是：
正黄旗，旗主努尔哈赤统领；
正白旗，旗主努尔哈长子褚英统领；
正红旗，旗主由努尔哈赤赤次子代善统领；
正蓝旗，旗主由努尔哈赤弟弟舒尔哈齐。
1615年扩为八旗的旗主分别是：
正黄旗，旗主努尔哈赤统领；
镶黄旗，旗主努尔哈赤统领；
正白旗，旗主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统领；
镶白旗，旗主由努尔哈赤十二子阿济格统领。
正、镶红旗旗主由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统领。
正蓝旗，旗主由努尔哈赤侄子阿敏统领。
镶蓝旗，旗主由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统领。

（3）左右两翼设置： 左翼：镶黄、正白、镶白、正蓝 右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

进驻北京后，满族八旗在北京城的戍卫驻扎（京旗）、（禁旅八旗）：

（1）北京城内城是方城，按方位颜色布防：
两黄旗驻北方（驻德胜门、安定门）；
两白旗驻东方（东直门、朝阳门）；
两红旗驻西方（西直门、阜成门）；
两蓝旗驻南方（崇文门、宣武门）.
（2）八旗军队位置按“五行阴阳”划分：
两黄旗驻扎北方，北方在五行中代表水，黄色代表土，土能挡水；
两白旗驻扎东方，东方在五行中代表木，白色代表金，金能降木；
两红旗驻扎西方，西方在五行中代表金，红色代表火，火能克金；
两蓝旗驻扎南方，南方在五行中代表火，蓝色代表水，水能灭火。
东西南北，金木水火，黄白红蓝，一伸一抑、一张一合，顺其自然的天理现象和崇拜。

八旗军_八旗军 -由盛转衰

八旗军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事组织。他起兵后不久，便对女真族氏族社会时期就存在的兼具生产和军事职能的社会组织──牛录进行改造，先后建立了黄、白、红、蓝、镶黄、镶蓝、镶白、镶红8旗。皇太极时，又按民族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军八旗。各旗设立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官职，逐级统辖。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到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这一阶段，八旗实行兵民合一,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的职能。兵丁平时狩猎务农，战时自备武器粮秣，随军作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堪称一支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作战时军纪颇严，有进无退，甚至在死伤惨重、尸相枕籍的情况下仍很少有人退缩逃阵。它曾以精兵6万，采取集中兵力、连续作战、逐路击破的战法，击败明朝10余万大军，取得了萨尔浒大捷；用两年的时间攻克明军防守关外的宁锦防线，歼灭明军5.4万人；后来又在山海关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击败李自成大顺军，逐一消灭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军入关并建立全国政权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度，将整个八旗组织原封不动地移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完全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队和职业预备役军人集团。八旗官兵携家带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军营之中，驻于京畿地区的部队称"京营八旗"，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冲之地的部队称"驻防八旗"。军营内生活设施齐备，旗兵及家属不得私自外出。官兵严格从旗人内部选拔，"生则入档，壮则当兵"。都统、参领、佐领等各级军事长官同时又是行政长官，平时督促士兵从事生产、养活家口、操练武艺，战时率部出征。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支柱，酬谢八旗军功贵族，清廷开国之初即给予八旗将士相当优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后顾之忧，专心练武，保持原有的军事素质。同时也严格规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经商或从事其它谋生之业。然而，事与愿违。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前线指挥战斗的亲王、郡王和贝勒们"逗留观望。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战争，如柴达木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大小金川之战中，尽管参战的八旗官兵数量有限，其中一些号称精锐的八旗部队的表现却不如绿营兵，昔日敢打敢冲的作风已不复存在。

嘉庆至清末，八旗军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起码的战斗能力。1799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时，曾一度把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听约束，未及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议从八旗军中挑选壮丁加以操练，使之恢复入关时骁勇善战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此时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说:选练八旗丁壮是多年前的老办法了，你们却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无可练习。

八旗军_八旗军 -衰败表现

八旗军的衰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官兵素质低下八旗军入关以后，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恶劳的现象到处蔓延，直接导致了八旗官兵体能和军事素质的全面下降。人人耽于安逸，优游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练功习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马骑射技艺的官兵越来越少。1815年，嘉庆帝阅看左右两翼前锋营官兵射靶，200人内竟无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应差大都是雇人顶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阅兵大典上，也是由仆人携带着兵器，骑马乘车赶赴演武场，俨然一副老爷兵的模样。当时京城中盛传的谣谚"糙米要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营营要少"，说的便是这帮旗下大爷每次领岁米月粮时都要刁难发放者，临阵交锋时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检阅时都要预雇替身，平日尽量少到营中当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现象的长期存在，必然使八旗军中充斥人残技疏、羸弱不堪任战之人。清末甲午战争中，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部队神机营赴山海关布防。有人在芦沟桥遇见他们，但见"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则一十一二龄童子也，余多衣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这样的老弱残兵当然不会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有什么作为。

训练形同虚设清朝建立以后，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事训练制度。但因承平日久，这些制度实际上并无人认真执行。平日规定的每月练习步射、骑射，每年合操、考试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将领还肆意篡改条例，减少训练次数，减轻训练强度。如乾隆年间广州驻防八旗的火炮训练时间就由每年4周减为2周，射击训练的次数由10次减为5次。有的驻防八旗部队，甚至因操场被出租赚钱，干脆取消了火枪和火炮的射击练习。

军队风气败坏清军入关以后，军纪松懈、风气败坏的现象开始出现。终年仰食于官府的八旗官兵抛弃了以往淳朴简约的社会风尚，以游手好闲、华衣美食相标榜，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平日里很少有人按时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互赌搏"，"肆无顾忌窝窃、窝娼、窝赌"。将领们整日里"居家弹筝击筑，衣绣策肥，日从宾客子弟饮"；士兵穿衣争用绸缎，饮食必求醉饱，甚至将刚发下来的饷银拿出来挥霍一空，刚领到的粮米转手贱卖给商铺，换取银钱大吃大喝，斗鸡走狗、入班唱戏以及抽大烟之风到处蔓延。一些人倚仗着自己的旗人身份，以为反正在生活过不下去时，官府要予以接济，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卖产者，即如每饭必欲食肉，将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罄尽矣。又将每季米石，不思存贮备用，违背禁令，以贱价尽行粜卖，沽酒市肉，恣用无余，以致阖家匮乏，冻馁交迫，尚自夸张，谓我从前曾食美物、服鲜衣。"一月的饷银不足数日之需，饷米领出以后便行粜卖。清中、后期，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也严重地影响了八旗内部。在生活方面，一些军官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种小差使、跑腿，打仗时则在队伍中挑选精兵专门保护自己。一些军官借口各种公务对兵丁钱粮私行科敛。如旗人办事，需要佐领出具保结，佐领往往要收受银钱才出具手续，使旗人本来就难以养家糊口的兵饷被层层克扣。还有一些军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属下兵丁放印子钱（高利贷）。有人甚至与商人勾结起来，让兵丁先向米铺借钱，到发放禄米的时候，则由军官串通米铺代领，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粮少米时，只能向米铺高价购买。军官和米铺商人靠这种卑劣手段获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却因此家境日趋贫寒，负债累累。在用人方面，八旗将领往往以自己的随营子弟立有战功及鞍马骑射技艺出众为由，将他们提升为军官。或不顾年龄的限制，挑选心腹及家属中的孩子和老人当兵吃粮。象防御和骁骑校这样较低的军官职务，简直可以公开用钱来购买。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陈升的广州驻防八旗马甲，就因为捐献了2500箱火药而被提升为防御。八旗军内部腐败现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贫富分化的进程，使官兵关系趋于恶化，对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装备残缺废损按照制度规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战时都应自备兵器粮草，清军各级组织对官兵自备兵器的残缺废损情况平时要定期进行检查。但从乾隆年间开始，相当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备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借口经济困难不按规定置办军器，还有人将已有军器典当换钱，甚至偷偷地把军中利器──火炮砸碎卖废铁。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屡禁不止，最后只好在军器点验时实行照顾政策，不再点验旗员内护军校、笔帖式以至六品武职的军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没有经过点验的官员所拥有的军器、盔甲大部分朽坏。皇宫各门所备兵器也都成了摆设，不具备起码的杀伤功能。

当然，八旗兵衰败的根本标志还是其战斗力的丧失，是其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已失去执行自身职能的基本能力。而对此最严格、最全面的检验应当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1659年郑成功攻南京之役，镇守南京的总管喀喀穆统八旗军不敢迎战，只好以绿营出击，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驻兵荆州，劳师数载，不敢进兵。听说吴三桂军队到来，匆匆将大炮埋在土中仓惶退去。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领兵进攻岳州，借口舟楫未具、风涛不测，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战，听到退却的命令，竟"三军欢声如雷"。清中后期，八旗军将无敢战之胆、兵无缚鸡之能的实情已为举国上下所熟知，连清廷也不敢轻易把他们派上战场了。

八旗军_八旗军 -衰败原因

八旗军从兴盛走向衰败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军的兴衰与清王朝的兴衰是一致的。作为与广大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封建贵族政权，清王朝的统治最终走向腐朽是历史的必然。作为这一政权的统治工具，八旗军由盛而衰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一个缩影。早在"康、乾盛世"时代，清王朝就开始显露出种种败兆。最明显的表现是封建贵族们出于其追逐财富、剥削压榨广大民众的阶级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级官吏、豪绅，皆一改清初较为简朴的风气，肆意侵吞和挥霍人民的劳动果实，追求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康熙6次南巡，费用浩大，银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则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和父亲。为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他仿效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宫30处，运河上的随行船只达上千艘。每到一处，地方官百般讨好，搭彩棚、办筵席、进贡山珍海错和土产方物，酒无虚日，城开不夜。乾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如扩建康熙时修建的避暑山庄，建外八庙；扩建雍正时期建的圆明园，增建长春园、绮春园等，不知耗尽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无不沾染上奢华没落的风气，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而历朝皇帝大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权的索额图、明珠、徐乾学和高士奇等人无不是声名狼籍的贪赃枉法之徒。乾隆的内侄福康安也仗着自己的宠贵地位和特殊功勋，搜刮民财，生活异常奢汰，动辄拿出上万金币犒赏军中将士，家中每日里姬妾仅买花就花费数万钱。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执掌朝政的和坤。他任军机大臣达24年之久，专权和贪婪之名，连外国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后，嘉庆将他治罪抄家，仅其家产的一部分就值2.2亿多两，相当于当时国库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两个仆人被抄没的家产也值700多万两白银。可见他们贪赃枉法已达到何种严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败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八旗军官兵，这是导致八旗军衰败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军本身在治军指导思想以及相关制度、决策上的种种谬误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败过程。

其一，对变化中的国家安全环境缺乏清醒意识，缺乏整军经武、进行改革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四大变化:由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的满、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入到以农业经济为主、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关内广大地区；由部族军队变成国家军队；由战争时期进入到相对和平时期；由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进入到火器时代。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始和欧洲通往东方航线的"开辟"，西方殖民势力加快了从海上东侵亚洲各国的步伐，占领了爪哇、苏门达腊、菲律宾、印度、缅甸等许多中国周边国家，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国的澎湖、台湾，窃据澳门。原先地处欧洲的俄罗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间，越过乌拉尔山，迅速占领东、西西伯利亚的广阔疆土，成为中国的北方强邻。这些"千古未遇"的强敌逼处四邻，虎视眈眈，给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极大威胁。

上述变化客观上要求清朝统治者从实际出发，对确立于战争年代的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将原先"军民合一"的八旗军的军事组织职能与社会组织职能剥离开来，建立适应当时世界局势及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军事体制，将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计问题交由社会去解决；要求清朝统治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应付国内问题，而要学习近代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编制体制和军事思想，尽快使自己的军队摆脱落后状态。

但清朝统治者却无视这些客观需求。他们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强调"办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军事制度与优待八旗军功贵族对立起来，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对立起来，军事改革严重滞后。一旦有人主张对八旗制度做这样那样的变革，都遭到严厉斥责。例如，清中后期，旗人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贫穷者不得不将清朝廷分给他们的土地大量典卖他人，单靠朝廷发放的兵饷俸禄生活。而随着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粮饷要养活十几口人，致使许多贫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为贫穷一辈子不敢结婚，有的旗人跑到农村去讨饭甚至饿死。而清朝统治者眼看着大批旗人穷困潦倒，却不肯对这一过时的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嘉庆帝在听取某御史关于派京城中的八旗闲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带耕垦的建议时，曾大发雷霆说:"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驻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另一方面，抱着"天朝上国"自大心态的清朝统治者，以为凭着老祖宗"马上打天下"的骑射功夫足以扬威天下，因而无视近代西方军事技术的高速发展，无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现实，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听任自己的军事技术停滞落后。清军征缅作战时，已发现缅人所使用的来自西方的火枪性能远远超过清军的火枪，但没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够重视。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曾带来一支装备有新式武器的卫队。他邀请清朝名将福康安检阅卫队演习新式武器。福康安却不屑一顾地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英国送给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圆明园仓库之中。直到百余年后，露出强盗真面目的英国侵略军打上门来，攻占京城，火烧圆明园，又把这些沉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运回国。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统治者虽然不断接到中国军事技术专家们关于仿制西洋火器的建议，却并没有产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紧迫感，仍把这些先进火器打发到仓库中去睡大觉，并再次下谕，命令八旗官兵们学好满语、骑射功夫。

其二，当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进行改革时，却往往以错误的思想做指导。顽固守旧的清朝统治者通常对改革抱着敌视的态度，但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下，在陈腐的八旗制度实在难以维持下去时，不得不对其进行某些局部的改变。但在这种时候，却往往是从优待八旗贵族、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出发，着眼于周济八旗老弱，为其提供起码的衣食之需，背离了军事组织以增强战斗力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为了遏制旗人因为典卖土地，负债累累，经济地位日益恶化的趋势，清廷动用巨额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赎"民典"旗地，代还债务，赏赐银两钱粮。设立养育兵制度，从那些户口滋盛，余丁繁多，因无法补上兵额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补养育兵，每月发一定数量的兵饷或禄米。在挑选马甲等薪饷较多的职位时，不是以身体是否强壮、军事素质好坏为标准，而是对贫乏孤寡之人，对无人赡养者，对年老者实行照顾政策，让其领取更多的薪饷。有时，采取用国库款项或挪用军费经商，减少营马数量，削减装备和训练方面的开支，将训练场地和一些公共建筑出租赚钱的办法，来接济贫困旗人。
这些措施，从本质上说是为了维护陈腐落后的八旗制度，解决旗人一时生活之需，而不是着眼于解决军队的机制问题，对整个军事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发展趋势。为救济贫困而增加的兵额与余丁数量的迅猛增加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康熙年间是五名丁壮招收一兵，乾隆年间已达到八名丁壮招收一兵，其后兵、壮比例更为悬殊。靠着一名士兵每月一两银子、五斗米赡养一家十几口人的情况相当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为旗兵赎回的土地很快又被卖掉。平日对八旗官兵的补助赏赐，也只能救一时而不能救长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以解决八旗生计为核心的做法却严重地危害了八旗军的建设。为了供养养育兵，救济贫苦旗人，八旗将领采取减少战马和战船数量的办法，将原先给战马买草料或制造、修理战船的钱来救济士兵家口，甚至将战斗力比较强的骑兵兵额裁掉，挪出钱来养活更多的养育兵，使八旗军队中充斥战斗力较低、甚至完全没有任何作战能力的冗员。八旗将领用军费和出租军产经商，也对清军内部腐败现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人乘机大肆出售军用牧场、演炮场，造成八旗战马数量锐减，士兵无处进行火炮射击，就连射程比较近的火枪射击，也因为操场长度不够而只能在秋收后举行。而八旗官员整天忙于经商，自然无心进行正常的军事训练，平日操演摆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军事功能与社会功能混为一体，军队臃肿不堪。为了维持八旗成员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清廷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全都包下来，给予他们授官袭爵，占有土地、人丁等许多方面的好处。而长期供养"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必然要给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不得不竭尽全力搜括民财予以支撑。清军军费支出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兵饷马乾银，主要来自于中央财政支出，其数额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约1900万两左右，雍正末年以后每年约为2600万两左右。二是岁米月粮，由国家征收的粮食中统一拨给实物，也有一部分粮米采取折成银两的办法发放。三是武职养廉银、兵器火药制造费、军事工程修造费等，主要由地方财政支出，大约每年500万两左右。在上述巨额军费支出中，仅兵饷马乾银一项每年即占康熙朝中央财政支出的70%，占道光朝中央财政支出的72%。而其军费的一半以上都耗费在人数最多时仅有27万人的八旗军身上。如嘉庆朝60万绿营官兵每年兵饷马乾银约1200万两，仅占当年总数的46 %，其余1400余万两为八旗官兵兵饷马乾，约占总数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费的巨额军费并没有真正增强八旗军的实力。这是因为在八旗俸饷总额中，官兵的家口、马匹耗费占了很大的比重。仅以西安驻防八旗为例，其官兵的俸饷占饷银总额的42%，所支粮食占粮食总额的7.4%；而供养官兵家口的费用则占饷银总数的20.5%，所支粮食占粮食总额的90.5%；养马费用占饷银总数的37.5%，马匹饲料粮占粮食总数的2.1%。而马匹饲养费项目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补贴旗人家口生计的性质。清中后期，各驻防八旗军营都大幅度减少，实际养马数额，私下改骑兵为步兵，出租牧场，马匹饲养费实际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为兵饷发放的军费，也有相当数量花在为救济旗兵生计而内部招收的养育兵身上。这些年幼体弱的"童子军"数量十分可观，乾隆年间总数即达到2.6万余人。嘉庆后期数量更多，仅八旗骁骑营中已达26872人，占骁骑营总兵额的33.4%。他们每月所领的饷银为3两、2两、1.5两不等，按平均数计算，则每月耗银不低于5万两，每年耗银不低于60万两。但这些养育兵实际上是在空吃粮饷，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军事技能，也就无法在战场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八旗军费日益增长，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财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灾害、战争，收入剧减，军费将无法保证按足额发放。清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清朝财政濒于崩溃，清廷不得不在咸丰年间将旗饷减成发放，京营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饷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区，旗兵俸饷拖欠扣减损现象更为严重。如光绪末年奉天旗人在两年间总共发了9个月的俸饷，加上扣减摊派，每兵所得不及饷额的十之一二。而这种"既要吃皇粮，又吃不饱皇粮"的现象的出现，对本来就难以维持生计的旗人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纷纷逃亡，另觅生路。有的旗人还违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补贴家用，而无心上操应差。更多的人则因为长期享受优待政策，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把当兵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把游手好闲、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经地义的权力，清廷补贴赏赐稍不如意，就四处闹事。清代京营八旗兵丁曾几次为增发津贴等事项，在皇宫门前或亲王府中聚众喧哗，几乎酿成大规模暴动，令清朝君臣都头痛不已。

其四，治军不严，训练松垮，姑息成风。清廷给予八旗官兵特殊的优待政策，也使得"从严治军"的信条在他们身上无法真正实行。事实上，八旗士兵在社会上惹事生非，打架斗殴，作奸犯科，久已成为京城和各八旗军防地的一项公害，各级旗营军官总是曲加庇护，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问，致使旗营无赖的气焰愈加嚣张。八旗军的训练，大都是虚应故事。不仅平日射箭拉弓，视为具文，就连三年一次的大阅兵，也不过临时稍为演习，过后即置而不问。负责监督军训的御史大臣们虽心知肚明，却仍层层欺瞒，不愿意说出真相。一次，某王爷奉命阅操。有一名步军校迟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处罚。执刑人解开他的衣服，却发现一大堆小古董从其身上掉下来。王爷问是怎么回事。步军校哭着回答说: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两俸银，吃不饱饭，只好从古董店里领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贩卖以养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庙会，所以上操迟到了。最后连王爷也只好将他放了不加责罚。乾隆、嘉庆皇帝对八旗军内部隐瞒真相、姑息迁就的情形并非毫无所知，也曾多次批评八旗官兵和监察御史。但他们除了在口头上提倡"鞍马骑射功夫"外，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相反，却不断降低军官和士兵的军事技能考核标准。如乾隆以后规定，各旗挑选马甲时不再校阅骑射功夫，只是将备选之人传赴衙门，令其拉弓，即行选取。据收藏在东洋文库中的《雍正朝镶红旗档案》记载:当时世袭祖先军官职务的大多数人，军事技能考试成绩并不好，许多人的步射、骑射成绩评语都是"劣"，个别为"平"，几乎没有得"优"的，却都能照样任官不误。这些新的考核标准实际上是姑息了仅把当兵作为谋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纵容了旗人不习武艺，整日游荡的风气。

其五，实行封闭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机日益严重。军队是担负专政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只有广泛吸纳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但八旗军始终是关起门来，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搞军队建设。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初级军官主要靠世袭或由官学中学习满汉语言、骑射功夫的八旗军官子弟中间选拔。属于中级军官的佐领，有勋旧、世管、互管、公中诸种，除公中佐领外，都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世家子弟承袭。高级将领如都统、副都统全都由满洲贵族世代垄断。由于世袭范围十分广泛，八旗军职的升迁失去了竞争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军官队伍中充斥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之辈。特别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经历及战争阅历的皇亲国戚担任大军统帅。这些人从小生长在深宫官府之中，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素质，却硬被置于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安危的重要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败的种子。清军在征讨噶尔丹、平定准噶尔等作战中屡次受挫，都是由于任用了昏庸无能的八旗贵族做主帅所致。比如清军对准噶尔用兵时，雍正皇帝先后派出怯懦无能、寡谋鲁莽的满族贵族傅尔丹、马尔赛为将，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当的教训，反而极力庇护败军之将，迁怒于汉人将领。赐给傅尔丹御带，却将汉人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关进监狱，将汉人署宁远大将军纪成斌处死。有的八旗将领不仅无能，而且怕死，在战场上闹出不少笑话来。康熙年间的乌兰布通之战，担任前敌将领的正白旗副都统色格，临阵怯战，推托中暑而下马。他的家人说:二品大员如此临阵退怯，将来回去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又把他扶上马。色格却再次从马鞍上滚下来，躲进草丛。等到打完仗回营时，还是浑身战栗不已，身穿甲胄、蒙着大被抖到天亮，一时传为军中笑谈。封闭的用人制度所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从上述例子中可见一斑。

其六，以体恤八旗官兵为由，不愿利用宝贵的临战机会对八旗军队做适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将领为了优待旗人，保存"国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们与汉人接触，免受汉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体恤生命为由，不愿意在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适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大军顿兵昆明坚城之下，不思进取。汉人将领赵良栋欲发动进攻，即遭到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的反对，理由竟是"皇上豢养之满州，岂可轻进，委之于敌？"其实不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历次南北战争中都有不愿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缅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绿营兵22000名，八旗兵仅仅3000名，绿营兵数多于八旗8倍有余。1787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用绿营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敌者仅100名。1853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军调集绿营兵53436名，八旗兵仅4999名，绿营出兵人数较八旗多出10倍有余。即使是派八旗军上战场，打仗时也往往是由绿营兵甚至临时招募的勇营兵打头阵，八旗兵在后跟随。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八旗官兵的体恤优待，从长远观点看却是坑害了他们。在相对和平时期，每一场战事都是检验军人素质和军事训练水平的难得机遇，也是将帅们积累作战指挥经验的极好机会。然而从清朝统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计逃避上战场，只满足于在平日的操演教阅中走过场、摆花架子，以领取粮饷度日。清后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龙江马队还稍能打仗以外，京营八旗和各驻防八旗大都是兵无缚鸡之能，将无才智之士。当时荆州旗营官兵甚至连自己军营中的财产都保护不了，还需要花一大笔钱雇人替他们站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窃财物，由此不难看出其军事素质之低劣。

八旗军_八旗军 -警示作用

综上所述，八旗军由盛转衰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它的衰败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趋势是相一致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任何军队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时期，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古今中外的军队都要经过这一关。八旗军由盛转衰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过程中某些普遍倾向。清朝统治者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影响认识不足，固步自封，拒绝改革，直接导致了八旗军的迅速衰败。这一历史教训对后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八旗军_八旗军 -八旗子弟

“八旗子弟”，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清末许多“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玩票〕指非职业演员从事戏曲表演。，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明明口袋里有钱，偏要赊，已经寅吃卯粮了，还是要赊。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广州曾经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区还留下“八旗二马路”这么一个名称。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早年有个“旗下人”到茶馆喝茶，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还没有冲水的时候，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加上盖子。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缠着堂倌索取赔偿，狠狠敲了一笔之后，才扬长而去。直到今天，广州的茶馆里，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饮后自己不揭开盖子的话，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姑不论这是真是假，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可见当年“八旗子弟”给人的印象了。

清代八旗子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的，除了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外，还有鄂温克、达斡尔、锡伯、朝鲜族及一些维吾尔、俄罗斯族人等。

“八旗子弟”是什么？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关以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原来的本部，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满洲旗”了。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这样，世代递嬗，不少“旗下人”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它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这里我想引他的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沦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

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注：一种小鸟）。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们老爷儿俩都聪明、有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

这类人物去当什么“参领”“佐领”以至什么名义上更大的官儿，自然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弄糟。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耀武扬威，初次见到那些艨艟〔艨艟（méngchōng）〕也写作蒙冲，古代战船。这里借指军舰。时，扬言“此妖术也，当以乌鸡白狗血破之”的，不就是官阶虽然比他们高得多，但无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辈也在伯仲之间的八旗王爷将军一类的人物吗！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八旗兵”的颟顸〔颟顸（mānhān）〕糊涂且马虎。腐败，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后来的“八旗兵”已经变得腐朽透顶，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另行去编练新军。而编练新军，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的洪流之一。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统关系，躺在祖先的福荫之下，享受特权，闲逸度生，是终究非衰颓腐败下去不可的。这样的事情，该是顺治、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早期的八旗将领，可以说过的是相当艰苦的生活。今天如果到沈阳的故宫参观，可以看到金銮殿下的广场上，两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那是八旗主帅进见努尔哈赤，入朝议事时的驻宿之处。那些房屋并不大，大概只相当于现代旅馆每天十块钱的房间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帅”们的生活标准了，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来，也是相去很远的。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了。

在这方面，西方的资产阶级，却是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例如小孩补篱笆、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资产阶级至少在这些方面，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显得稍有见地一些。

在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里，照理说，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们社会里，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染色体”过非分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对儿女千依百顺，处处让他们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他们干了坏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纵容，走后门，企图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高衙内”“鲁斋郎〔鲁斋郎〕关汉卿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一个“高衙内”式人物。”（按：这都是历史故事里著名的白鼻公子）。作为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后来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这样的事情决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批，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等而次之，没有受到极刑，但已锒铛入狱，或者路人侧目的，那就数量更多了。周恩来同志告诫“莫学‘八旗子弟’”，在我们这个封建习气还严重存在的国家，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那些特权人物、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斩”，立刻受到“现眼报”了。

其实，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八旗子弟”，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按：请注意这个“些”字的准确性），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八旗子弟”，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事例是常见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乐，逍遥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身败名裂的事，难道就很罕见吗？不！这也是不时听到的。

这样看来，“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对象，比“干部子女”还要广一些吧。

写到这儿，《哀“八旗子弟”》这篇杂文，是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8103440103/994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