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钓鱼执法是什么意思？
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又称钓鱼式执法、倒钩（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这既是一种执法权力，也是一种执法自由。不可忽视，选择性执法，尽管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容易产生公权力滥用的态势。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钓鱼执法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是有一定前提的。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控告罪犯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产生原因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之下（比如查处毒品按数额奖励、查处黑车和卖淫嫖娼、赌博等按罚款提成等等），我们的“钓鱼执法”大有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泛滥成灾之势。眼前发生的问题，不算最严重的。仅就查处黑车而言，2008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2008年3月9日《东方早报》）。以前上海还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
早些年，媒体还披露过在甘肃省，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三个不同公安机关的部分干警与同一个毒贩合作，分别制造了三起“贩毒案”，导致两人一审被判死刑、一人一审被判死缓的、令人即使在大白天也毛骨悚然的极端恶性案件。
2012年8月，西安警察被曝联手性工作者“钓鱼抓嫖”西安张先生向媒体爆料，称自己被警察“钓鱼抓嫖”，交了3000块罚金没有任何处罚证明。记者按照曝料线索，在发廊外暗访多日发现：警察抓捕并无固定时间，不属于定时巡查；抓人时总有一辆无牌面包车出现带走嫖客和小姐；小姐20分钟内返回按摩店继续营业；嫖客被罚。[1]
事件最新进展：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设伏抓嫖钓鱼执法”的相关案件有了最新进展，原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教导员等6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出庭受审。昨天的庭审从上午11点开始直到下午5点多，庭审仍在继续当中。共有6名被告坐在被告席上。分别是胡家庙派出所原所长李某、胡家庙派出所原教导员刘某，2名涉案的正式民警和2名参与此案的社会闲散人员。据悉检察机关是以涉嫌贪污罪和滥用职权罪对胡家庙派出所原所长李某、胡家庙派出所原教导员刘某提起公诉的，对其他4名涉案人员均以滥用职权罪提起公诉。据了解，从2009年开始，胡家庙派出所原所长李某、胡家庙派出所原教导员刘某就商议对民警所罚款项提成奖励。民警白某、刘某等多次在辖区内抓嫖，对当事人罚款后获得提成。
个别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怀着极其肮脏的利益目的，用尽手段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守法公民违法犯罪的证据，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护的盔甲，使那些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同时，还有可能随时随地陷公民于危险和不安、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个案维权有可能局部讨回被放逐的公正，但撼动不了“钓鱼执法”被权力滥用的根。要对“钓鱼执法”斩草除根，必须先从源头上宣判“执法经济”的死刑，并且严格限制公权力机关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聘用”各种社会人员。一方面，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非考勿进、非有编制勿进；另一方面，任何执法机关都是由纳税人供养，没有任何理由像公司一样“按业绩提成”。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面对如此强势对手，绝大多数司机除了乖乖挨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执法部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特权思想还很严重，办事随意。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
实行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显露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的企图，且已经实施，但是尚未显露出来。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勾引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第三种方式我们可称为“陷害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计划陷害当事人，使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执法动机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应当是源于刑事侦查中的“设套抓捕 ”，即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同时，为了抓获已知犯罪嫌疑人，而通过“诱惑”方式，以利引之，使其落网。“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但刑侦中的设套，是为了抓住已有犯罪嫌疑之行为人，而所设之套本身，也不能成为证据。但是，行政执法中的“钓鱼”，却是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定性的证据。这种取证的方式本身显然就是违法的。
从动机上来看，行政执法机构的违法执法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遏制部分违法行为的泛滥趋势而采取的过激方式；一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第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很遗憾，各地所暴露出的违法执法行为，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类型―――执法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与自己的利益有关，并可能为此进行相应的理性策划。
相关事件：张军事件
事件经过
上海城市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因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遭舆论质疑。此番舆论潮起《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网帖称，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黑车属于非法营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原来那名路人是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该名“钩子”还强行拔掉张军的车钥匙，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当时他第一反应是碰到强盗打劫了。他想打电话报警，电话也被抢走。张军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人。之后两周有相似遭遇的人先后找到张军，讲述了自己类似被“钓鱼”执法的经历，多数发生在2009年9月14日、15日、16日、18日。
受骗车主多为公司上班、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对此，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
据了解，早在1992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民间钩子数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次奖励500元。当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名女“钩子”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恶性事件。 这些职业举报人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似乎悄然形成。
进行起诉
中国网10月10日报道 昨日中午，上海“闵行倒钩案”当事人张军（化名）的代理人、郝劲松接到闵行区人民法院电话，张军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案已经立案。从提交诉状之日起算，昨日是法律规定立案时效的最后一天。
2009年9月8日，上海一位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遭遇“倒钩”――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军被扣车罚款一万。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上海的报纸、电视台、电台都介入报道，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这样的执法手段。9月16日晚，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刘建强走进上海本地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对主持人提出的几点质疑均以“不清楚”、“不能透露”、“这是工作秘密”作答，大多网友对此表示不满，并称此事仍然疑点重重。
当事人张军在9月28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退还罚款。但并没有提出要求赔偿与道歉。“我在中午收到了法官的电话，本案已经立案。”张军的代理人、郝劲松表示，不索赔是因为害怕又生枝节。
“一个政府的权威由其一贯的良好作风，如民主、公平、公正、透明的形成，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其产生信任。倒钩事件则会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减退，特别是执法大队一方面标榜自己的良好执法形象，提倡市民展现良好素质，一方面却鄙视并打击张军好心载人的行为，这会更严重的导致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的减退。”郝劲松认为，“倒钩”实为欺诈，与诚实信用原则不相符合，对社会的公序良俗也是沉重打击。如果连最应讲究诚信的政府也要采取欺诈的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执法犯法，侵害公民的权利，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将导致一个社会的崩溃。
此案在社会引发了广泛讨论，知名作家韩寒在博客写道，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家里有急事需要搭车，有人愿意让你上车是很罕见的，这样的人是珍稀的物种，是单纯的好人。闵行区交管部门做的事情说简单点，就是将这些单纯的好人从茫茫车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