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谭余保(1899-1980)，湖南茶陵人，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被推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兼财委主任。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上井冈山，随即被派回茶陵做秘密工作。先后担任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茶安酃特区区委书记、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晋察冀边区，任中共热河省委副书记。1948年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49年9月，作为华中解放区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到湖南工作，先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等职。1963年任中共中南局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南局监察组长。1977年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78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0年1月1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谭余保_谭余保 -简介
谭余保
谭余保（1899年12月－1980年1月），湖南省茶陵县洮水乡人；曾用名吉华、于宝；谭余保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的革命战士。
谭余保_谭余保 -经历
1908年入小学读书，后因家境困难辍学回家务农。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从事农民协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任茶陵县洮水乡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担任洮水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兼财委主任。5月，马日事变后，任茶陵县第三区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10月任茶陵县第三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28年先后任中共茶陵县第六区、第七区区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1929年任中共茶陵县委常务委员兼农委书记。参加创建开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7月任中共茶陵第八区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1月任中共茶（陵）安（福）酃（县）特区区委书记。参与领导茶陵暴动。1931年1月任中共湘东特委委员兼茶安酃特区区委书记。同年8月至1932年7月任湖南省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1932年上半年湘赣省开展的革命竞赛运动中，茶陵县总评第一，受到表扬和好评。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1933年4月至11月被选为中共湘赣省委委员。同年5月至1934年8月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1月当选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月至1934年8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常务委员。1934年1月任湘赣省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至1935年6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并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巩固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斗争。
红六军团西征后，奉命留下坚持斗争。1935年7月主持召开棋盘山会议，开创了湘赣边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同月至1937年12月任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兼湘赣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湘赣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坚持领导湘赣边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带队整编为新四军，并任新四军参议、中共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巡视员，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任中共湘赣特别委员会书记。1938年8月至9月任江西省湘赣特别区委员会书记。10月参加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人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6月奉命随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南下，途中闻日本投降，旋即奉命北上。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任中共热河省委副书记，1946年4月兼社会部部长。同年秋因病休养；194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49年6月至8月任中共湖南省政府第二副主席。9月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余保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1950年4月至1952年12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7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任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2年8月至1955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2年9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52年12月至1955年2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2月至1960年12月任湖南省副省长；1955年4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1955年9月至1962年10月任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7月至1960年1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6年8月至1964年12月兼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校长；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62年11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中南局监察组长；1963年3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1965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后在1975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3月至1980年1月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79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湖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0年1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谭余保_谭余保 -事件
谭余保严惩叛徒曾开福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丝毫不念旧“情”,以嫉恶如仇的立场,当面怒斥找他求情的叛徒曾开福,下令将其逮捕,使之伏法。这件事是谭汤池同志对我讲的。
1986年9月的一天,谭汤池来到位于龙江书院的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参观。那时我是该馆的馆长,听了讲解员的报告后,马上想到这位老首长曾在湘赣边打过几年游击,还担任过茶宁县(1933年茶陵县与宁冈合并)保卫局局长,对当年的很多斗争情形非常熟悉,便来到展厅,请谭老及随行人员到休息室休息。
趁着谭老等人喝茶休息的机会,我开始向他询问一些往事。除了问及当年茶宁县党政组织机构、坚持斗争和肃AB团的情形外,还涉及一些人物,如中共茶宁县委书记李运田、国民党军师长王东原、陈光中等,还包括当年任过湘赣边游击队司令员的大叛徒曾开福。因为我只知道曾开福在1937年上半年叛变投敌了,不了解他以后的情形。
谭汤池对曾开福是很熟悉的。他们同是茶陵县人,一道参加红军,一道在湘赣边打游击,一道担任中共湘赣边临时省委常委。当谭老听我问了“曾开福的结局怎么样?”这句话后,脸上顿生鄙夷的表情,说道:“他呀,还是‘死’在了谭余保手上!”谭老接着对我讲起下面的情形。
1949年12月的一天,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正在办公室,忽有警卫员进来报告,说外面有个叫曾开福的人求见。谭余保有些惊讶地“哦”了一声,随即把手往后一挥,轻声地说:“来吧。”不一会的工夫,警卫员将曾开福带进办公室。曾开福一身农民装束,皮肤粗黑。他面对谭余保诚惶诚恐,连头也不敢抬,双膝扑通跪地,低声地哀求说:“谭主席,我对不起你,我有罪!看在过去的份上,你要救我呀!”
谭余保目放怒焰,上下打量着跪在地上的曾开福,听他说完话,更是怒火中烧,右手握拳在桌上擂了一下,松开咬得紧紧的牙骨床,声量不高却是凌厉地斥道:“你还好意思说过去?你这个败类,有脸面来见我!警卫班,马上把他抓起来!”
曾开福如雷击顶,身子颓然地瘫软下去。谭余保见了那情状,立即起身,对警卫员下令:“还不把他拖走,抓到公安局去!”
谭余保为何见到曾开福心生厌恶,待听了对方的话更是怒不可遏,下令将他抓起来?曾开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谭老怕我们不详内情,又侃侃而谈地介绍开了。
曾开福,茶陵县江口村人,与谭余保是同乡。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开福在家乡参加了赤卫队,后来转到茶陵县游击队,担任排长。1931年,曾开福所在的湘赣边界独立红军第九营编入红八军。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进行长征后,曾开福担任了留守湘赣边的独立红军第五团团长。1935年6月,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谭余保在莲花县棋盘山召开会议,组建临时湘赣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在这次会议上,曾开福当选为省委常委,被任命为游击队司令,成为仅次于谭余保的第二号人物。客观地说,曾开福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军事上也很有一套,善于带兵打仗,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也能够亲自上阵。但他的大毛病是喜好女色,犯过几次生活作风上的错误,受到党纪处分。谭余保曾为此事多次严厉批评过他。
从1935年6月起,进攻湘赣边的敌军多达4个师,红军游击队通常是分散在武功山、棋盘山、九陇山等地活动。1937年春初,曾开福带着教导队进入安福县的七都山打游击。离开了谭余保的节制,曾开福旧态复萌,一头栽进敌人精心安排的美人计当中。
大叛徒陈洪时清楚曾开福的“嗜好”,于是向江西第二行政区保安司令危宿钟献计,提出用美色来诱降曾开福。这一计划得到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熊式辉的批准,并协调特工处派出了一名叫凌燕的女特工来到安福县,由县长曹厢征安排在凤子岗小学教书。凌燕拿着县教育科的公函交给李校长,操着一口“京腔”自我介绍说:“我叫凌燕,今年22岁,因父母逼婚,逃到吉安投亲未果,流落到了安福,幸蒙曹县长怜悯,安排到贵校任教,请校长多多关照。”
凌燕长相清丽,衣着朴素,举止言行大方得体,对教学工作也相当投入。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只要有机会就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凌燕还公开教高年级学生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进步歌曲。总之,她的影响在当地越来越大。连红军教导队的官兵和曾开福都知道,在凤子岗小学有这么一位才貌俱佳的进步女青年。
这年的4月2日,安福县保安团派出4名团丁来到凤子岗小学,以“拥共”“通共”的罪名捉拿凌燕,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当团丁把五花大绑的凌燕押下山时,中了曾开福设下的埋伏,4名团丁俱被击毙,凌燕得救了,被送到了游击队的营地。
曾开福见到凌燕之后,不禁惊叹世上竟有如此妩媚动人的绝色女子,一下子就被摄去了魂魄。他布置给凌燕安排了单独的住处,说为了有利于“养伤”,并给以物质生活上的优待,还借口“关心”进步青年,每天都来看望,与之聊谈,简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
凌燕是九江人,考学落榜后报考了一个“缝纫培训班”,录取后被带到南昌,被迫进入江西省警署特训班受训。经过几个月秘密而严格的特别训练,凌燕成了合格的女特工。这次她被选中担任“特殊使命”,执行的就是“重党国,轻贞操,俘虏匪枭”的任务。凌燕以娇艳风骚的女性魅力,很快地把惯于拈花惹草的好色之徒曾开福“俘虏”了。时日稍久,曾开福与凌燕经常泡在一起的淫合之举,被教导队的官兵所察觉,有两个队员逃离驻地前往武功山,向谭余保报告这一情况。谭余保听说曾开福与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女子混在一起,担心他中了敌人的奸计,立即派出4名战士赶往七都山,要把凌燕带来审查。一向机警的曾开福发现少了两名队员,预感大事不好,把情况告诉凌燕。此时的女特工露出真实面目,要曾开福一分钟也不可耽误,立时下山出逃。曾开福再不考虑什么,收拾了游击队的主要文件,拉着凌燕从营地后面出去,躲过游击队的岗哨,又乘着夜色翻山越岭,翌日上午来到安福县车田联保处,报出身份做了可耻的叛徒。当晚,这对苟合男女被送到安福县城,县长曹厢征与保安团团长连夜听取曾开福对湘赣边游击队及省委机关的“供报”。
没过几天,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兵分数路,同时向武功山、七都山等地的游击队发动“抄剿”。临时省委及时作出应急措施,调整了游击队司令部的班子,布置省委机关转移到了莲花境内的棋盘山一带,使敌人的行动每每扑空。可是,由于曾开福熟知游击队的活动套路,敌人按照他的“献计”进行“搜剿”,特别是他供出了红军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交通站以及那些“白皮红心”的保长,确实给游击队的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也造成了不小损失。
两个多月过去,敌人的频繁“剿击”不见奏效,曾开福的“献计”也屡失作用。那个过去与他“如胶似漆”的凌燕,眼见被自己拉过来的游击队司令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便离开他远走高飞,不知去向。
相隔不到半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一致团结抗日。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开到莲花棋盘山集中整训,然后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在敌人阵营里摇尾乞怜的叛徒曾开福,被人看成是见了就恶心的癞蛤蟆,无人理睬。尝够了叛徒滋味的曾开福无处安身,也没有脸面回到茶陵老家,只得来到湖南浏阳大瑶乡的一座山窝里开荒种田,藏身度日。湖南和平解放后几个月,曾开福自知罪孽深重,终究难逃人民的惩罚,心内惶恐不安。他打听到谭余保做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想到自己与谭过去的深厚情谊,竟异想天开地厚着脸皮来找谭余保求饶,期盼谭能够念及旧情,替他说话,以躲过人民的严惩。
客观地说,谭余保与曾开福确实有着一段同生共死的战斗情谊。曾经担任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湘赣边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的曾开福,的确指挥部队打了不少胜仗,也多次带领部队保护临时省级机关的安全。谭余保与他常常或同睡在一座崖洞中,或露宿在一棵大树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谭余保感到曾开福是自己最信得过的主要助手。穷途末路的曾开福思忖过去,感到自己只有这么一线生机了。可是没有料到这一企望就像白日做梦那样落了空。一向嫉恶如仇的谭余保,在看见了很长时间不知下落的大叛徒后,登时怒火中烧,丝毫不念旧“情”,当场下令警卫员将其移交公安机关审判。
谭汤池在讲完以上的情形后,带着不尽的遗憾喟然叹道:“我与曾开福过去也是很熟悉的。凭心而论,此人指挥打仗是有一套的,可是他贪色的毛病总改不了,以致于后来跌落在敌人美人计的深坑里,葬送了自己的一生。”稍作停顿,谭老还讲到: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之后,谭余保有一次对他讲到过曾开福,说如果曾开福不叛变一直在革命队伍的话,至少也是个能够佩上两颗“金豆”的将军。
谭汤池讲述谭余保当场下令逮捕大叛徒曾开福一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我从别的书刊上了解到曾开福被押上了人民审判台后,谭余保作为证人出席了庭审,指控了曾开福投敌后为虎作伥,带领敌人进攻游击队的罪行,以及曾开福在攸县期间几次给他写劝降信的情形。面对昔日的得力助手、又有着一段生死与共的患难之情的叛徒,谭余保的立场是坚定的,他在法庭上毫不隐讳地说,像这样危害过革命的大叛徒,理应受到人民的严惩。
谭余保痛恨所有的叛徒,不管他们是在怎么样的情形下背叛革命的。因为在艰难至极的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革命被叛徒害苦了,他个人也吃尽了叛徒的苦头,所以他始终不能饶恕那些叛徒。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谭余保在永新县大礼堂作报告时,还曾当场认出一个叛徒,并下令将此人抓起来。这就是谭余保嫉恶如仇的独特个性。
救胡耀邦一命 差点误杀陈毅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国内形势骤变。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陈毅军长奉命赴湘赣边界作改编工作。我父亲误将陈毅当作国民党的说客，一听国共要合作，就火冒三丈，根本不相信，大骂陈毅是叛徒，并将陈毅捆绑起来，用烟管敲他，关他禁闭，还险些杀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