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梅思平（1896-1946）名祖芬，字思平，以字行。浙江永嘉人，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40年，汪精卫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梅思平在其间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梅思平_梅思平 -生平经历
梅思平翻译手稿
梅思平（1896年-1946年）名祖芬，字思平，以字行。浙江永嘉人，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获文学学士。五四运动时候参与运动，并非领导者。（近年有网络传言他是“火烧赵家楼”点火之人。与历史实际不符合，查阅民国报章杂志，以及当事人回忆，社会公认的率先冲进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至于为何近两年会出现梅思平火烧赵家楼的说法，盖为某些网络写手为了贬低抗日爱国学生的行为，而故意编写的网文，以至于以讹传讹，不足为信）
梅思平毕业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任江宁实验县县长时是因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身份充任的。梅思平在政治上比较活跃且有想法。1928年至1931年间，《新生命》杂志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当时，陶希圣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紧随其后，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提出了不同的论点并每每与陶希圣论争。周佛海曾说，中国社会探究是《新生命》的特色，“这种研究在第一年中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论争的急先锋。”在这场论战中，梅思平则是主要力量之一，那时的他刚刚而立之年，可谓风华正茂。梅思平还是个好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现代丛书《万有文库》中的《中国革命史》一书，就是由梅思平编辑，蔡元培校对的。
曾任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1938年与高宗武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商讨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具体条件和办法。梅思平又随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方达成协议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协议规定：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五、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会谈还安排了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对于成立汪精卫政权梅思平的心理也很矛盾，他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于显著位置刊载梅爱文的署名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文章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将近800字，是梅思平在温州读书的13岁的女儿写的。 接着，《浙瓯日报》又连续3天刊出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鹤邻、鹤春与之脱离一切关系的《启事》，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这件事当时亦震动全国，各大报刊争相转载。梅思平临刑前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司法行政部谢冠生部长、洪谢雨次长，还有一封分别给其家属。他写给子女的遗书是“努力读书，忠贞报国”八个字。数十年后，有记者采访梅爱文，老人说：“那是特殊的时期，想法也很单纯。爱国第一，亲情第二，我的父亲做了对不起民族的事情，父女感情也就无从谈起。”
1940年，汪精卫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梅思平在其间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梅思平_梅思平 -狱中自白
南京组府之目的
在此烦闷之空气中，汪先生反而态度坚决，毅然主张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当时干部同志会议意见亦颇分歧，但汪先生则提出如下之理由:
①和平运动固已绝望，吾辈如为明哲保身起见，出可悬崖勒马，从此罢休，即日军以我等为俘虏亦属无妨。但如此做法，于个人或者比较有利，但于国家、于人民、于后方之抗战同志则无所裨益、无所援助。吾人既做到如此地步，则尽可利用环境，转做于抗战有利之工作。我(汪先生自称)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即其政军最高当局亦将信将疑，彼为节省实力计，亦均希望我之运动可以成功。即三数深知内幕者如影佐祯昭等，在今日固已明知我之运动前途渺茫，然彼为保全自己地位计，亦皆讳言和运之失败。其他不知内幕者，如和知、田尻之类则又与影佐等争功，以为影佐可以得到和平之门径，彼等亦可以另觅路线．于是自欺互欺，皆以为和平指日可期，殊不知前方军士、后方人民于和平宣传之下即己消失战意于无形。我等今日如果明白宣言和平运动已经失败，岂非揭穿西洋镜而争;增强日本军民之战意?我等为自全之计则可，为国家计则不可。中国之抗战非国际形势有极大之变化，则不足以图胜利。故非旷日持久不为功，非缓兵顿敌以老其师，而静待国际形势之变化，别无良策也。重庆各同志现在正在整理后方、编训部队，而我等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