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立夫（1900年7月27日―2001年2月8日），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原名祖燕。浙江湖州人。1925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1925年9月回国，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51年去美国定居。2001年2月8日晚近九时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病逝，享年101岁。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近100年的漫长生涯中，以20世纪50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他是政治人物；后50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
陈立夫_陈立夫 -个人概述
1923年北洋大学矿科毕业，后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
陈立夫
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暗杀。受其叔父的影响，1925年陈立夫从美国匹兹堡大学煤矿工程专业毕业后，放弃实业救国的理想，加入国民党，和其兄陈果夫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组织大权，建立了CC系，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1926年初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左右。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社会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他与其兄陈果夫一道，组织“中央俱乐部”，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集团，竭力控制国民党党部，维护蒋介石统治。和其兄同时也是“中统”特务组织首脑。他任调查科主任为时不长，但此后调查科一直在其控制之下，并于1938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中国共产党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斗争。深为蒋介石信赖。1949年去台湾。1951年去美国定居。1969年回台湾，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1988年7月，与中央评议会34名委员向台湾当局提出提案，主张以台湾的资金科技和大陆的人力资源合为互惠基础，建设中华。多次公开主张一个中国。主编过《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易学应用之研究》等。著作有《唯生论》、《生之原理》、《四书道贯》、《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学研究》、《从根教起》、《迎头赶上》、《陈立夫先生言论集》。译有李约瑟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到了台湾后，陈立夫兄弟二人被蒋介石排挤，他去了美国。在美国，陈立夫一边养鸡，一边弘扬中华传统道德，大力宣传中医，被誉为中医“守护神”。陈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主要有根据共产党「唯物论」而撰《唯生论》、《生之原理》两书，加以阐明并比较优劣。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即退出政界。旅居美国19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1969年返台，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还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曾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撰有《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陈立夫一生经历了3个世纪，堪称奇迹。他早年致力于宣传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晚年研究孔孟之道，其长寿和养生之道也带着哲学的思辨性。
陈立夫_陈立夫 -生平纪实
192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系。
1925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
1925年9 月回国，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
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
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8年任教育部部长。
1949年去台湾。
1951年去美国定居。
1966年贺蒋介石八十大寿，首次回台。
1969年返回台湾定居，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
2000年10月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并发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晚近九时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病逝，享年101 岁。
陈立夫_陈立夫 -传奇人生
陈家和蒋介石渊源流长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陈立夫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1917年，陈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
陈立夫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长
获得美国硕士学位的陈立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奇货可居，从知识结构与对学术的修养来说，陈立夫无疑在当时的中国政界也是凤毛麟角。也可能是这种特殊的才能，抗战爆发后，陈立夫被蒋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
陈立夫
对于这段经历，陈立夫颇感自豪，在他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
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抗战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将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稳定与规范。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由于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之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学回国得学位者的制度，为那些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甚至所教学科与国外研究无关的教员提供了晋升之路。
第三，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西南联大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训育教育则是陈立夫在大学里的创造，他将蒋介石训练国民党的办法放在了大学之中，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学生无法回避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l2万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贷金制度的改革，陈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忆录中，他津津乐道地写到：
陈立夫据民国七十七年去美国参加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一位刘广定教授回来说："我这次赴会，过数位六七十岁之大陆学者成言：抗战期中，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实为先生之恩泽特予禀告。"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者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0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进，第一期自1940年8月起至1942年7月止，目标为：各镇(乡)均应成立中心小学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65％以上，入学民众总数要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30％以上。第二期自1942年8月起至1944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8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50％以上。第三期自1944年8月起至1950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90％以上，人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60％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
与周恩来正面交锋
周恩来周恩来曾说过：在敌人之中，陈立夫这个人是值得重视的。l946年1月，国共两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与陈立夫终于有了一次正面交锋的机会，两人唇枪舌剑，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主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经过多天的谈判，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承认民主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等。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着手将长江以南--苏南、皖南、浙东、浙西的新四军撤往江北，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和平建国的诚意。可是，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10月l3 日向全国各战区将领下达“剿匪”手令。
面对内战阴云密布的险恶形势，中共代表为维护国内和平，于12月27日提出了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条建议，国民党也提出三项办法作为对中共提议的答复。 这时，美国政府采取了调解国共两党争端的政策。11月27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并派陆军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到中国，参加国共停战谈判。
经过商议，1946年1月5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于1946年1月10日午夜12时停火。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坚决反对。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陈立夫与中共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后人的回忆将这段会议中的辩论具体地描述了下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举行。
双十协定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38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而致开幕词的蒋介石也发表了诸如确保人民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等等，蒋介石的“诚意”使会场的气氛更是充满了喜悦。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毛泽东等赴重庆谈判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他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 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陈立夫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中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创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人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重庆谈判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陆定一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于是，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聆听他的指示。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 日赴南京请愿。
然而，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CC特务们蜂拥而上，对代表们围攻殴打。
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陈立夫又酿成了下关惨案。后来，陈立夫曾对自己的部下说：“对付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远在1973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
陈立夫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陈立夫先生不断地探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捐弃十年内战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么，时至海峡两岸如今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能实行第三次合作。1975 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时值大陆正处于“文革”
毛泽东动乱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1976年10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陈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没有用“解放”台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廖承志、江泽民都先后用不同的声音，呼吁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这一切陈立夫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34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两岸“和平统一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 89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