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拉之死》是大卫的一幅名画，它因马拉的特殊身份和简洁有力的形式而为人们所熟知。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了4年，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中，雅各宾派掌握了政权。马拉（Marat，1743－1793年）是雅各宾派的核心领导人之一。雅各宾派当政以后，他因为卓越的号召能力而成为该派的主席，负责处理众多日常事物。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每天只有泡在洒过药水的浴缸中才能缓解痛苦，于是，浴室就成了他最经常呆着的办公场所。1793年7月11日，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女士借口商谈事宜，进入马拉的浴室，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行刺，使这位革命领导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死去。
马拉之死_《马拉之死》 -美术风格
达维特作品
新古典主义美术的特征是：选择严峻的重大题材(古代历史和现实的重大事件),在艺术形式上,强调理性而非感性的表现；在构图上强调完整性；在造型上重视素描和轮廓,注重雕塑般的人物形象,而对色彩不够重视。
JacquesLoouisDavid早年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影响，被认为是法国新古典主义主要的代表之一。
1793年雅各宾党的领导人马拉被刺，JacquesLoouisDavid怀着悲愤的激情创作了《马拉之死》。强调了古典主义庄严、静穆、崇高的特点，而对客观现实真实的刻画，似乎逾越了古典主义的规范。
马拉之死_《马拉之死》 -关于作者
雅克・路易斯・达维特（JacquesLouisDavid,1748-182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画家，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
也是一位重要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拿破仑时代曾教育出一批优秀的美术家，在他死后成为法国绘画的杰出人才，并使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美术运动的中心。其中最为突出的画家有安格尔、格罗、席拉尔等。
雅各宾党执政期间，达维特成为共和政府的文化与教育委员。他以充沛的感情创作了《网球场宣誓》、《马拉之死》、《列弗列蒂埃》、《少年巴拉》等一系列讴歌法国大革命的优秀作品。雅各宾党失败后，他一度消沉，直到拿破仑执政，他又成为拿破仑的首席画师，以古典主义的宏大形式创作了《皇帝的加冕礼》、《皇后的加冕礼》、《拿破仑骑马像》等歌颂拿破仑的作品，极受恩宠。1816年，拿破仑失败后，达维特流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作有《萨平的妇女们》、《疲倦的战神马尔斯》等，流露出对于斗争的厌倦。
1748年达维特出身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最初的绘画老师是他的亲戚，著名的罗可可画家布歇（BoucherFrancois,1703-1770）。
1758年父亲去逝，由其叔父和建筑师德麦戎抚养。
1766年和皇家绘画雕刻学院历史画家维恩学画。
1774年从皇家美术院毕业后获罗马大奖，赴意大利游学，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美术影响。
1780年达维特返回巴黎。
1784年再次去罗马并创作了历史画“荷拉斯兄弟的之誓”。
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六王朝，达维特加入了资产阶级左翼的雅各宾党，并被推举为国民议会主席。达维特因雅各宾党两次入狱。同年，雅各宾党的领导人马拉被刺，达维特怀着悲愤的激情创作了“马拉之死”。
1794年7月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党专政，因达维特参加了雅各宾党，他被罗列了17条罪状而被捕入狱，险遭杀身之祸。
1799年成为拿破仑的首席宫廷画师。同时期他还教出一批优秀的画家，如：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Ingres,1780-1867）、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JeanBaptisteCamilleCorot,1796-1875）等。
1814年3月拿破仑失败。
1816年达维特作为一个弑君犯而被迫侨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1825年客死异乡，享年77岁。
拥戴拿破仑的艺术家中，最有名的艺术家，就是大卫。大卫把拿破仑想成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与混乱的终结者，对他非常崇拜，同意做拿破仑的宫廷画师。他画了一系列肖像画和历史画，精雕细琢，有惊人的效果，把我们带到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与生活中。
因为拿破仑不耐久坐，所以画家得掌握另一种画英雄的笔法。大卫说：「并不是非得精确的勾勒轮廓或画出脸上的小疙瘩就表示画的像，应当是要画出其气质、其精神……。」
大卫的修辞艺术是思想的、沉静端庄感的，他期望透过绘画感动，教育、促进、引导德行。除此以外，他还是爱国主义的，因此他参与政治，其艺术高峰也是其政治参与高峰。
随着拿破仑失败，传奇革命活动结束，欧洲回到复辟保守时代，大卫对革命激情的改革幻想也随之破灭，这时他宁可流亡国外。但远离法国与革命战场，他失去了他的艺术灵感与动能，画作都不佳，1825年过世。
大卫还是一位重要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拿破仑时代曾教育出一批优秀的美术家，在他死后成为法国绘画的杰出人才，并使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美术运动的中心。其中最为突出的画家有安格尔、格罗、席拉尔等。
马拉之死_《马拉之死》 -谋杀背后
“人民之友”还是“嗜血马拉”？
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
一些史料中描述他“个子矮小、形体畸形、面容丑陋”，他还患有学名为“疱疹性皮炎”的皮肤病，这使他在死前的最后几年，只能泡在掺有药水的浴盆里以缓解皮肤瘙痒――他在浴盆边的桌子上处理事务，记下他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名单，然后迅速审讯，判刑――往往是不加审判便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马拉的这种暴戾行为激起激进分子夏洛特・科黛的极度痛恨。 “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夏洛特・科黛生于法国诺曼底利尼埃附近的圣萨蒂南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古典主义悲剧大师皮埃尔・高乃依的后代。儿时，母亲和姐姐相继去世，父亲只好怀着极大的悲痛，把她和她妹妹送往她姑母所在的诺曼底冈城，进了冈城隐修院。科黛就在隐修院的图书馆里，第一次接触到普鲁塔克、卢梭、伏尔泰等人的着作，完成自我教育。
科黛一直对激进的雅各宾派非常反感，而倾向于温和的吉伦特派。1793年5~6月，吉伦特派被排除后，冈城成为反对国民公会“联盟派”的活动中心。
科黛不是保皇党，她憎恨马拉是缘于她认为，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总计约1200名多数属触犯普通法而被捕的罪犯未经审判便被屠杀，马拉应负主要责任，还有另外几次事变的发生，马拉也是元凶。她还认为，马拉所鼓吹的处决路易十六国王是不必要的，她甚至相信，所有威胁共和国的伟大美德的焦点都在马拉这个人身上。所以他应该被处死。
1793年7月13日，25岁的科黛离开冈城，带一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乘公共马车来到巴黎，她于7月13日午前来到马拉的家。科黛第一次和第二次敲门，都被警惕的房东太太还有马拉的同居情人西蒙妮挡在门外，当天黄昏时她第三次敲门，仍然被拒绝。这次科黛不愿罢休了，双方争执起来，吵闹声传到了正在浴室工作的马拉耳朵里，问是怎么回事。西蒙妮告诉他，一个从冈城来的年轻女人，说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要向他当面报告。
于是走进浴室的科黛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报姓名，浴缸里的马拉一边用笔记录一边冷笑说：“好极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在巴黎的断头台上了。”话音刚落，科黛就从她的披巾下掏出那把刀，刺穿了他的肺、颈动脉。马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幢房屋。当西蒙妮冲进浴室时，马拉已经奄奄一息了。
科黛没有逃跑，于是当场被捕。在“革命法庭”受审时，科黛声称杀马拉是她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她的无所畏惧的答辩有这样几句：“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接着，她大声说道：“我是为了拯救10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1793年7月17日，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马拉之死，作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但被写进每一部法国革命史，甚至法国历史着作中，也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素材。在林林总总的描述这一场政治谋杀的作品中，最著名的画是雅克・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
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重要画家，同时，他还是以画作投身于政治活动。大卫作为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还是该派领袖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在1792年新成立的国民公会上，大卫作为被新选入的代表，和罗伯斯比尔及马拉同站强硬的立场，也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他这态度为他赚得了一个“凶恶的恐怖分子”的外号。马拉被刺后两小时，大卫赶到现场，为他的这位朋友画了速写，并组织了一次场面宏大的葬礼，将他安葬于先贤祠（雅各宾派倒台后被迁出）。
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
随后，大卫又创作了一幅《马拉之死》的油画。他曾经这样说到创作的动机：“公民们、人民都在召唤他们的朋友，他们忧伤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大卫，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复仇……我听到了人们的声音。我听从了。”于是他急速绘画，当年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有力的形象。
大卫用尽一切艺术手段把一次政治上的牺牲描写成一次真正的谋杀。在大卫的笔下，马拉的形象是理想化的：周围的一切都非常真实，马拉被刺杀在浴盆里，凶器掉在地上，鲜血从马拉的胸口流出，脸上露出愤怒而痛苦的表情，左手仍握着“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连字迹都清晰可见。――但看不出马拉患有影响他形象的严重皮肤病，他的原本丑陋的脸也显得清秀可亲。大卫在画中力求用他的笔唤起观众对他心目中的这个革命家产生崇高的敬意，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作品具有圣像画的风格。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保罗・波德里同一题材的画作《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他在1861年创作的这部画作是他唯一的一幅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这也表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要用他的画笔来抒发他的感想。波德里无疑是出于对马拉的愤怒和对科黛的崇敬才画这幅画的。他不隐讳科黛杀死马拉是一次谋杀，但他没有像大卫那样，不让科黛出现在画面上。在波德里的画中，她就站立在被害人的身旁，表现对自己行为的负责精神，是一位正气凛然的英雄。（胡儿/文 据 《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