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AV女优到大和民族，从牛郎到武士道，潜伏日本二十年，李小牧全面解剖病态日本，透视我们的邻居、对手、朋友。
有病_《日本有病》 -内容简介
封面
《日本有病:潜伏日本二十年?解剖病态日本》是一本奇特另类的“日本论”。《日本有病:潜伏日本二十年?解剖病态日本》中真实生动描写日本社会风俗文化，从红灯区到日本政府，从陪酒女到黑道人，从国民性到民族精神。旅日二十余年，李小牧在东京街头看到的日本，是赤裸而真实的日本，是我们平时在媒体、在书本中看不到的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复杂性，在最底层和最上层的日本社会，暴露无疑。
有病_《日本有病》 -作者简介
李小牧，日本内阁府认证NPO法人，中日韩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专栏作家。长期在众多国际媒体上以留日中国人的身份对“日本问题”发表见解。作品和言论引发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先后在美国《新闻周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新闻》《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周刊》等报刊开设专栏，撰写文章；历任NHK、BBC、TBS、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法国F1电视台、凤凰卫视、湖南卫视、韩国KBS、文化放送等媒体专访嘉宾；在日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出版作品17本。
有病_《日本有病》 -序言
2008年5月，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开了一个专栏，叫“第三眼”。本网总编辑张立奋鼓励我说，“一个日本人在一家国际化的西方媒体用中文写作，这叫全球化，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当时我很兴奋，由衷感到必须把这一任务坚持下去，甚至以为，“我正在做世界上罕见的，独一无二的事情。”
后来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人之前早就在做与我完全同样性质的事情。一个来日已有23年的中国湖南长沙人，2004年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开了专栏。“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国际化的西方媒体用日文写作，而且一写就是七个年头”，处境与我完全相同。我的第一反应是“输了”。
记得，第一次知道“李小牧”三个字是2008年。在他的地盘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他做老板的“湖南菜馆”，我通过一位从事文化交流的日本女士介绍与他相识。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黑社会……（抱歉，小牧哥，这是真的）。他说自己1960年出生，48岁，我正好24岁，长得甚至与我差不多的这个人竟然
比我大两轮！我与人打交道，相当重视第一印象。李小牧是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强烈的人，不是“之一”。
后来，我跟他在著名演员张光北大哥当总制片人的连续剧《东京生死恋》里再次相遇，我做副导演，他饰演非常重要的黑社会老大。导演组对他的评价一律为“太棒了”！小牧哥后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演戏的感觉。”等于“本色出演”嘛。我也顺便演了他的部下。2008年下半年，我们剧组到日本拍戏一个月，其中在新宿歌舞伎町呆了3-4天，曾协助成龙在歌舞伎町这个日本的“嫖赌毒”文化集中、男女平等、无序的、狂热的、另类的地方拍《新宿事件》的小牧哥也为我们提供协助，使得我们的拍戏过程尽可能顺利成功。歌舞伎町那个地方原则上是不让拍摄的，政府也不给许可。若当时没有相当熟悉歌舞伎町文化和潜规则的小牧哥的帮助，我们可能就被黑社会干掉，或被警察抓住了。
小牧哥在2010年1月的时候在日本出版了把上述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的专栏等文章结集的《歌舞伎町より爱をこめて路上から见た日本》，谈到了与成龙的合作。我了解到，成龙曾对他感叹表示“日本这个地方，拍不了好电影”。小牧哥借助成龙感言批评的是，日本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限制太多
了，制度相当死板。成龙这个国际巨星明显有助于宣传歌舞伎町，政府却不改变所谓“政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调节能力，结果不仅吃亏，还导致外人对它产生不良印象。
我每次回国前都去“湖南菜馆”找小牧哥，跟他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他真的是跟我亲哥一样，作为名副其实的长辈，非常关心同为在异国他乡奋斗的我。我跟他的关系，只能用“战友”来形容。1988年，曾做过专业舞蹈员、记者、贸易公司职员等的李小牧拿着自己所储蓄的小小的资金，单身自费
来到日本，学时装设计，后来被神秘的歌舞伎町文化所吸引。在我这个比较“正”的人不太熟悉，甚至不太愿意靠近（因为害怕）的地方，与警察、媒体人、黑社会、风情女人等各种角色打交道，竟然逐步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我到中国之后才知道，原来，日本真是一个很另类的国家。它的文化特殊性太浓厚了：高度集团化的排外性和独特的从众心理，以“暧昧为美德”的人际交往方式，一旦一个人小有突出就被全社会攻击的狭隘实用主义……在这块地盘上，连能够向全世界扩展网络，甚至控制每一个角落经济脉动的华人，
都很难深入其中，更不要奢谈影响格局，改变现状。
小牧哥在我认识的在日华人当中，是对日战略最成功的典范。我个人平时在中国很注意培养魄力、魅力、体力、毅力以及智力。若一个外国人要深入潜伏人家地盘，必须具备这五方面的素质。小牧哥无疑就是综合了这些素质的复合体。他有很多面孔，歌舞伎町案内人、作家、餐厅老板、农家、文化人、
演员、项目协调人、出版人……还有，与我一样的，专栏作家。
小牧哥在《日本有病》里回答“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一所有认识他的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我睡眠很少。”他13岁加入歌舞团，从未睡过8个小时以上，每天都只睡5个小时左右，还断断续续的。这一点我也一样，我从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每天晚上11点睡觉，凌晨3点半起床，至今也几乎没有
睡过8个小时以上。不过，我的皮肤早就比他差了……
同为专栏作家，从我的角度看，小牧哥的专栏是相当有趣的。我一直认为，一篇专栏文章，“素材决定成败。”读者想看的不是你教条主义式的观点，而是支撑观点的素材、故事、场面、细节等。同为具有许多面孔的我深知，始终奔跑的立体型生活，对一位专栏作家来说非常重要，专栏就是生活，你的经历越丰富越好，每天需要主动感受故事，创造局面，把它作为专栏的素材。在这里，不得不承认，我的素材比小牧哥少多了，比它无聊多了。
他从街头观察描述出来，演绎出去的“日本论”是独一无二的。看到最近忽视社会大环境，盲目主张个人主义，不尊重长辈的日本年轻一代，他警惕地告诫：“协调性就是日本的长处。”他曾设想为奋斗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用母语提供了解世界的渠道，试图开设中文广播，申请后发现，政府的回应是“外国人不能开设广播电台，因为它具有公共性质”。在他看来，政府“公共性”的立场与解释过于模糊，立刻反驳：“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这么多，中文广播难道不是公共行为吗？”
他也谈到了2008年上半年在中日之间发生“毒饺子”事件的时候，北京正好要举办奥运会，他发现，许多周围的日本人都反对北京奥运，说中国不安全，不能到那么不卫生的地方搞和平盛典。当时，围绕圣火传递等，中国也遭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李小牧是个爱国主义者，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祖国
受挫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旁观，而是要拿出行动来表示情感和思想。他强调，“北京和东京是友好城市，东京也要申请2016年的奥运会，东京如果能够大力支持北京，北京将会感到情分的。”
是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应该互相帮助。我作为日本人，来华已有7年，观察到，当今变革中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和结构性矛盾。中国80后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很困惑，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失去了一些能够支撑健康成长的价值观。在我看来，以儒家作为文化根基的中国人，无论其物质文化
多发达，受到美国文化多浓厚的影响，其社会建设，最终还是要回到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古训。
小牧哥用第三只眼看日本，我则用第三只眼看中国，我们之间的“第三只眼”能否有机结合，升级为中日共同进步的“第三只眼”呢？这是我未来的构思。真心希望能够与我敬重的，最大的同行李小牧携手，为我们两个国家做点事情。小牧哥的奋斗始终给我的是勇气和智慧，为你感到骄傲，谢谢你！
有病_《日本有病》 -文摘
不久前，我爱上了一位可爱的罗马尼亚来的舞者。她和我一样，都住在歌舞伎町，在这条世界上唯一一条可以“用自尊换金钱”的街道上工作。
她出生在罗马尼亚一个偏僻的乡村，高中毕业后，曾在当地一家小贸易公司做普通文员。但不久就因其优美的身材而引起了星探的注意，再不久她便开始在色迷迷的日本客人面前脱掉上衣，抖动起了自己的胸部和屁股。
而我，作为一个色迷迷的客人，对她也一见钟情。虽然她当时近乎全裸，时而如作秀女郎，时而又如一名自尊心极强的女士。
她说：“在罗马尼亚的时候，根本想像不到有一天自己会只穿着一条内裤跳舞，而且还让不认识的男人触摸自己的身体。但是在这条街上，只要抛弃那么一丁点的自尊，便可以换来大笔的金钱。”
您或许觉得这个罗马尼亚姑娘只是将错就错，但事实却正如她所言。在这条街上，被称为贞操观念的自尊是可以“一点一点”卖掉的。
无论是在欧洲、美国还是亚洲的其他国家，提起“风俗服务”，除了“卖淫”以外，你或许再不会联想到其他东西了。但是在日本，这种服务被细分为“只看、只动手、只动口”之类，多种多样。即便是同样从事风俗服务，不需要卖淫便可以挣到大钱的，想必也只有日本了吧。
她说，在罗马尼亚时她的月收入只有15000日元左右，而现在能拿到6万日元。虽然是七个人挤在一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但是房租和伙食费都由店里出，所以到手的收入就可以全部存起来。
也许有人一听到说“在风俗服务店里上班”的字眼，便会嗤之以鼻。但你是否知道日本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保护女性自尊的国家呢？例如有些女性不想卖淫，但可以接受“只是裸体或只是被人摸一摸”的活。在日本，这些女性就可以在自己自尊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工作。
我是不会瞧不起她们的，因为我也是在这条街上靠着一点一点出卖自尊才生存下来的。
我初到日本时，找到一份派发风俗服务店广告纸巾的工作。要知道，来日本之前我可是受人尊敬的舞蹈演员，在大街上派发广告纸巾是一个令我害臊的事，而且路过的人们对我递过去的纸巾视而不见。我的自尊被一寸一寸地撕裂，感觉自己都开始厌恶起这样的自己。
然而，在领到日薪时，取而代之的却是莫大的快感。在广东深圳从事贸易工作时，我的月薪大约值3000日元。而发广告纸巾的报酬却是每小时1000日元，一天八个小时下来便可以挣到8000日元。
不久之后，我当上了歌舞伎町案内人，和挣到的钱成反比，我的自尊还是被不断地消磨殆尽。直到父亲过世，我都没能将真正从事的工作告诉他。我只是说“带着游客去参观东京铁塔，浅草之类一些景点”，而实际上，我领着客人去的是风俗服务场所。父亲非常严厉。如果我告诉他真实情况，想必一定会被他喝斥“难道你连自尊都不要吗”？就连我当时的妻子爱梅也非常瞧不起我，虽然她也出卖自尊做起了俱乐部的小姐，但接待的客人全是有钱的上班族。她把我与那些客人比较之后，就会禁不住常冲我吼：“是男人的话就去找个像样点的工作！”
爱上罗马尼亚姑娘之后，让我想起了从前的那段时光。当然，我并没有任何后悔的念头。可以说，正是因为曾经派发过粉红色包装、上面写着恶心字句的纸巾，才有了今天的我。
在日本，人们可以将自己卖掉的自尊重新买回来。因此，请不要用白眼来看待那些在歌舞伎町工作着的人们。因为不管是她们或是他们，终有一日，会将自己的自尊再买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