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库大道：塞外重镇张家口，东望京、津，南通中原，北接蒙古大草原，西连晋、甘、陕，战略地位和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这里曾是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源头的贸易集散地。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一一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李桂仁著《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中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大道介绍
古商道――张库大道塞外重镇张家口，东望京、津，南通中原，北接蒙古大草原，西连晋、甘、陕，战略地位和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这里曾是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源头的贸易集散地。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一一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张库大道历 史悠久。李桂仁著《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中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
买卖人_张库大道 -路线辐射
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的路线和辐射范围大致如下：一般从旱淖坝、万全坝或崇礼五十家子上坝。上坝后，走张北（兴和）、化德（德化）、赛汗（滂江、东西苏尼特旗）、二连、扎蒙乌德、叨林、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这是中线。
上坝后，走张北，太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过灰腾梁，灰腾河，深入后草地贝子庙（锡盟）或奔二连归入中路或继续向北经东西乌珠穆沁过境，至乔巴山，有的还深入到俄国的赤塔，这是东路。
西北路从张家口出发，走张北、三台坝、大清沟、商都、卓资山，至呼和浩特或西行至新疆，或北行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有的还拐向库伦。
有些小买卖人商队较小，就近在东乌、西乌旗一带便可完成销售交易。
张库大道覆盖了蒙古的十二个盟，一百五十多个旗，影响辐射到俄国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莫斯科。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形成原因
鲁迅先生讲：“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们用脚踩出来的，这是路的成因。
可是，就张库大道来讲，人们为什么要去踩这条路？为什么要冒着酷暑严寒，风霜雨雪去踩这条路？为什么要以鲜血甚至于生命为代价穿越茫茫的草原，穿越千里戈壁和沙漠去踩这条路？这就是我们需要探索的，这条古商道形成的原因。
经济学理论认为，一条商品流通渠道的形成，首先要有明确的销售（交易）目的地。张库大道的销售目的地是蒙古草原。蒙古草原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地带，这里的第一群人是蒙古游牧民族。
蒙古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勤劳勇敢的，并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蒙古族曾在东北的原始森林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到七世纪时，蒙古族人口开始增多，仅凭渔猎已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始祖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夫妇，便带领蒙古部落从东北密林迁往鄂嫩河、克鲁伦河及肯特山以东地区，改渔猎为主为畜牧为主的游牧生活。
三百年后，蒙古族渐渐的强大起来，活动疆域北起贝加尔湖，南至浑善达克沙漠，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这一带地域广阔，水草肥美。为游牧提供了可靠保证。此时，中国东南沿海及中原地区由于生产技术的先进，社会发展较快。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制约，草原腹地的蒙古族却相对闭塞、落后。
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发展经济。一个社会要发展，必定要吸取其它民族和地区的先进经济、技术，必定要与其它民族和地区进行人文交流，剩余物质交流。只有通过这些交流，社会才能发展。这些交流的最明显形式，就是商业贸易行为，就是市场交易。换个形式讲，潜在的购买人群（消费群体）加购买力，再加购买意愿，便是市场。具体到十世纪前后的蒙汉初期贸易，并不是专一的，而是蒙古牧民在游牧中，有意向南靠近，接近汉人居住地，进行一些简单的物品交换，以满足需要。
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李桂仁《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他引《宋史・张永德传》：“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史饭茶规利，阑出缴外市羊。”太原的最高行政长官要过问“茶”、“羊”利市，可见交易已有一定影响。
十二世纪，蒙古族加大与周边的女真、契丹、汉族的交往。蒙古族和汉族的交往是越过浑善达克沙漠后，逐渐进行的。这期间他们学会了汉族的鼓风冶铁技术，吃到了谷物、蔬菜、水果，接触到了有别于兽皮的绸缎，产生了强烈的购买（交换）意愿。他们需要中原地区的铁器、绸缎、茶叶、日用小百货之类商品，用来交换的是他们的剩余产品，牲畜、皮张、毛绒、药材等。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地理位置
张库大道
从地理位置上讲，当时，从蒙古草原到内地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从乌兰巴托出发，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边缘，经东西苏尼特旗(今赛汗塔拉)、商都、集宁，到达大同、太原。二是从乌兰巴托出发，经阿嘎巴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再过多伦诺尔(今多伦)、沽源、独石口到北京。还有一条路线是从乌兰巴托出发，越浑善达克沙漠，经太仆寺旗、张北进入张家口。第一条，因途中有百里沼泽，不久便终止。第二条，因路途较远，且多崎岖山路，最终也没能维持多久。而第三条路线具备了距离最近、道路状况较好的优势，故驼队、车队多走此路。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以农桑为急务”使百姓“安业力农”，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在全国设立驿站1500多处。驿站除“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外，对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依驿站。这运输物资的驿站，官马大道就是后来的张库大道。”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建设来源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漠北，建立北元。元。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朵颜三部分。此期间，蒙古人所需的中原物资，开始由汉人在战争的间歇期间，辗转运至草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流。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全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筑张家口堡。一些“跑草地”做买卖的商家开始在张家口堡营造店铺。明嘉靖八年(1529年)，张家口堡扩建，边塞城市的雏形已基本形成。明初，限制内地物品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私下里做此生意。明朝中期，退居漠北的残元势力再度向内地侵扰，导致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接着，鞑靼、瓦刺两部臣服明朝，每年以朝贡的形式向明王朝交纳贡品，明王朝也赐还一部分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交换形式。后来，这种形式演变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一带河滩、山谷开办的“以布帛易马”的“贡市”。张家口“贡市”的开办，应该说是官方承认的张库大道的正式起源。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和蒙古俺答汗议和，并在宣府张家口堡，大向府新平、德胜两堡，太原府水泉营堡设立“茶马互市”。至此，民间商人私下的交易变成政府指导下的规范交易。到明万历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贸易已成规模。
清顺治元年(1644年)修筑大境门，是清政府对张库大道这条商业运输线的极大支持。张库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
随着清政府对蒙、俄贸易的全面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买卖人。当时运输货物的工具是骆驼和牛车。骆驼商队每年秋季开始出发，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车队一般是春季出发，秋季返回。在漫漫的张库商道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骆驼和老倌车在日夜不停地的行走。其中有皇封御赐的八大皇商“山西帮”，有联手经营的束鹿、深州、饶阳、辛集“直隶帮”，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有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涿鹿“本地帮”。这些商人初时统称“通事行”，清末改称旅蒙商。旅蒙商从内地采购绸缎、布匹、米面、纸张、砖茶、生烟、红糖、瓷器、铁器、蒙靴、鞍具、小百货等，与牧民交换回马、牛、羊、皮张、绒毛、药材等，与俄国人交换回毛呢、毛毯、天鹅绒、银器等。有关数据记载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辉煌。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商户，清初80家，道光年间260家，同治年间530家，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
张库大道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的发展和繁荣，也促进了乌兰巴托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同时，还吸引了为数从多的外资企业，总数达４４家，在当时的内陆商埠中名列前茅。张库大道全盛时，最高年贸易额达1亿5千万两白银。按现市价折算(16两为1市斤，每市斤500克，每克1．3元人民币)，大约有60多亿元人民币。当时，张家口出大境门向西，近十里的狭长沟谷中，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交易市场人声鼎沸。
清朝末年，以张家口为物流集散地的张库大道不断发展壮大。1909年，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修建的北京至张家口的第一条铁路竣工，加快了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1918年，我国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也建成通车。从此，汽车队取代了骆驼队、老倌车队。历史的车轮载着经营张库大道贸易的商人们的喜悦和企盼，开始驶向新的辉煌。
然而，风云变幻，岁月沧桑，1924年外蒙古独立。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蒙古也关闭了中国的所有商号，张库大道被迫中断，繁荣近四个世纪的张库大道开始衰落。1995年5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签定了《中俄友好条约》。同时，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了张家口的全面开放。许多迹象表明，恢复中蒙在张家口的直接贸易往来的条件逐渐成熟，张库大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会重新发挥它的运销作用，历史上张家口的“内陆商埠”也将会再现于世人面前。
买卖人_张库大道 -脉络梗概
张库大道
八至十一世纪，蒙古族通过和各民族的接触交流，发现了草原外面的精彩世界。十二世纪初，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蒙古族空前强大。金大安三年（1209年）成吉思汗在野狐岭大败四十万金兵，1215年攻战中都（今北京）。可以肯定的是，重大的军事行动，是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在驱动着。也正是因为草原腹地与中原的急切的物资交流意愿，开始有了除抢掠以外的贸易交换行为，但这大多是以蒙古军队为主进行的。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以农桑为急务”使百姓“安业力农”，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在全国设立驿站一千五百多处。驿站除“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外，也对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元朝统一货币，先后发行了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宝钞”“至元宝钞”。货币的统一，促进了商业的活跃，但此时的贸易，主要控制在官府、官僚、遗族和色目人的手里。为了给草原输送生产、生活物资，他们把中原的物资集中到北京，继而运至张家口一带，然后运回草原。《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依驿站。这运输物资的驿路、官马大道就是后来张库大道。”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逃往漠北，建立北元。此期间，蒙古人所需的中原物资，开始由汉人在战争的间歇期间，展转运至草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流。
明宣德四年，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筑张家口堡。一些“跑草地”做买卖的商家开始在张家口堡营造店铺。
明朝初年，为巩固边防，明王朝从嘉峪关起沿长城至辽东一线，修建补建长城（大境门段长城在此时修筑），并先后建立九个边防重镇。宣府、大同两镇最为要冲，常年屯兵十多万人。明王朝派出大批军队屯住边地，这些军队的给养成为一大难事。为此，明政府在边地实行屯田制。屯田制有民屯（吸引移民），军屯（军队士兵耕种）和商屯（商人出资雇人耕种）三种。商屯的粮食交给军队，换回的是商人对食盐的专卖权。历史上称此为“开中法”，它也促进了张家口一带商业经济的发展。
由于屯田制的实行，由于商人的云集，促进了张家口社会的发展。明嘉靖八年（1529年）张家口堡扩建，边塞城市的雏形已基本构成。明初，限制内地物品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私下里总有人为利益驱使而走私。
明朝中期，退居漠北的元人恢复了元气，再度向内地侵扰，导致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
不久，蒙古族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分。鞑靼、瓦剌两部臣服明朝，每年以朝贡的形式向明王朝交纳贡品，明王朝也赐还一部分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交换形式。
后来，这种形式演变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一带河滩、山谷，开办的“以布帛易马”的“贡市”。
就张家口的“贡市”而言，这应该是官方承认的张库大道的正式起源。不久，“贡市”便因又一支强大起来的蒙古俺答汗部的侵扰而凋零。
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政府和蒙古俺答汗议和，并商量在宣府张家口堡、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太原府水泉营堡设立“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每年夏末秋初举行，为期十二天。至此，民间商人私下的交易变成政府指导下的规范交易。
“茶马互市”类似于蒙古族的“那达慕”和内地的庙会、交流会，它促使张库大道的商业流通日渐繁荣。需要指出的是，明政府与俺答汗的议和协议及“茶马互市”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俺答汗的妻子三娘子的从中斡旋分不开的。 三娘子努力说服丈夫放弃了对明朝边境的侵扰，并促成了“茶马互市”。据《明会典》一0七卷记载：“开市凡十一处……。市各二日，每月又有小市。”又据《北方民族史论丛》记载：“张家口本荒缴，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督抚王崇古等论：夷部众多，钱粮有限。因广召商贩贸易，号民市。”随着贸易的扩大，贸易品种已不仅仅是马匹了。
明王朝当时开设的三个主要“马市”，都限制了马匹的交易数额。具体为：宣府张家口堡三万匹；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一万四千匹；太原府水泉营堡六千匹。大同、太原两府的马匹交易总数，仅占全部马匹交易的40%。这就说明了宣府张家口堡“马市”的重要地位。
十六世纪中叶，明王朝在一连串的农民起义冲击后，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朝统治，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1551年开市至1573年的二十多年中，明庭内部对“开边”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是张居正等人的主力，才使这条古商道得以发展下去。此时，张家口的“马市”取代了大同、太原的三个“马市”，成一家独兴之势。又由于这一时期北方无战事，如《国朝献征论》所云：“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边水陆屯田垦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已渐撤去。所省粮饷，岁不下十万石。”“所易马至数十万，命官放牧，统养待用，在野成群。”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张库大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兴盛时期
明万历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贸易已小有规模。为适应市场的发展，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政府在大境门段长城开一小门，门曰“小境门”。小境门仅供行人通行，高大的骆驼，驮上货物便进不了门。这也是从边境安宁的角度去考虑的。为巩固边防，政府还在长城内清水河岸边河滩上筑堡，堡曰“来远堡”，俗称“市圈”。来远堡设两门，西南门曰“永顺门”，北门名称无考（当为来远堡）。来远堡周长四里十三步，堡墙高三丈，占地约二千七百平米。来远堡建成后，屯兵不久便改作市场。当时堡内有总管署、关帝庙、三娘子庙和城隍庙。总管署是来远堡交易的管理人员办公居住的地方，关帝庙建在城墙上，庙内供奉关公像外，还有一只大蒙靴，意在祈求行走在张库大道上的商旅之人的平安。关帝庙在交易时为讲市台，也有人称之为“市台庙”。三娘子庙，是为纪念开通张库大道做出贡献的三娘子修建的。
《察哈尔志》载：“宣府来远堡贡市，拓中为城，规方需地，千货坌集，车庐马驼羊旃毳（cui）布曾瓶罂之居。”记录了互市的盛况。
后因小境门通行困难，大宗货物仍需要堆积城外，交易不方便，市场便渐渐在长城外西沟和正沟一带的河滩形成，西沟和正沟也逐渐盖起了许多店铺。
清顺治元年（1644年），在小境门西边大境口建一大城门曰“大境门”。我们知道，清顺治元年五月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占北京。同年十月清世祖福临正式迁都是北京。这期间，中国南部战争频繁，北方在做迁都的准备。为什么清政府急于在北部边境一带开大境门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探讨。一是蒙古族与原明朝有着深刻的矛盾，况清入关前就已统一了蒙古各部，有的蒙古部族甚至参加了清王朝对明王朝的战争，并立有战功（如后来的外八旗）。清王朝入主中原，北部边疆安定，无须设防。开设大境门是开放的需要。二是张家口经商的八大晋商（即清政府赐封的八大皇商），在清兵入关前即与清政府有贸易往来。曾对清提供过物资保障，清王朝入关，八大皇商提出扩大张库大道贸易的请求，因小境门狭小，故开大境门，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清王朝刚入关，南方战争需要物资保障，尤其是战争用的马匹更是急需。所以，开大境门扩大贸易也是战争的需要、政治的需要。
建大境门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应急措施，是在仓促中进行的。这一点可以从大境门券门基座条石的遗痕上得到证实。我们发现，大境门基座的条石中有三块是刻有云绷的。三块刻有云纹的条石，虽说都码放在基石第四层，但不对称，不规范。可以断定当初不是刻意码砌的。另外，基座条石的石料也不是统一的，不是从一个地方采集而来的。由此可看出，建大境门的石料没有经过事先的准备，是在仓促中搜集而来的。那刻有云纹的三块条石，大约是从其它毁坏的建筑遗址上搬来的。因此推断，大境门是在仓促中修筑的。另外依建关城惯例，大境门上应有城楼，而当时未修，也说明了这一点。
修筑大境门，是清政府对张库大道这条商业运输线的极大支持。也正是因为有了政府的全力支持，才有了大境门外易货贸易的繁荣。张库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
随着清政府对蒙、俄贸易的全面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的买卖人。这其中人有皇封赐的八大皇商“山西帮”，有联手经营的束鹿，常州、饶阳、辛集“直隶帮”，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有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涿鹿“本地帮”。这些商人初时统称通驿站，清末改称旅蒙商。
旅蒙商从内地采购绸缎、布匹、米面、纸张、砖茶、生烟、红糖、瓷器、铁器、蒙靴、鞍具、小百货等，与牧民交换回马、牛、羊、皮张、绒毛、药材等，与俄国人交换回毛呢、毛毯、天鹅绒、银器等。
有关数据记载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辉煌。请看，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商户，清初80家，道光年间260家，同治年间530家，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上下堡的买卖家多达700余家。
张库大道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外资企业。据记载当时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有英国的“德隆”“仁记”“商业”“平和”，有德意志的“礼和”“地亚士”，有美国的“茂盛”“德泰”，有日本的“三井”“三菱”，有法、俄、荷兰的“立兴”“恒丰”等，总数达到了四十四家。这在当时可以和天津口岸、上海洋场相提并论。这些不同肤色的“色目人”，带着或多或少的资本，在张家口置地盖房，设立洋行，参与到张库大道的激烈商业竞争中。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可在张家口看到一些洋房。平门外三道沟里，八十年代还有一幢俄国人的乡间别墅遗址。为生意把生命留在中国的也有，西沟南山上那座白俄墓的主人，至今大约还在作着发财的幻梦。
张库大道的兴盛也促进了乌兰巴托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清代的库仑（今乌兰巴托）是由蒙古街和中国街两部分组成的。中国街又叫买卖城，顾名思义是一条商店云集的街道。这里居住的是中国商人和清朝官吏，用草皮砖建成的房子排列整齐，具有中国内地街道的风貌（现已无存）。蒙古街和中国街交界处一幢二层小楼，是苏联领事馆。蒙古街有一座镀金圆顶大庙，庙内供奉一座弥勒菩萨像，像高十多米，重达一百五十多吨，据说此佛像是在内地铸造，解体后运到当地安放的。蒙古街大部分是散乱的蒙古包群。库仑地区的统治者是清庭委派的“库仑办事大臣”知事。知事有二人，一人由北京派遣，一人从当地蒙古贵族中选派，知事负责一切政务、商务，统中国驻军两千人，蒙古兵一千人。另外俄国人以保护侨民利益为借口，在库仑驻扎六百名驻兵。
通过张库大道做生意的除蒙族和汉族人外（当时蒙族人居住在乌兰巴托属我国领土。）当属俄国人多，他们专跑张家口至恰克图这条路。早在沙皇叶卡特林娜一世（1227年）时，俄国边境的小镇恰克图就已有了对张家口的小集市。雍正元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专门为此集市交易，制定了规定。俄文的《皇朝文献通考》说：凡入恰克图市场必有理藩部颁发的信件。无信者不准入市。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文中说：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的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由十二个中间人经营，其中俄国人六个，中国人六个，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完全是以货易货的交易。由于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逐渐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
另据记载，张库大道全盛时最高年贸易额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按现市价折算：（十六两为一市斤，每市斤500克，每克1。3元人民币。）大约有60多亿人民币，这是怎样的天文数字！
张家口的繁荣，还可以从以下两个小例子证明。一是张家口大境门外一带商业繁荣，房价奇高。一间标准房的月租金要五十两白银，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00多元，简直到了寸土寸金的地步。
另一个例子是当年清王朝兵部官员到边塞任职是苦差，大多由被贬的官员去充任。而唯独张家口的外派官员，是需要大把白银向兵部送礼，才可取得。可见当时在张家口当个“海关关长”是上等的差事。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深入阐述的问题是：当年小境门与市圈集市贸易乃至后来大境门外“外馆市场”的管理方式。当时，小境门外由蒙古军队把守，小境门内由明朝军队把守。参与互市贸易的蒙汉商人，凭张家口同知关方文书，可自由出入小境门。交易中，蒙古商人不遵守规定者，由蒙方官吏处理。明朝商人不遵守规定者，由明朝官吏处理。这和现在国际通行的边境贸易管理的办法一样。另据《宣府镇志》记载：“凡由京城（今北京）奉差人员及外藩蒙古扎萨克军官军出入，必有兵部理藩及各管大员的火牌、印文，经验证记档（出入关登记）后，才准出入境；凡察哈尔各蒙古人员进口交易者，印票（类似边防证）记档后方准出入；凡蒙汉等商民往来贸易者，必有张家口同知关方进入大境门，必交征税银（海关税）后，才可以出入。”这一繁杂的出入手续与今天的海关通行，口岸通商管理方法相似。
因此，是否也可得出一个推论。为什么万里长城所有的关口城门都以“关”或“口”命名（如山海关、雁门关、居庸关、倒马关、古北口、独石口、杀虎口等），而偏在张家口的这一座城门却叫做小境门和大境门？这应该是边境之门，是海关国门。既然是边境，是海关国门，人员往来和通商就要有个约束。这也就是当年大、小境门的管理，依照海关口岸管理的原因。
出大境门向西，近十里的狭长沟谷中，曾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交易市场人声鼎沸。这里有经营苏杭绸缎的绸缎庄；有经营曲沃生烟的生烟庄；有专门经营牛马皮、老羊皮的粗皮行；有经营珍奇兽皮和麦穗羔皮的细皮行；这里有牛马羊大店，专门转运草原来的牲畜；这里还有山货铺、点心铺、酒作坊、麻绳铺、茶叶铺、瓷器店、杂货店、米面店、瓷器店、铁器店……真个是百货俱全，包罗万象。过去人们常说：“出了大境门，一半牲口一半人，”假有贬意，其实不然，这里说的是牲畜交易市场的繁荣与庞大。
参加市场交易的有汉、回、蒙、满、哈萨克等民族和美、英、法、德、意、日等国的商人。这里的交易公平合理、次序井然、无尊卑之分，无欺行霸市，大家相互礼让，呈现的是祥和繁荣。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乾隆出巡塞北，曾到西沟巡视。随员张楚俊诗云：“龙旗掩映出皇州，塞北遥瞻盛典修。”一派赞誉溢于字里行间。陈逢稀诗云：“圣主恩泽驾七巡，游居屡沐翠华春，几多父老壶浆惠，不动沙场战马尘。色目竞夸蒙古集，珍奇远至卡图阵，自从一统无中外，稳睡华夷百万民。”诗中一派祥和；那“惠”与的“壶浆”多是美酒，那马匹踏起的尘埃是繁荣，那诗中的“色目”是外国商人，那“远至”的“珍奇”，来自恰克图。清代诗人穆文熙也曾来过西沟市场：“少小胡姬学汉装，满身绍绵压明当。金鞭骄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蒙古姑娘穿着绍绵，身着汉族佩饰，随蒙古部落的首领进入市场，真乃民族融和的美好图画。清庭官员查慎行几次考察过张库大道。他总结道：“车辙行腾市井嚣，百年休养得今朝，黄云匝地遮沙漠，衰草连冈走骆驼。”诗中描述张库大道的交易和商旅情景形象逼真。
张库大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城市化的发展。由于商户、人丁的增加，张家口上下两堡相对发展，逐渐连成一片。尤其是城堡坚固的张家口堡内，更成了官吏、富商们兴建有宅，设立银行票号的首选之地。以至于今天，堡子里那一处处商人们供奉过的寺庙，那一座座民居四合院，依然透着灵气，依然诉说着历史的辉煌。
张库大道的兴盛，也促进了张家口地方工业的发展。
首先是皮毛加工业。当时从草原运到张家口的皮张，大多是在张家口制成半成品，然后向外转运。张家口的“口皮”行销国内外，十分有名气，张家口享有“皮都”之称。值得一提的是麦穗羔皮，它是当时京、津、沪、港，及欧美等国皮货店中的珍品。母羊从怀孕到产仔要六个月，在母羊怀孕五个月时，把不足月的羊羔从母羊腹中取出，剥羊羔皮制成麦穗羔皮。这种皮轻薄柔软，质地细嫩、如绸缎一般，毛成自然弯曲状，也叫“肚剥羔皮”。
另外，制毡业乃至后来的纺织业，在张家口都曾非常兴旺。
蒙古高原的湖泊中盛产碱土，是提炼纯碱的原料。每年都有老倌车队把碱土拉运至张家口，在这里提炼制成每块百斤（工业用）或半斤（民用）的块碱转运外地。这些碱因为在张家口提炼加工，所以叫做“口碱”。
由俄国运回的粗糙银器，在张家口冶炼翻模，制成银元，叫“口平银”，流通全国。
草原盛产的蘑菇在张家口加工后，叫“口蘑”，是京、津酒店的名菜原料。
制造业以小手工业为主。有蒙靴业、鞍具业、口袋加工业，小型铁器工业等。万以蒙靴在草地名声最响。张家口当时有靴铺八十家，从业人员二千多人。大多是前店后厂，地点大多分部在西沟、正沟、朝阳洞大柳树底、后堂巷、碱店巷一带。出名的有德盛元、大顺魁、公和盛、天盛长等，年销二十多万双。蒙靴料是香牛皮，用丝线缝合。有代式、皂式、乌珠穆沁式，还有大小爱登（蒙语音译）式，工匠们先制成大样，然后用鹿皮镶边，用金丝线绣出云纹。鹿皮镶边的习俗，缘至蒙古族七世纪前，在大兴安岭渔猎时穿鹿皮靴的习俗，所以，镶有鹿皮边的蒙靴比一般蒙靴的价格要高出一倍。一双镶有鹿皮边的蒙靴，在当时可换二头牛。
此外，由于驼队和老倌车队长途运输的需要，包装行业，制车修车行业，绳纺行业也曾一度兴旺。
清朝末年，以张家口为集散地的张库大道不断发展壮大。清政府当年曾因慈禧太后讨厌火车的汽笛声，而下令拆除了外国人修建的北京至青岛的铁路。而1904年，为支持张家口的商业发展，为加快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清政府又下令建造了北京至张家口的，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条铁路。而且要穿越山势险峻的燕山山脉，而且要让詹天佑绞尽脑汁发明了自动挂钩，孕育出“剪子股理论”。此后，我国的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于1918年建成通车。汽车队取代了骆驼队、老倌车队。历史的车轮，载着经营张库大道的商人们的窃喜和祈盼，似乎要驶向一个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