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散神不散”最初是萧云儒在1961年5月12日《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的一篇名为《形散神不散》的短文中提出来的。他说:“师陀同志说‘散文忌散’很精辟,但另一方面‘散文贵散’,说的确切些,就是‘形散神不散’。”
散神_形散神不散 -简介
1961年也被人称为“散文年”,当时正处于当代文学史上散文的第二次复兴。文学界进行“调整”,其中心是改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风格上提倡有限度的多样化。此时散文的重要性也被重视,其中有老舍的《散文重要》(1月28日)和李健吾的《竹简精神》(1月30日)等。
这个说法表达了当时一种相当盛行的文艺思想:作品的主题必须集中而明确。它体现了当时封闭而单一化的思想氛围,所呈现的是散文审美的单一化和定型化,它对上世纪60年代散文创作状况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如当时的散文作家杨朔的散文就有这种特点。因为这个概括说起来很方便,也确实代表了散文的一种类型,所以从此便成了概括散文特点的定义式的话语。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学教材中,经常选用的散文有:杨朔的《荔枝蜜》、袁鹰的《井冈翠竹》、高尔基的《海燕》、朱自清的《春》和《绿》等。
散神_形散神不散 -相关争议
1985年前后著名作家贾平凹首先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对“形散神不散”提出批评,1986年下半年,《散文世界》也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林非在1987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旗帜鲜明地对“形散神不散”提出尖锐的批评,在文艺评论界引起震动。》他们认为“如果只鼓励这一种写法,而反对主题分散或蕴含的另外写法,意味着用单一化来排斥和窒息丰富多彩的艺术追求,这种封闭的艺术思维方式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致。主旨的表达应该千变万化,有时候似乎是缺主题的很隐晦的篇章,对人们也许会产生极大或极深的思想上的启迪,这往往是那种狭隘的艺术趣味所无法达到的。”
1988年1-2期《河北学刊》发表了四篇关于“形散神不散”的争鸣文章,当时的《文汇报》对此作了报道,不久文学评论界即形成共识。至此,多年来曾被人们深信不疑的关于散文特点“形散神不散”的概括,终于被赶出文坛。(参见《散文“形散神不散”辨析》温欣荣《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4B)
《美文》2005年6月号上发表了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的当时、当下和未来》。写道:“44年前的5月,我是大三的学生,斗胆投稿《人民日报》副刊“笔谈散文”专栏,写了那篇500字短文《形散神不散》,接着别人的意思说了几句即兴的话。在名家林立、百鸟啁啾的散文界,这几句话是连“灰姑娘”和“丑小鸭”也够不上的,不过就是一只跳蚤吧,不想渐渐在文坛、课堂和社会上流布开来。”相信这也是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附上《跳蚤之歌》(俄罗斯经典作曲家莫索尔斯基,曾经给德国大诗人哥德的一首叫《跳蚤之歌》的诗谱过曲,后来成为流传各国的世界名曲。《跳蚤之歌》意思和《皇帝的新衣》有些相近,说的是国王宠养了一只跳蚤,让裁缝给它做了一件大龙袍,封了宰相,挂了勋章,很得意了一阵子,最后被人捏死了。)的原因。并声明其本意主要是针对‘形散’一类的散文来说的,提醒一下作者,形散可以,但神不能‘散’。
散神_形散神不散 -争论起因
“形散神不散”在上世纪80年代引发争议是必然的。
首先,80年代初社会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想解放的必然,是散文观和散文写作实践在新的春天萌动、苏醒、要求自由空间的必然。任何一种解放,有一个前提要求,便是明确要挣脱的束缚是什么,“形散神不散”便历史地成为了那个时代散文写作要挣脱的一个词语。但为什么它会成为60年代束缚散文写作的标志词语呢?
一、因为它的确没有跳出特定时代左的和形而上学文艺思想的阴影。比如,开始我把“神不散”,形而上学地理解为“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从举的几个鲁迅的例子也能看出我对散文形、神理解的肤浅和简单。这都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二、因为它表述的明快和传播的广泛,使它事实上成为那个时代关于散文写作极具代表性、因而可以作为靶子的一句话。当然又正因为它只是一句话、一篇几百字短文,作为科学论断远不充分,先天地为批判留下了空间,留下了便捷。
三、因为那个很强调社会功利、政治功利的时代给它增加了一些负面的附加值,赋予它一些原文没有的内涵,而这些内涵正是改革开放后散文写作要冲破的一些东西。比如原文主张“散文贵散”误传为主张散文不能散,又将“神就是主题”强加于那篇短文。而原文强调“神不能散”又误传为要为政治服务,要直奔主题、图解政治、配合中心,等等。
四、因为这个说法在当时已经客观地和一些当局提倡的、成为当时样板的散文作家群体,如杨朔、刘白羽们联在了一起,成为一种理论和创作互相印证的散文现象。杨朔那种特定的创作现象补充了、也又一次朝左的方位上引申了这个简单的论断。
政治一类的因素使得“形散而神不散”的理论走到了散文批评、创作领域“塔尖”的位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恰切的总结出了一类散文的文脉特征。这种散文(《荔枝蜜》之类,杨朔、刘白羽之作)结构严整,语言规范,至今仍有相当的拥护者。在当今散文写作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大潮中,“形散神不散”不可能概括散文的丰富性,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类型散文的特点,“形散神不散”的主张归纳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审美风貌和品格,在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有其合乎规律的一面。
近年来虽不断质疑排拒此种说法,但时至今日,沿袭这一传统写法的散文仍然长久不衰。当年具有“形散神不散”特点的散文至今也还有读者,甚至有的还一版再版。有人一提到十七年文学便咬牙切齿,然而我们忘却了的是“十七年文学”所代表的也是一种成熟的文学体式,只不过是特殊的“强人政治”时代使其“被”无限的放大,以至于遮蔽了文学的多样性。以早期的“革命样板戏”为例,《芦荡火种》《红灯记》、《杜鹃山》便是制作精良,可堪“经典”之称谓。此外,“形”、“神”的外延和内涵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颇类似于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形散”与林非的“散文有严谨的结构”并非矛盾,“神聚”与“缺乏主题很隐晦的文章也许会产生极大的或极深的思想上的启迪”也绝非难能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