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4-04-26 12:18阅读：499
第二十五章 中产阶级还会存在吗？——马克思论贫富分化
（写于2009年，2012年略有更新。）
一、马克思、恩格斯谈贫富分化
当马克思刚刚要成为马克思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社会被划分为许多等级，不同的等级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资本主义却在消灭等级，与此同时又创造出了一个赤贫的无产阶级。在著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年）里，马克思这样写道，“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同一时期的恩格斯也独自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43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篇经济学文献）写道，“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加普遍，因而也更加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佣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全新的历史观之后，这些看法并没有改变。在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宣布，“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少。……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 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现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观点，有两方面的含义。如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写的那样，“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 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人口会越来越多，工人阶级中相对过剩的人口也会越来越多。首先，机器的使用和资本的积聚，使那些中间等级（小业主、农民、手工业者等等）中的绝大多数不断破产而沦为工人阶级，只有少数能够上升为资产阶级。其次，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断成为过剩人口，也就是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的人口（相对于资对劳动的需要而言是过剩了）本身的收入就很微薄，又与就业人口不断竞争压低工资水平，使工人工资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马克思指出，“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著名段落中总结到，“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二、中产阶级趋于消失及其与经济自由化的关系
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形势似乎有所改变。首先，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口大量减少了，工会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工人有了与资方谈判的组织，工人的收入也增加了。其次，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中产阶级”，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有良好的收入、享受完善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分裂为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同时中等阶级被消灭，恰恰相反，广泛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稳定。那么，马克思的看法是否过时了呢？
马克思的观点并没有过时。发达国家出现的新形势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左翼政党和工会持续多年的斗争促使各主要发达国家采取措施缓解社会矛盾，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其次，二战之后各发达国家都迎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就业矛盾也缓和了。
所以，在苏东解体、资本主义全球化泛滥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贫富差距都重新迅速地拉大了。这甚至发生在经济增长非常迅速的一个时期。
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报告《亚洲的分配不均等——关键指标2007专题章节》。该报告指出，大多数亚洲发展中成员体的基尼系数在过去十年中都增加了，如果考察绝对数据，收入较高的那部分人群的“收入/支出”的增加幅度更是远远快于收入较低的那部分人群。报告指出，分配不均等加剧，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对消除贫困的影响。
中国2006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虽然印度的基尼系数并不像中国这样大，但是仍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依然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生活，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营养不良。
在亚洲较发达的香港，2004年的一份报告说，香港的富人收入是穷人的26倍；而且贫富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恶化，到2004年止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在2001年，最富有的10%家庭的每月收入大约是全市家庭每月总收入的40%，而最贫穷的10%家庭的每月收入只占全市家庭总收入的0.9%。2007年6月香港统计处的一份报告显示，1996年、2001年和2006年按原本每月住户收入编制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518、0.525和0.533。报告表示按当时价格计算，每月收入在4000港元以下的住户在整体人口中的比例由1996年的6.7%增加至2006年的9.2%；每月收入在4万港元或以上的住户在同期则由15%增至17%；同时，香港中等收入的住户比例萎缩，月入1万至4万的典型中产家庭，十年间由超过61%下跌至55%。香港正在转变为、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M型社会，即低下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人数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人群则减少，大多数轮入中低阶层。2007年9月香港政府机构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20年香港贫困人口增加一倍，超过2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甚至曾经在一份施政报告中使用了“扶贫”一词，要减少跨代贫穷，成立扶贫委员会。
日本战后60年来，多次民意调查一直显示，近9成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所以日本被世人标榜为理想的“平等”社会。但是2006年日本媒体以及经济机关的调查显示，7至8成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正在出现贫富之差扩大现象”。在2006年夏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汇总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日本的贫困人口比率已经成为工业国家中最高的一个”。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15.3%，仅次于美国的17.0%和爱尔兰的15.4%，位居第三。有的经济专家（自由派的经济专家们到处都是一个相同的腔调）表示，通过竞争原理，有能力的人增加所得是理所应当的，并且给经济带来活力，过去“中产阶层”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不平等。但也有人指出，贫富扩大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父辈所得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是父母的收入高低与子女受到教育程度成正比，收入越高，子女越能受到好的教育，相反子女无法得到良好教育，而在30到40年前，子女的教育与父母收入没有关系。日本社会普遍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是年轻的非正式雇员问题。过去日本的模式是年轻人进入企业工作，一做就是一辈子。最近几年，日本社会却一改过去学校毕业之后立即工作的风气，不少年轻人毕业以后开始靠打工生活，一干就是很多年。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情况一点也不比亚洲好。大伦敦市政府2003年的咨询报告指出，过去10年间，伦敦人收入的差距持续拉大。1991年到2001年之间，男性手工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9%（不包括通货膨胀），而男性非手工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26%。2006年年底，英国工会联合会的秘书长布伦丹·巴伯指出，从2000年起，英国《金融时报》百指上市公司的高级主管们薪酬的增加速度比普通工人收入的增加速度要快17倍。他还说，如果金融城中的大公司把年终奖金和全英国所有工人分享的话，每人都可以拿到350英镑。2007年8月8日《卫报》报道，伦敦金融城的年终奖金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40亿英镑，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35000人的总存款达到430亿英镑，英国全国职工的年终奖金上升了24%到260亿英镑，但仅是金融城就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后来我们都知道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伦敦金融城里的金融精英们成了群众袭击的目标。次日《卫报》报道，英国大企业董事会成员2006年的报酬大幅度增加了37%，一些高层的报酬比一般职工高100倍，行政总裁的平均报酬是287万5000英镑。报道指出，行政总裁的报酬是英国工人工资增长的11倍，也比通胀率高20倍。 对于这些公司高层的酬劳增长，英国董事联合会表示，大企业董事的“不寻常表现应该得到回报”——大企业董事的“不寻常表现”终于带来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2007年10月“收入数据服务”机构根据英国各大公司的年度财务总结，撰写了当年年度《总裁薪酬报告》。报告表明，“金融时报指数”100家成分股公司的总裁们在上个财政年度，平均获得的薪酬为3,174,863英镑。其中工资不到四分之一，只有727,537英镑，其他都属于花红和股份套现所得。在2000年，他们的奖金大概占总收入的一半。而英国普通员工去年平均年薪是3万英镑，总裁们每周所得是普通员工一年工资的两倍。在2007-2011年间，英国实际工资下降了4.5%。
2007年7月，英国专注社会政策与发展的志愿机构约瑟夫·朗特利基金会发表的报告说，英国目前的贫富悬殊情况是40年来最严重的。基金会研究了过去40年的财富分布形势图，发现1970年代的贫富差异曾经出现过实质减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者经常充满幸福感回忆起的撒切尔铁腕时代）和90年代，英国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却有所加剧——可是，撒切尔强行推进私有化进程时，喊出的口号却是“人人都作资本家”，因为给工人分配了小额股票！报告说，穷人和富人不再像70年代那样靠邻居住，“现在，穷人和富人都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人们警告，伦敦有可能会回到狄更斯笔下描绘的贫富悬殊、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2009年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英国社会中较穷的一半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只占所有家庭财富总量的9%，最富有的10%的家庭则占据了全国私人财富的44%，是处于财富“金字塔”底层50%家庭财富总和的近5倍。英国家庭每户的平均财富约为4万英镑，但所有家庭贫富排序的中位数却只有5200英镑，它清楚地显示出有一半英国家庭的财富还不足5200英镑（不到55000元人民币）。
美国的情况与英国类似。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重心位置，可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富人阶层，而且是富人中的富人阶层。从1979年到1997年，百分之一的家庭的税后收入增加了157%。在这百分之一的家庭中的百分之一的收入等于社会底层两千万人家的收入总和。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07年1月发表了题为《1979年至2004年之历史实际联邦税率》的调研报告。该报告表明，作为当时布什总统减税政策的一个结果，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的联邦税率下降得比美国任何其他群体都快。这项调研还发现，在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截止的2004年，对于中等收入的挣钱者来说，他们的税率略有上升，而对于社会顶层的富人来说，他们的税率在持续下降。有人指出，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美国富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91%，肯尼迪总统时下降到76%到78%。但到了小布什时期，这一税率已经下降到35%。而那些进行证券和其它投资活动的富人又通过各种减税规定而减少了纳税。他们中许多人真正使用的税率往往只有15%。2007年8月3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导说，美国大公司总裁的平均工资2006年为1080万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平均工资29544美元的364倍。在1989年，前者的还只是后者的71倍多。另据彭博新闻社报导，2006年华尔街20个收入最高的基金经理的平均工资为6亿5750万美元，是美国人平均工资的2万2千255倍。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经理10分钟内获得的报酬比美国普通员工的平均年薪还要多。2011年5月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特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的收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在经济衰退前的进账，达到900万美元甚至更多。美国联国联邦统计局在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有关美国居民收入、贫困和医疗保险资料的年度报告显示，共有3650万人的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另外，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从2005年的4480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47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5.8%。随着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平均寿命的差距也随之扩大。1972年满60岁的老年男性，如果他们处在收入分布的上半部，他们的平均寿命比收入分布处在下半部的老年男性长1.2岁。到2001年的时候，这个差距扩大到5.8岁，即收入分布处于下半部的男子平均寿命为79.6岁，而处于收入分布上半部的男子平均寿命则高达85.4岁。美国的收入差距还带有鲜明的种族特征。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06年20.6%的拉美族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黑人人口的贫困比例为24.3%，亚裔和非拉美裔白人的贫困比例分别为10.3%和8.2%。平均收入最低的是黑人。研究显示，出生于60年代末期中产阶级黑人家庭的人，有69%的可能收入比他们的父母要低；而出生于白人家庭者，这种可能性为32%。如果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黑人男子的收入在过去30多年里下降了，而白人男子的收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与此同时，白人妇女的收入增加了4倍以上。2008年经济危机结束之后，美国白人失业率在2011年3月下降到7.9%，但是黑人失业率却上升到15.5%，同时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更是高达百分之50，是全国青少年平均失业率的一倍多。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2010年白人球员的毕业率为91%，黑人球员的毕业率为59%，两者间的差距从2006年22%增加到32%。
在2006年，瑞士公司总裁的平均工资为230万瑞郎。诺华的老总达到4420万瑞郎。由于领导层薪金的透明度不够高，经理们拿到薪金时越满意，调查他们的薪金时就越困难，以至于在领导们的报酬和成绩之间找不到统计学上的相互关系。而2006年瑞士人的平均工资为5674瑞郎。瑞士有9%处在有劳动能力年龄的瑞士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低于贫困线收入的21%。2008年时的统计数据显示，瑞士2%超级首富的财富相当于瑞士人全部财富的50%。工资差异也越来越大，从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中，瑞士的全民生产总值增长了9.1%，但是只有10%高薪阶层人士的工资增长了10.3%，而其他大部分普通工薪阶层和低薪阶层的工资在这10年中则只增长了2-4%。一个四口人的高薪家庭，2008年比1998年家庭收入增长了14800瑞郎，同样人口的低薪家庭收入则只增长了400瑞郎。而收入微薄的单身家庭的收入与10年前相比甚至有所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从1998年至2008年瑞士却已经为收入高的家庭减免了税务5900瑞郎。而低收入的人家则基本未得到任何税收减免，不仅如此，仅医疗保险增加的费用就为中、低收入的家庭带来了每年超过3000瑞郎的附加负荷。虽然医疗保险的涨价也为富裕家庭造成影响，但相对较小。此外男女同工不同酬。瑞士很多企业中同样工种的男女职工，工资有时会相差1000-1500瑞郎。2006年，类似的工作，女性比男性少挣9.1%，2008年9.4%
2008年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的调查数字显示，中产阶层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06年的54%，人数从4900万下降为4400万，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随之扩大。2006年，低收入者即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70%的这部分人群，已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就表示，德国社会低收入人群的比例自2000年以来上涨了近7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06年，高收入者在社会总人口的比例也呈小幅上扬趋势，即从18.8%上涨到20.5%。尽管如此，“往低处走”者还是占了多数，例如，有14%的2002年的中产阶层到2006年就下滑到了低收入者这一社会群体，这一切，仅仅过了四年。该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7月的另一份报告中说，自2000年以来，雇员的纯收入平均降低了2.5%，而低收入者的工资降低了22%。另根据德国市场经济研究机构IMF的调查结果，与1998至2001的经济繁荣期相比，从2005年至2007年的经济繁荣中获益的德国人少了很多。能从中捞到油水的，仅仅是那些企业主，自主经营者，股票持有者和其他一些资产所有者。但这部分人在社会中仅占少数：三分之二的德国成年公民没有或只有少量财产，而最富有的那10%的人口则拥有整个社会近60%的财富。该机构的研究者还指出，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期，公司的盈利几乎是呈直线上升趋势；但另一方面，那些员工的实际净收入却还下降了3.5个百分点。每8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位被视为穷人，另有13％的德国居民因接受失业金、住房或子女补贴等社会福利金勉强维持生活。妇女在全职就业人口中只占35%的比例，然而，全职就业领域中的低工资收入者，妇女却占了60%。全德共有大约17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8年至2010年间，人们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大多在短期合同领域。2010年低收入人群超过700万，创德国历史纪录。德国400万就业人口中，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来自低收入领域。这还是在德国，典型的“社会福利国家”。
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全面来看的话，可以给贫富差距的扩大做一个综合的评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个时代，2006年全球范围的失业人数仍然保持在历来的最高点，达到1亿9千5百多万，占全部劳动力的6.3%。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更是创下纪录，接近2亿1千2百万。其中失业人数增加有40%来自工业化国家，而工业化国家只占世界总就业人口的大约15%。服务业首次超过农业，成为雇用人数最多的行业。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收入往往是微薄的。占全球2%的最富有人口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占全球10%的那部份最富裕人口则控制着全球85%的财富。而世界上大约一半处于底层的人口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世界财富的很大一部份集中在美国，大约占30%。全世界1%最富有的家庭，其中的40%在美国；三分之一在欧洲；另外三分之一在富裕的亚太地区，其中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而世界其他地区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0%左右，其中包括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全世界65亿人口中，有11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1990年到2004年之间，那里的最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20%。而在同期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的极度贫困人数没有减少。发达国家民众每年每人的平均收入为1万7千美元以上。发展中国家同富裕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例为16%。高收入国家的人每挣一美元，发展中国家的人只挣16美分。每年有大约一千万儿童死于很容易防治的疾病，其中大约六百万儿童的生命只需要基本的服务就能够被挽救。这些服务包括接种疫苗，服用抗生素，熟练护理新生儿以及治疗腹泻和肺炎。两亿多名五岁以下的儿童缺少基本的医疗照顾。
所有国家的调查和统计不约而同的显现出同样的特征：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加速扩大，在时间上与全球化进程吻合。即使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没有改变这两个拧在一起的进程。从90年代以来，以苏东事变为起点，资本主义好像又回到了精力充沛、生机勃勃的青年时代，全世界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种种弊端也变得严重了。
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社会分裂最重要的指标，但是社会的分裂并不仅仅是财产的差距。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信息、信贷等等各方面，社会中的一部分与另外一部分的差距，同样在迅速扩大着。
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是追求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本质上这意味着私有化。贫富差距的拉大与私有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说过，“在你们现存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在原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受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影响，大多借鉴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了国民经济体系，国有经济是其中重要一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更曾经是压倒性的经济力量。随着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变卖，而市场经济体制又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资本的大量外流和财富泡沫化使贫富分化同样严重，而原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纷纷被削弱和整改，使得发达国家最引以为荣的最后一道保障越来越成为岌岌可危的、资本家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从香港到英国到美国，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处都在哀号“中产阶级的消失”。纽约州立大学的财经学教授威廉·雷诺说，恶化的经济给中产阶级的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父母现在要更长时间操心子女的经济状况，对他们提供资助。为了维持中产阶级的水平，夫妻双方在财务上都像走钢丝一样把自己置于很微妙的平衡点上，一旦经济上有风吹草动，就难免陷入困境。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都使中产阶级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们疲于奔命，为生计糊口，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沦落为下层阶级。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收入并不是很高，而且没有多少资产。中产阶级曾经的特征是收入稳定，工作机会多，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而无后顾之忧，因此在消费和投资上也更为大胆。中产阶级的存在，有赖于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稳定的工作环境。真正的资产阶级早就看着这群靠他们的高税收来养活的懒汉不顺眼了（在资本家的眼里事实就是如此）。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量工作岗位随着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社会福利体制也在入不敷出和私有化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中产阶级眼下的境况和未来的预期都不乐观，中产阶级也就自然很容易在瞬间成为无产阶级了。
不论如何，自由化和全球化使中产阶级开始沦为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沦为产业后备军。一切情况都与19世纪是如此相似。在前边提到的亚洲发展银行的报告中，抨击了“一个主流观点，就是高度分配不均等会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增长本身也会导致更大的分配不均等”。报告指出，“有三种增长不均衡似乎很适合用来解释亚洲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的分配不均等扩大现象。第一，一国内部地区间的增长不均衡。第二，部门间的增长不均衡——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有生产部门之间（特别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第三，家庭之间的增长不均衡，比如收入较高的那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长要快于中低收入家庭。”“以中国为例，省际间增长不均衡被认为是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间，导致分配不均等扩大的主要因素。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到2004年，促进分配不均等扩大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城市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差异。与此同时，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增长不均衡也已经成为更近期分配不均等扩大的主要原因。”“至关重要的是，城市居民收入和支出增长不均衡在很多国家都是分配不均等程度扩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大学程度的居民与低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正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开始成为导致分配不均衡扩大的唯一最重要的可测要素。”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省际差异、部门差异和城市家庭收入差异先后成为中国分配不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准确地反映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首先，是四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出现，加之大量祖籍广东的华侨资本以及香港投资多数集中在广东等地，使得东南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而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制造业和加工业大为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使得部门间差异成为重大特征。现在还有人利用这一点，在起劲贩卖“土地私有化”的说辞。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资本、资源集中在城市中，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增长不均衡又成为了分配不均等扩大的主要原因。贫富差距的拉大，由地区因素、部门因素向阶级因素转移。至于报告中提到的教育程度对收入的重要影响（请回忆第五章中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内容），尤其说明了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严酷淘汰过剩人口的现实。
报告呼吁，“当今发达国家的历史轨迹中，并没有显示消除分配不平等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自然结果。……公共政策的制定一定不能忽视分配不均等现象。……为了促进更高的机会均等，某些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份报告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当谈到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对不均衡增长的重要作用时，报告的相关内容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因此，报告也只能仅限于空泛的谈论“公共政策如何应对分配不均等现象”了。例如，当谈到农业增长的缓慢时，报告说，“存在一些普遍因素，包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减缓，由于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而导致对发展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的资源投入停滞，等等。在某些国家，政策环境不允许私人投资于农业，这也加剧了公共投资的匮乏。”
事实上，正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使得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减缓。在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直接对农业投资，被自由主义安上了缺乏效率、导致腐败等等很多罪名。在自由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公共投资逐渐减少是正常的结果。目前非常时髦的是小额信贷，关键之处是私人投资、农村金融服务的私有化。不清楚亚洲发展银行报告中所说的“政策环境不允许私人投资于农业”的某些国家具体指哪一个，以中国为例，中国不仅对农村小额信贷非常感兴趣（可以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专题研究报告、行领导在不同场合的讲话，而且近年也出台了多项具体政策），而且事实上已经试行了多年。2007年1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随后各地出现了多家村镇银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当时对此非常欢迎，说，中国首家村镇银行的成立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有助于解决中国广大农民借钱难的问题。他说，“美国有7千多家银行都是老百姓办的，我们中国这么多银行，都是政府办的，区别就是这里。……村镇银行定下的首要目标应当像孟加拉的尤努斯那样，不以金钱为目标，而以扶贫为目标。”茅于轼当然清楚中国“这么多银行”并不都是政府办的，还有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以及民间资本运作的银行，他自然也应该知道美国“野猫银行”的故事。不过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村镇银行或者小额信贷是不可能“不以金钱为目标”的。我们在第十三章已经介绍过，小额信贷没有高利息率是存活不下去的。茅于轼自己就搞过小额信贷的试验（据他自己说坏帐率为4%到5%），年利率曾经高达18%（算是比较低的），后来因有高利贷的嫌疑曾被有关部门勒令停止。一方面，他絮絮叨叨地说“金融服务的缺乏导致农村高利贷盛行”，另一方面，他自己就在放高利贷。可见，所谓小额信贷的本质，无非就是用专业的高利贷取代农村自发的高利贷而已。农村自发的高利贷，收益者多半还是农民中的某个富裕阶层；而专业的高利贷，受益的自然是精英人士了。所以会如茅于轼所说的那样，很多国外资本对中国的小额信贷业务都很感兴趣。靠吹上天的小额信贷、农村金融私有化，实际上是解决不了农业投资匮乏的问题的。
如果全球化仍然以这样的速度和方向进行下去，如果自由主义的政策仍然被广泛接受和实行，那么中产阶级将很快从地球上消失掉，马克思的预言又会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