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父亲(1)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2)。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和两个妹妹。不过我们每年仍有三十五担谷的剩余(3)，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罢课]”(4)。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是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5)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6)，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苛刻，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8)，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父亲十分生气，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当他有一次，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9)。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的如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但母亲则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心的问题了。(10)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我们受不住他的进攻，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不过，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不该对神佛冷淡，但我父亲则不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他开始想他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尔烧香。但是当我愈来愈不信神佛时，他老人家却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1)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这自然是父亲所反对的。我们为了这事发生争执。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我到一个失业的法律[法科](12)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著和几本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们读书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同学看见许多从长沙回来的米商[豆商](13)。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离开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大乱子，并把这件事告诉我们。
原来那年发生一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14)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全国闻名的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员和当地的一个地主发生冲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会员，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判决自然是有利于他的。“哥老会”会员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个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15)上去，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山寨。官兵派来打他们，同时那地主散布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孩童来祭旗。当时叛徒的领袖叫做“磨刀石彭”(16)。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结果他被捕砍头。然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造反。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发生影响，即一个小学校中有一个“激烈”的教员。他之所以被目为“激烈”，是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然而我钦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给予我这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17)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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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岁那年，父亲要买进他的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我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度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父亲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劝说自然没有效果，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