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悟,于1898年7月8日在乌镇出生,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给主编陈独秀等人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新青年》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王会悟13岁时,其父病故,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业继续教书。从这份史料中,我们获悉,王会悟的丈夫李达是党的“一大”正式代表,李达把为大会安排会址和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夫人,王会悟也就成为大会的会务工作者。王会悟的回忆录中有两段文字十分珍贵。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
王会悟_王会悟 -学生时代
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在
鱼米之乡浙江省桐乡县,其父亲王彦辰是晚清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
少女时代的王会悟
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她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在她的同学中,还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亲戚,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他们之间不仅是同学关系,还是亲属关系,而论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王会悟13岁时,其父病故,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业继续教书。没多久,由于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她借了一个殿堂,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的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 ”为此,为了表示对这所女子小学的支持和鼓励,当地的教育部门还给教员每月5元钱的津贴费。在教学期间,王会悟边教书,边向学生们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脚等。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双脚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把脚放开。小姑娘为难地说:“那样将来会没人要的。”王会悟听完噗呲一笑:“社会在进步,你裹成了小脚后,才没人要呢。 ”
过了一段时间,镇上的一位秀才听说有5元津贴,四处造谣说:“王会悟小小女子,没受过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 ”便向县里提出由他替代,他不要5元,只要3元,没想到县里还真同意了,1918年,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愤而离校,去
湖州的胡郡女塾攻读英语,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起初,她半工半读。在里面边念书、边给学校打扫卫生,后来,老师发现她中文功底不错,就将她推荐给校长,经考察,校长决定让王会悟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当老师,这样她成为了一名“教师”。
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用白话文大胆地给
陈独秀、
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名流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新思想和
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
陈独秀还给她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勉励她“多读书”。
王会悟_王会悟 -回忆一大
从7月30日当夜被冲散会议后,有人建议前往外地开会,立即有人提议去
嘉兴南湖,周佛海在回忆中将这个提议的事算在自己头上,当然也有其他站出来说是自己提议。
7月31日,惊魂未定的“一大”代表们乘坐早车匆匆离开了
上海到达嘉兴。根据王会悟的回忆,到达后发生了这样一些事:
……第二天早上,共有代表十余人分两批去嘉兴……到嘉兴市已8点多钟,先到城市张家弄鸳鸯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雇了一条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共花8只洋……(《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会悟这段回忆让人感觉有些奇怪,作为大会的总后勤,她竟在建国后还能记起雇船和吃饭的花费,精确到了几角钱,而一个记忆力如此惊人的人,偏偏记不起7月31日当天究竟有多少人去了嘉兴,只说十余人,按说,这些人去嘉兴的车票即便不是她负责买的,到了嘉兴后也应该是她这个当地人帮助接站安置的,为何她忘记了如此重要的一个数据?另外的,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王会悟似乎也将从8月1日开始的那场风灾遗忘了。
如果非要给事情一个解释的话,似乎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答案:在
嘉兴南湖那场一直开到深夜的会议上,除去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外,“一大”的代表也没有全员出席,陈公博是公认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根据
张国焘的回忆,在“一大”会议上,他认为何叔衡对马克思理论完全不懂,就将其中途撵走,这样一来,能够参加会议的“一大”代表,至多也就是十一人。
而王会悟这样选择性失忆,又或许在为某个重要人物掩盖什么。
王会悟_王会悟 -人物故居
王会悟故居
王会悟故居,位于乌镇西栅的观后街,古色古香,现在辟为纪念馆。馆内的展板、图片以及实物,带领人们认识了这位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当门而立的巨幅《南湖风光》屏风前,竖立着的《南湖红船与王会悟》组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见荷花摇曳的南湖水波上,泊着那艘美丽的红船,与红船紧紧相依的,是一位剪着短发、穿着大襟衣裳、配着黑色短裙、乳白短袜以及黑色布鞋的江南少女,她便是被誉作“‘一大’卫士”、“党的第一位党务工作者”的王会悟。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会读出她脸上的淡定、从容、机智和勇敢。
在纪念馆的史料展品中,有两则趣闻引起我的关注。一则是“论起辈分来,王会悟还是乌镇籍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表姑呢”。茅盾家住观前街,王会悟家住观后街。当年王会悟离开乌镇,进入上海,就是茅盾先生安排的;另一则是王会悟曾写过的回忆文章《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后来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展品,就是根据这篇文章所提供的史实而复制的。从这份史料中,我们获悉,王会悟的丈夫李达是党的“一大”正式代表,李达把为大会安排会址和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夫人,王会悟也就成为大会的会务工作者。
王会悟的回忆录中有两段文字十分珍贵。录之于此,以飨读友:“出席党的‘一大’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那天,李达要我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扬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我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我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扬明斋。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东西走了。张国焘当时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给吵散了。散会后不久,法国巡捕果然来了。李汉俊用法语对巡捕说:‘上午是我几个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子(指我)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游船上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关于那副麻将牌的情节非常有趣。“一大”代表们上船时,王会悟将特意带来的一副麻将牌交给代表们,和他们约定,她一敲舱板,他们就得打麻将。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她始终坐在船头放哨,见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哼起嘉兴小调,用一把纸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地响,有的还“七索”、“八万”地喊着。
史料显示,党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到嘉兴,当即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这条游船是一条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全体代表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当夜分散离开了嘉兴。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中国的历史从此写出全新的篇章。
“一大”之后,王会悟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参与创办过我国第一个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妇女声》半月刊,创办过上海平民学校,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学生。解放初期,王会悟在政务院(后改名为国务院)做法制工作,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直到离休。1993年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开天辟地一女杰”七字,于她最为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