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卡夫丁峡谷（Crafting Gorge）典故出自于古罗马史。“卡夫丁峡谷”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相联的，但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因此“卡夫丁峡谷”成为了“耻辱之谷”的代名词，并可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困难和挑战。
卡夫丁峡谷_卡夫丁峡谷 -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等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否是马克思“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具体实现？
理论界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不仅提出了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而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已证明了马克思这一理论的真理性。笔者认为，这完全是借助马克思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对当代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注解。要回答当代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是否就是马克思“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现实中的实现，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当代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有无必然联系。纵观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四个复信草稿，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所酝酿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即：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这就是“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和基础。其二，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即：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是“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就两个条件而言，前一个更为重要，没有土地公有制的先决条件，所谓的“不通过”也就无从谈起。
俄国十月革命前是否具备这个先决条件呢？1895年恩格斯指出：“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列宁也多次明确肯定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他指出：“民粹派往往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落后和手工业生产占优势等情况而把我国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这是极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既存在于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存在于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由此可见，到十月革命前，俄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已经消失。所以，“跨越”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
其次，苏联、东欧等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否是马克思原意上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所酝酿的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他曾作过多次描述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决不可能是遭到他多次批判的形形色色的其他社会主义。那么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称得上科学社会主义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成就基础之上，这是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普遍规律。苏联和东欧等国在十月革命前虽已进入资本主义的低级生产阶段，但自身却缺乏发达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成果，所以，它完全不同于由发达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情况。这种独特的发展道路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它和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形态，具有质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水平所决定的。因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必然产生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此意义上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现。苏联和东欧的这种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想走出一条不同于马克思提出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它的最终失败不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破产。相反，它从反面验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学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
高巍翔：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成功范例，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自然史的过程”与特殊条件下的跨越、生产力决定作用与生产关系能动作用和历史活动主体选择的历史逻辑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现代化的“单向趋同”，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其理论体系正确回答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题，在世界现代史上创造了“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内容，从而大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李方祥：西方国家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呈现出三个新特点
一是在散布“意识形态终结”迷雾、“普世价值”神话的同时，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向其他国家输出政治制度。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境、军费增长、人权等问题，是一些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的惯用武器。当今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仍然是客观存在，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为“极权主义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和立场。二是掌握和利用大众传媒对一些国家形成全方位、立体式包围网。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仍然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干扰、渗透的重要途径，而在近几年来，更是加紧与我国争夺互联网等思想文化的新阵地。三是利用国际经贸、文化交往不断扩大的机会，在向一些国家输入文化产品的同时，渗透美式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观。同时，利用各种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名为“文化交流”的渗透，使之成为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渠道。西方敌对势力的手法、花样时常翻新，但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根深蒂固的，其战略意图和目标一以贯之。（《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1期）
孔根红：国外“中国观察家”谈中国共产党的几个核心观点
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外“中国观察家”将目光转向中共并提出了几个核心观点：一是史无前例的“中国道路”。中共“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的篇章”，俄罗斯《红星报》说，中共“提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苏联由于没有进行这样的改革而解体”。奈斯比特、米歇尔・戈代等人认为，中共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时代的话题”，“正在改变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二是大智大勇的“变革创新”。奈斯比特说，“中国共产党不再停留在《共产党宣言》上”，“1978年，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与世隔绝几十年的坚硬外壳，开始了神奇的蜕变”。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说，中共“奋发图强、竭力赶超、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和适应变革的能力在过去28年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库恩说，中共有一种革新的毅力、前瞻的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从中共政治观念的变革与创新开始的，“他们厌倦了止步不前”。三是别具一格的“纵向民主”。“中国共产党更加善于聆听人民的意愿”，顺应民心“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息的原因”。奈斯比特在新着《中国大趋势》中将中国政治民主模式概括为“纵向民主”，获得许多“中国观察家”的赞同。他说“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世界》2009年第12期）
马丁・雅克：不能再用西方模式解释中国
过去30年，西方对中国的预测十有八九都是错误的，这已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他们声称：中国经济增长率被夸大；一场大危机迫在眉睫；国家的控制将逐渐减弱；全球媒体的影响将一步步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西方人预测中国之所以表现如此糟糕，是因为他们总是用西方模式和经验来解释中国。除非我们试着着眼于中国自身来认识它，否则对中国的看法将一错再错。中国截然不同于西方，做事方式或思维习惯迥异于我们。直面这个事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国家在中国人生活中仍无所不在，仍然拥有大多数大型企业，善于找到新办法抵御美国的全球媒体影响。西方观察家通常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介入出于恐惧，但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更深层原因。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原因深藏于中国历史。中国至少2000年前就已是一个文明国家。维护中国文明的完整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国家的神圣使命，因而国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可比拟的独一无二的角色。（《环球时报》2010年1月18日）
王谨：确立中国问题意识，形成中国学派
现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始终受制于西方范式。学术概念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是西方的，评价标准也是西方的，有的人已经到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地步，表面上提倡所谓“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没有辨别、没有选择地全面认同西方标准，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学术研究方式和学术价值理念，全盘否定中国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成果，丢失文化建设的主导权。还有一些同志对一些西方首先提出来的范畴和要领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满足于人云亦云，或者赶潮流、求新奇，缺少在实践中发展创新，甚至是把西方都早已摒弃了的东西奉若至宝，成为西方理论的附庸，导致表面上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实际意义却不大，或者还会带来负面影响。正是这样的欠缺，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华实施文化“入侵”和“殖民”的一个危险“接口”。这种差距直接导致知识界、学术界不仅始终无法站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范式，作出理论阐释，提出发展思路，而且还在与西方的对话当中处于被动的境地，甚至于经常出现集体失语的现象。没有中国问题意识，就不能建构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广义的文化建设，都应当大力倡导中国意识，着力构建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和价值评判尺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景天魁:发达国家福利的另一面就是贫穷、灾祸
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福利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但它却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消费，还大举借债。世界经济秩序如此不合理，难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顷刻间就能席卷全球。正如研究金融危机不能就金融谈金融、就经济论经济一样，在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同样不能就贫困谈贫困、就福利论福利。福利国家的困境并不在于国内的财政困难，而在于越来越贫富悬殊的世界难以支持少数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所谓“福利国家”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福利资本主义理论”的最大局限是：只以占世界人口零头的少数富国为关照范围和实践基础，它们的视野未能“普遍”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甚至未能顾及到富裕国家内部的广大贫困人口。那样的“福利”其实另一面就是“失利”，就是贫困，就是灾祸。“福利”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普遍享有而非少数人独享的利益。所以，让人类真正迈向“普遍福利”的时代，是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研究的崇高目的和历史使命。(《北京日报》2009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