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蒋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继承了特务头子戴笠的衣钵，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改组而成立的。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保密局本部设七个处、三个室、四个组，另设多个外勤站。
国民党保密局_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 -简介
国防部保密局重庆白公馆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蒋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继承了特务头子戴笠的衣钵，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改组而成立的。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从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以后，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中国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各方面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构，都希望能按照中国提出的主张早日撤消。但蒋介石对如何完整地保留这一组织。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
国民党保密局_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 -由来和构成
保密局是1946年7月1日成立的，由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在保密局成立后不久，蒋介石曾召集该局处长以上一级的成员训话。他表扬了戴笠一番，要大家继承其“遗志”。保密局的内部组织，与“军统”时期大致相同。在局长副局长之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在郑介民时期，办公室主任先后由黄天迈和张继勋担任过。室下设专员及秘书，还有一个文书科。
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科。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行动、侦防、策反、心理作战四科。第三处为人事处，因“军统”原任人事处长龚仙舫已为戴笠陪葬，改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仍和“军统”一样，是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第五处为司法处，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去管。第六处为经理处，由郭旭任处长；第七处为总务处，由沈醉任处长；都是“军统”的旧班底。
保密局局本部还有三个室：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总稽核室，由张冠夫任总稽核；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
在上述处、室之外，还有几个组：
1、机要组，由“军统”女少将姜毅英任纽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
2、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专门研究有关中G的问题，成员都是一些叛徒。这个机构在“军统”时代，由张国焘主持，张离去后，由瞿梦秋任组长。毛人凤对予这些人是不放心的，只想利用他们的旧关系为保密局工作，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只在有事时，找瞿梦秋去开开会，别的成员都不让到保密局去。
3、特种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纵火等技术工作，并制造各种定时炸弹、毒药、毒刀、纵火伞、纵火金笔等。
4、到1948年时，又从人事处划出一部分人来，成立了一个布置组，由赵斌丞任组长，专门负责布置潜伏工作。
“军统”原有的设计委员会，保密局照样保留，专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先后由张严佛、刘启瑞等当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由局本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十四名，其中有的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的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地区，称为甲种站，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为一百一十人；再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为六十人。甲种站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至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以及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等人员。此外，还有一个专搞学生特务工作的学运指导员，和一个专搞工人特务工作的工运指导员，与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层领导。
省站一级，大都由局本部电讯处配置一个电讯支台，各组则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保密局成立时，毛人凤因为担心对外勤人员控制不了，所以各省站的站长，用的大都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和提升起来的一些中级特务，有意不用资格老的人。但因为由“军统”时期起便有一条规定：“秘密领导公开”，而各省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又多是“军统”的老特务，他们对那些年资浅的省站站长都不买账，所以各站的工作也就推不动。等到毛人凤把郑介民挤了出去之后，一方面已经大权在握，一方面也感到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了，才决定把一些将官级的人员调出去当站长。并在一九四八年春天，把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总共三十人左右，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由他自己亲自主持，训练了一个月。而把原有的一些资历较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在站长讲习班结束时，蒋介石还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了这些参加讲习的站长。他对毛人凤调整省站人事的办法，极为赞许。又说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并要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又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必须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去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多多拉拢一些动摇分子参加特务工作。而最主要的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G产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去。他又吩咐，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到公开机关去安插。还要不断吸收新人员参加。蒋介石说，各省站的负责人，除了管省站的工作外，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提出，省站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要绝对秘密。
保密局的外勤站，先后设立的有北平站、河北站（设在保定）、天津站（分为两站：一站搞一般情报，二站搞外事情报）、山西站、山东站、青岛站、河南站、陕西站、甘肃站、新疆站、拉萨站、云南站、贵州站、川西站（蓉站）、重庆站、康定站、湖北站、鄂北站、湖南站、江西站、安徽站、南京站、上海站、苏南站、苏北站、浙江站、福建站、台湾站、广东站、广西站、承德站、沈阳站、长春站、察哈尔站、绥远站、河西站、宁波站、琼州站、香港站、南朝鲜站、西贡站、新加坡站、曼谷站、开罗站、卡拉奇站、菲律宾站等等。以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螋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1949年蒋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过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逃到藿庆，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国民党保密局_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 -控制部署
在戴笠生前，蒋介石因为一来局势对他还不象后来这样坏，二来他对戴也比较放心，对于特务机关的事，“躬亲”的时候不多；但后来因为形势对他愈来愈不利，他也愈来愈指望其特务机关能发生更大更多的作用，就比以前更加用神了。因此，在“军统”改为“保密局”之后，他一再亲自出马对上层成员“训话”，也一再集体的或个别的接见派到各地去的省站人员，指示打气，希望他们多多拚命。而毛人凤在这时期，为了争取表现，巩固其黑暗“事业”，也特别大卖力气。他一方面仍学戴笠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在局本部与副处长以上人员一起吃饭，一起谈问题，以期增加效率。在和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也保留“军统”过去的成例，每月约集宪兵司令、“中统”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22号办公，1947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及后，毛人凤又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马路上，弄了一幢房子，取名“诚庐”，作为各特务单位首脑开会之用。一些有关对付G产党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种会议上提出来，以便各特务机关能采取协作的步骤。毛人凤还规定：各省站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务会报，以便在反G方面，能取得更多的联系。又规定各省站站长每月至少要召开一次“公秘会报”（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关负责人的会报），轮流报告各单位工作，然后汇报保密局。
在保密局时期，所能控制的公开机关，已不如“军统”时期那样多。而在被控制的机关中，由于权力之争的加剧，其负责人也不如“军统’’时期听话。当时，最大的公开特务机关，要数国内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因为是老“军统”，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和运用，但实际上也在搞他自己的一套。这个警察头子的职位，如果戴笠不死，很可能落在“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的手上，因李在抗战胜利后所拟的“十年建警计划”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也有戴季陶等人的极力支持；且蒋之驭下，一向爱用互相牵制的手段，也有意把警权交给李。但戴笠一死，蒋为了使“军统”的人安心，又把这一组织交给了“军统”的唐纵。唐既被郑介民和毛人凤挤了出来，为了建立个人的势力，便一心要搞出自己的一套。他首先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毕业的人不能当警官。所以对于保密局介绍去的人，非经他亲自批准，不派工作，实际上等于拒绝控制。但蒋介石虽把这个警察组织交给唐纵，但在重要人事上仍要加以控制，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都得由他亲自决定。因此又造成另一种情况：郑介民和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去请蒋介石批准；而唐纵也不会为保密局去争。结果，保密局要在警察系统安插人，更加不顺手了。
抗战胜利以后，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都由蒋介石亲自派出，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天津给了毛文佐，南京给了黄珍吾。本来，照戴笠的暗中安排，天津要安插李汉元，但这个在天津租界为外国人当了十多年奴才的“天津通”、老“军统”，结果只好屈居毛文佐之下，当了个副局长。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一职，戴笠一向培植任建鹏。在南京撤退时，任当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早已野心勃勃。到重庆后，他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由于有戴笠撑腰，以为胜利一来，首都警察厅长非他莫属，岂知蒋介石却给了别人。他自己只弄到一个汉口警察局长。以后北平的陈卓走了。宪兵司令张镇又推荐他的参谋长汤永成去接充，戴笠派去的副局长祝维屏也没有推上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几个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才慢慢落到“军统”的手上，先是天津归了李汉元，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在解放前给了毛森。因此毛人凤常埋怨唐纵，说“唐先生只会向家里（指“军统”）要东西，要去了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车，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实验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特别是以后唐兼了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之后，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人去工作，更加深了“军统”老特务的反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的机关，是交通部全国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这个局的成员，大都是原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和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的人马，基本上还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的王兆槐，平汉的朱若愚，津浦的吴安之，陇海的程一鸣，胶济的贺元，粤汉的张辅邦，湘桂的史铭，滇越的田动云，都是“军统”老特务。公路方面，公路总局之下的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和运输处的警稽室，也都由“军统”老特务控制。交通警察总局的二十多个交通警察总队，也全是由原属“军统”指挥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而成的。
按照过去“军统”的传统，公开机关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这在郑介民以保密局长兼第二厅长的时期，还不成问题。后来郑被免去保密局长和第二厅厅长兼职，由副厅长侯腾升任厅长后，便不愿受保密局的控制。侯还想把原来在第二厅的“军统”特务排挤出去，一手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分庭抗礼。毛人凤因为自知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第二厅，但又不肯放手，只好暗中指使留在该厅的“军统”成员，继续与保密局保持工作关系，并设法与侯腾捣鬼。一直到逃台之前，双方都勾心斗角，互相争宠。
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军统”从抗战胜利后便更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部倪超凡、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等等，都是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也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地的稽查处，在保密局时期，也一直没有放过手。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不但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可用“合法”的面目从事，得到很大的方便。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抗战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则称之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这个处的成立，是专门为了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工人的。国民政府又把各兵工厂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各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他们对待兵工厂工人，也动辄是“军法从事”。抗战期间，这个处的处长是张师，胜利后是廖宗泽，这两人都是投入“军统”的间谍。
国民党保密局_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 -外围组织
杜月笙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是“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充起来的。当时，戴笠的野心很大，想把中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会以及各地的流氓组织统一起来，归他自己领导，以加强“军统”的外围力量。被邀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王晓籁、向松坡、杨虎、张啸林、范绍增等近百人。1946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筹备成立大会时，各路人马均赶去参加，曾被认为是一个“盛举”。戴笠死后，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已经抓不起来，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到“CC”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与阻挠。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组织之后，对于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时，会起操纵作用，对于他们的派系不利。郑介民和毛人凤一看风头不对，这个会才在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国民党保密局_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 -“难产”的过程
蒋介石
保密局成立前后，蒋介石所最为关心、考虑也最多的问题，倒不是用这一个名称或那一个名称，而是戴笠死后的继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样，把戴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个庞大集团很好地领导起来，继续为他效命；其次是这个集团今后在预算以外的庞大开支怎样支付的问题。戴笠在世时，对这笔见不得人的巨款，大部分自行筹措。抗战期间，戴笠制造沦陷区行使的伪币去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来充实特务经费的作法，胜利后已行不通。蒋介石为了避免以后由他经常下手令，按月支付预算以外的巨额特别费，便再三考虑怎样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他多次找毛人凤、郑介民研究这一问题，最后决定把军统在抗战胜利后在各地接收敌伪的现金财宝，不送交敌伪产业管理局，而准许交由保密局留下来作为本钱。此外，蒋介石还准许保密局经营接收敌伪的一些企业，并把与美国特务合作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由保密局经营，以便将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务活动费用。但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又不像对戴笠一样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边多年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由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经多次研究结果，决定把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敌伪产业、企业和中美所剩下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印刷机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三有公司”，由毛庆祥任董事长，其余为董事，以军统大特务戴颂宜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
当时属于“三有公司”经营的企业，在南京方面，有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有开设在南京最热闹地区花牌楼安乐酒店对面的亭亭照相馆，全部是中美所留下的器材，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任经理。这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资金、器材最雄厚的一家照相馆，业务除照相外，兼售各种器材，还出租照相机，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它一面为保密局赚钱，一面也从事一些特务方面的活动。还有开设在中山路的鸿业印刷文具公司，由军统“四一”印刷厂厂长李如澍任经理。这也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的印刷公司，资本雄厚，使用中美所留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机，还兼营文具纸张。原来还准备与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合作，由保密局拿出500辆卡车改装成为客车，曾由我与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接洽多次，以后他们怕惹不起这班人，才没有合作起来。在上海方面，则有由日本人经营过的东方渔业公司，拥有40艘渔轮，可以出远海捕鱼，并有自己的冷藏仓库。另外有由中美所500辆十轮卡车组成的启明运输公司，专办上海附近各线的货运，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任经理。还有一处大型锯木厂和一处三夹板厂，都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均由陆根泉代为经营。在北平方面，有一处日本人经营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厂、一处中型旅馆和几处仓库，天津也有一些仓库和冷藏库等，都是由军统中一向搞商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三有公司”除了经营以上企业外，还兼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因为保密局掌握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又多，人员可以随时大量调用，自以为由这些人出来经营企业活动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最优越的条件，从此可一帆风顺，一本万利，保密局会有用不完的盈余，所以决定采用“三有公司”这个名称。而一些了解这家公司内幕的商人，却把它说成有势、有钱、有人，都不敢去惹它，害怕赔了老本还要吃官司。
戴笠
蒋介石为了准备自己当大总统以后，表面上要装出一套民主作风，继续欺骗人民，对过多的特务经费不愿再由自己批发，便及早煞费苦心安排下来这一着棋。最初由于条件太优越，尚能差强人意，赚过不少的钱，但以后却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条件虽优越，可是经营的人都是些外行，加上作风恶劣，一些转到这些部门工作的特务还是老一套对待人的办法，丝毫不曾改变，不但官架十足而且动辄凶横霸道，蛮不讲理，别人光顾一次之后，便不敢再度问津。特别是层层负责人都挪用公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加之法币天天贬值，收入的现金只要迟交一两天，便可获不少利润，而售出的东西却再也买不进来。当经手的特务们每人腰包里都装进不少黄金美钞之后，最后终于把“三有公司”弄得垮台完事。蒋介石在刚一胜利时还有所顾虑，等到他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反共反人民的真正嘴脸已暴露无遗，就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还要避讳，因而对特务经费的批发，仍旧恢复和过去一样。他这时只要求特务把全副精力用在反共的活动上，便同意了毛庆祥、毛人凤的建议，把“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不再从事经营。
保密局还没有成立之前，军统经费已经感到月月入不敷出。郑介民一看这情况，知道再拖下去便不得了，常常说他不能和戴笠一样生财有道，只能量入为出。1946年5月前后，当他匆匆由北平赶回重庆时，便和毛人凤、唐纵商量，决定开始裁汰内外勤人员。过去戴笠在世时，只准进不准出的一套作法，一向被人看成参加军统便是拿到了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这时，铁饭碗也随同戴笠乘坐的专机一样摔得粉碎了。郑介民的办法，不但准许任何人员请长假自谋工作，而且对一些资历浅一点、人事关系少一点、能力差一点的人员，更采用遣散与送往军官总队去转业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抗战时，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近5万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津的在后方有17600多人，在沦陷区有6000多人，海外各地有2000多人，其余半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在军统局开支。胜利后，一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消，这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开支的特务，这时又都回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军需署透支。蒋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接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东西，变价出售来发遣散费。对死亡了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发给一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按照军统过去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1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约可维持3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的确可以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上轨道，不会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三十夜，天天在喊钱不够用。经过这次大肆整顿，情况是好了一些，但一些被遣散和被送到军官总队去的特务，以及拿到几个月生活费的遗属，却对此大大不满，到处充满怨恨之声。不过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大特务，却又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在担心被人揭发，要出问题了想走也走不了；这样一来，正合了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而一些被遣散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他们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太多，并且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此靠山何愁没钱可用。但是，当他们还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还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卖卖帐，等到他们离开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采回避敷衍的态度。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了军统而去找这些人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了，再也不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理。这时，他们才感到离开军统活不下去了，想再回来又不可能，做生意又没本钱，过去那种为所欲为的日子已不存在。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部队一样的伙食。这些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要他们过那种日子，莫不叫苦连天，怨声四起，再想见一见郑介民和毛人凤都不可能。
这时他们越来越怀念死去了的戴老板。在重庆的一些特务，经常跑到戴笠生前在中美所松林坡的一座别墅去痛哭，因为戴死后这里已被特务改为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另外那些一向靠军统抚恤过活的遗属，也很快把发给的一点儿钱花完。他们仗着自己的亲人曾为军统卖过命，戴笠在世一再答应养他们一辈子，他们便不管是谁负责，还是经常吵着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解放前逃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则进行挑眩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起来的。保密局成立后，把每年从士兵（主要是内外勤单位中的勤杂士兵）中提升一定比例的人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取消，不再吸收这类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到两万人左右。重庆最多，有5000多人，西安3000左右，江西800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千。
毛人凤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弄得人心惶惶，不但被裁的人员感到不满，连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人也同样不满。毛人凤在表面上虽不敢反对，但内心却是希望多保留一些。他同意军统特务们的说法，军统在抗日与反共方面卖过不少气力，也死过不少的人，自命是抗日与反共的有功之臣，不应当在抗日胜利以后和其他机关一样缩减人员。而郑介民却与毛人凤意见有些相反，他是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减少一点目标。当他在北平听到重庆方面有了不满的情绪，怕特务们怪他不肯向蒋介石去力争，便在1946年6月初又赶回重庆。他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他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的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到各方面的赞成；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他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关系，准许他们仍保留有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时有被优先派用的权利。经过这一明确规定以后，一些被裁的特务才比较安定一点，知道自己组织关系还保留着，将来还有机会可以回去，于是吵吵嚷嚷的情况也稍好了一些。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向许多公开单位的负责特务进行说服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为了扭转这一情况，只有用劝说的方式去进行，再不能和过去一样作硬性规定了。一些没有军官资历和不愿去军官总队的人，便采用推荐办法来安置。有些自己请求另谋工作的大特务找到了较好一点的工作，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等单位之后，都有一些被推荐来的人请他们分别安置。对这么大一批人员的转业安置问题，经过两年多还没有彻底解决。
1947年下半年还在苏州成立一个转业人员训练班，收容了3000多人。当时由于军统特务到处不受欢迎，许多机构一听到就想法儿拒绝。以后加上各地大城市不断地被解放，特务人员逃出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毛人凤始终感到这是最没有办法和最麻烦的问题。自戴笠死后军统改组成为保密局起，便把过去军统时期每年4月1日召开的大会，从1947年以后改于3月17日召开，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相同，主要是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开会的日程也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举行公祭。先将大会礼堂布置成为灵堂，当中悬着戴笠的遗像，旁边摆上随同戴笠一道摔死的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等几个大特务的遗像，后面用几十张长条桌摆上过去军统长期历年因公因病死亡和被戴笠所杀掉的特务的照片，每一照片下面注明死者姓名、年龄、籍贯和死去的情况。公祭仪式完毕后改变布置，下午开大会。第二天开工作会议。所不同的，只是少了过去到公墓去祭扫的一项。中午会餐时，仍照例是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杯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开大会的第一天和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也照例举行一次文娱晚会。一般参加工作会议的人是，局本部科长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长或副站长以及各公开单位正副负责人。先由局长报告这一年工作情况，局本部各处长报告主管业务情况，各省站长报告各省工作情况，以及几个重要的公开机关负责人报告一下，便进行一般性的工作讨论，再分组进行审查改进今后工作的提案。最后由局长作一次总结报告，提出下年度工作重点和应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蒋介石没有再亲自参加过大会，而改为工作会议后召见出席会议的各省站负责人与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一次。保密局领导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像戴笠一样经常更换化名，郑介民一直是用“杰夫”这个名字批阅公文和下手令，毛人凤也一直用“以炎”这个名字。但局本部的化名却经常更换，各处各室对外行文都有各单位的专用化名，每隔不久便又重新规定，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对无线电密码的规定，也比过去更严密。一个省站有好几套密本，翻译密本的方法也经常变更，有些密码表只用几次就不用了。这是怕中共方面侦收到这些密码后容易研译出来，因此对本身的保密工作十分重视。
保密局成立后，原来军统局的机构虽大部保留下来，但都缩编和合并了，有的甚至裁撤。但保卫蒋介石安全的特别警卫组却不但完整地保留下来，还由原来的200多人扩充到300多人。当时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警卫的“随节警卫组”，一向由侍从室开支，只专担任蒋住宅与办公地点的警卫，以及在蒋介石出外时前呼后拥地跟着他。“特别警卫组”则专任外层警卫，蒋介石外出时，便先在马路上去布置，每数百步一人，均以左手执报纸为暗记。蒋最怕别人暗算他，每出必仔细看两旁有没有这些人在为他担任警卫，如果到远的地方，还得先把特别警卫组的人派去布置好以后，他才敢去。这个组先后由朱金骅、梁绍周任组长。
国民党保密局_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 -组织活动
保密局成立不久，约在1946年冬或1947年春间，蒋介石在召集这个局处长一级的大特务讲话时，便着重指出了这个局以后的工作任务。当毛人凤把听训者的名单交给蒋以后，他逐一点了名，并念念不忘地一再提到死去了的戴笠，要大家向他学习，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凤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荣誉。接着他谈到，今后工作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这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是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最后他希望大家要多研究出一些办法，多想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很好地担负起这一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1948年4月，毛人凤特别调集了30个左右的省站站长，在南京举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了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地点仍旧是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后面他的官邸办公室。他照例点了一下名之后，首先对毛人凤调整各省站长的办法极为赞许。原来保密局成立后，毛人凤担心对外勤负责人控制不了，所以任命的各省站站长大都是由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和一些中级干部提升起来的。但他后来发现这些人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因各公开单位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站长不买帐，站的工作推不动。等到毛人凤取代郑介民而当了局长之后，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才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特别亲自主持，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一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为满意，他在讲话中便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这次他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掩护职业，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中去进行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工作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当时便提出省站站长可以使用国防部专员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秘密。最后他希望各省站领导人要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要有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力量来搞好工作。他叫大家要重视利用中共叛徒的工作，但也应注意防范这些人。最使人不会忘记的几句话，是他以非常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极力赞扬。
国民党保密局_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 -看守所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重庆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白驹在重庆沙坪坝郊区的别墅，20世纪30年代，他为了养小妾而修建。1938年，军统局用30两黄金将其买下。1939年军统将其改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称军统重庆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政府认为级别较高的政治犯。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内犯人被迁移至渣滓洞。白公馆改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供美方人员居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为看守所。并且军统将西南的军统集中营，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合并，成立了白公馆看守所，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