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贺晓明，开国元帅贺龙次女，少将。1947年2月生于晋绥根据地。从1953年9月起，先后就读于重庆西南人民小学、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1965年进入北京大学。原为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副主任，北京富利公司副总，2003年从华孚集团退休。现任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立志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
贺晓明_贺晓明 -简介
贺晓明
贺晓明，1947年出生，原为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副主任，北京富利公司副总，现在的身份是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贺龙的三女儿。
贺晓明_贺晓明 -名字由来
贺晓明
1942年，46岁的贺龙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那一年，他与26岁的薛明结婚，这是贺龙的第三次婚姻。
这对革命夫妻携手走过27年的生活，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再到十年动乱。他们一共生有三个孩子：儿子贺鹏飞和两个女儿贺晓明、贺黎明。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孩子，是贺龙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贺捷生。
薛明对贺龙一直体贴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带着薛明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由于战事紧张，贺龙几乎每天都忙得通宵达旦，薛明从不去打扰。
一天凌晨，刚刚五点钟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她意识到，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了。为了不影响贺龙工作，薛明悄悄叫来接生员，她硬是紧咬着嘴唇，一声没出，安静异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贺龙，丝毫没有察觉。等到熬了一个通宵的他推门进来，才发现妻子身边多了个娃。
贺龙愣住了：“这是谁？”虚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刚刚生的，女儿。”薛明的平静，让贺龙感慨万分，“你可真行！”就这样，为了纪念妻子的坚强，贺龙取妻子的“明”字，给生在黎明的女儿起名贺晓明。
这段经历，也成为贺晓明日后“埋怨”父亲的一个“话柄”。不过，埋怨归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亲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长征时期，不少红军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老乡家，而父亲却带着年幼的姐姐贺捷生，走完了长征。
贺晓明_贺晓明 -前往北京
在贺晓明的记忆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个挨过打的孩子。“那时我6岁，因为淘气被心情不佳的父亲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就这么一次。父亲气消后，意识到冤枉了我，决定去北京开会时破例带上我，去见毛主席！”贺晓明永远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们“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临走前，母亲专门到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件‘礼服’――一条绣着小和平鸽的紫色裙子。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毛主席要讲礼貌，可以给他唱我最爱唱的儿歌：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快快飞到北京去。”
当贺晓明参观过天安门，坐着有轨电车，被父亲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会客厅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
“我紧张极了，不敢放开父亲的手，只是紧紧盯着主席，小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贺晓明清楚地记得：“主席笑着立起身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因为妈妈叫薛明，我叫晓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将我抱到屋中间，从桌上的一个小罐里抓出几颗糖递给我。”整个过程，贺晓明愣愣的，忘了说话。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见面，至今仍被她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宝。
1954年11月，随着贺龙调任北京，贺晓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来。
贺晓明_贺晓明 -隐姓埋名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元帅的儿女也不例外。在贺晓明幼时的记忆中，最怕的就是父亲那如钢针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脸上刺痛。但后来贺晓明才体会到，“那原来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罢休，他们将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
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帮”对贺龙进行了更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黏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
“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
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待就是40多个日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
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
贺晓明_贺晓明 -苦练八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贺晓明曾在媒体面前笑言，自己“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过，可“都没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发现，“已经是弱劳力”的自己，还想再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她想起了父亲最爱的体育，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贺龙刚当体委主任的时候，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个体育弱国。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
贺晓明还记得，那次的比赛中，男女团体均列小组第四，单打比赛更是无一人闯过第三轮，“成绩让人憋屈”。回国后，身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下达了“苦练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贺晓明的家，那时简直就成了体委的会议室。“荣叔叔（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和父亲商定具体的战术安排、团体赛的出场名单、顺序等。”因此，贺晓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对体育的热爱。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大获全胜，男女两队一口气拿下了男团、男单、女单3枚金牌。“这是压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兴啊！那时候我可是绝对的‘粉丝’！”贺晓明记忆犹新，“父亲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体庆功宴，回来后就拨通了华侨饭店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贺荣伯伯他们今天取得了胜利！’”
接到贺龙女儿的电话，国家队的队员们激动万分。第二天，大家将庄则栋夺冠的球桌送进了贺家。“那个台子太有纪念意义了，是能进博物馆的！”打那以后，这张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贺家兄妹身边，直至“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时间，贺龙总喜欢和儿女们切磋一局。
贺晓明最得意的是，她在这张球台上还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
贺晓明_贺晓明 -平凡生活
2006年，退休后的贺晓明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2007年3月23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11周年，基金会还在湖南桑植举办了一场徒步越野邀请赛，起点是贺龙的老家洪家关，终点是芭茅溪盐局――当年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关向应同志曾向美国记者描述：“贺龙非常坦率和英勇，做起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作为个人，他几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爱抽香烟，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
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晓明也是爽朗健谈。谈话中，她的脸上一直挂着贺家标志性的笑容，配上那件红色暗花的中式小外套，让人怎么都看不出，这已是一个年过六旬又经历过那么多磨难的长者。对于这一点，贺晓明说：“经历是一笔财富，这个财富的获得很辛酸，很不易。不过现在，我该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没做呢！”
贺晓明_贺晓明 -儿时经历
贺晓明和父亲贺龙
贺晓明很小时就被父亲带到泳池边学习游泳，她不敢往泳池跳，就被父亲直接往泳池里推。贺龙作为新中国的体委主任、体育事业的奠基人，曾留下了一句有名的话：“我们今天搞体育不是单纯为了得锦标，而是为了把人民的体质搞好。”这句话，贺晓明一直牢记在心里。
贺晓明上小学的时候，长辈们经常外出打猎，她也喜欢跟着。那时候她个头还很小，枪把对她来说很长很重，一个闪失就伤到脸蛋，但她乐此不疲，父亲教她怎么三点一线瞄准，怎么调整呼吸。直到现在，她还经常去射击场练习，重温那份温暖的记忆，也以此锻炼身体。
她的体育爱好深受父亲的影响。爸爸周围一半的人是搞体育的，她在旁边听得多，在这个氛围里生活多年，耳濡目染。她和哥哥当年都是铁杆球迷。
贺晓明_贺晓明 -个人成就
体育事业
贺晓明和妹妹贺黎明一起，组织了一个“贺龙体育基金会”。据贺晓明介绍，这个体育基金会主要是为除了职业竞技运动员以外的群众体育活动而设。目前，该基金会先后举办了“贺龙杯”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桑植芭茅溪徒步越野邀请赛等群众性体育赛事。
贺晓明有一个体育理想，那就是发展全民健身，这也是她成立贺龙体育基金会的原因。她不在意基金有多少，只在意基金会做什么事情。2006年，在父亲“两把菜刀闹革命”那条45公里长的路上，贺晓明带领解放军队、学生队、农民队、红军后代队等队伍，举行了全国首届徒步45公里竞走。
她对全民健身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寄予很多希望：“体育普及不光是大妈扭秧歌和舞扇子。那只是老年体育，还有一大块人群没组织好。我们不要单纯导向人去数金牌，奥运金牌数量与国民身体素质并没有必然关系。”
前辈的身影
《前辈的身影》，已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出版，在上海举行了新书出版座谈会。
主创者贺龙元帅之女贺晓明说，画册的推出意在缅怀共和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和高尚情操，激励年青一代更好地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她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喜欢读这本书。
这个展览已经筹备了10年时间，终于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搬上网络。“前辈的身影”老照片图文并茂，以缅怀先烈和感恩祖国为主线，通过自建党开始到开革开放前70多位开国元勋、不同时期牺牲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和将领的图片、书信、文物相片以侧重家人叙述为主要形式，生动再现了人民英雄的崇高信仰和坚定追求，真实反映了民族脊梁的纯朴情怀和大爱人生。
此次展览拟展出73位革命前辈的照片，共计512张。通过这次展览来纪念和缅怀革命先辈们，同时激励更多的年轻人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
为出版这部极有纪念意义的大型图文书籍，亲自走访了几十位共和国领袖和开国将领的后代，搜集整理了大量珍贵照片及文字资料，编撰了这部着作，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生日贺礼，奉献给读者。
在这部500多幅照片和25万字的着作里，人们可以看到70多位新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风采，画册中还有多位为革命牺牲的著名先烈的照片。着作中珍贵的领导人生活照片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均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属、子女提供的。
照片和文字资料充分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亲情友情及人格魅力，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脊梁的纯朴情怀和大爱人生，使人们更加崇敬为新中国奋斗的前辈和先烈们。
这部画册是一份献给中共90周年的礼物，是一片献给老前辈的心意，是一束献给烈士们的鲜花，它将成为一座永不落幕的人民英雄纪念馆。
贺晓明_贺晓明 -爱好
贺晓明和孩子们在一起
贺晓明是个与时俱进的时髦大妈，上网与年轻的网友们交流是她很开心的事情。她拥有一个“贺晓明的个人网站”，在这个个人博客里，贺晓明会不定期地将自己写的文章贴上去。这些文章，多是回忆、纪念贺龙等先辈的文章。
贺晓明也会关注网络上的一些热点。比如，最近在网络上热议的90后女生不解白毛女不嫁黄世仁一事，贺晓明就有自己的看法。她委婉地说：“这群孩子的经历都很顺，在文化阅历、人生经历方面不够，很单纯地只用金钱来做择偶的标准。我看呀，如果姑娘们都变成这种情况了，咱们那些小伙子们就该伤心透了。”
贺晓明_贺晓明 -忆往事
贺家前后109位烈士
“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随后，贺晓明深情地谈起了贺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她的大姐贺金莲。
贺家前后109位烈士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家属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消息“贺匪家属被捕入狱”。这里面就有贺金莲，她受尽煎熬最后病逝狱中。其他家人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被释放。
随后贺晓明又讲起她的大姑妈贺英。“贺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我的奶奶去世早，我姑妈从14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个时候，我姑妈经常带着我爸爸一起干活，两个人可要好了。”贺家是从湖北迁到湖南的，在湖南也算是客家。当地人比较欺生，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贺英总是护着贺龙。
“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我姑妈就跟着。”贺龙到武汉的时候，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枪支弹药。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她安置伤员、照顾红军家属、传递情报等等，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
“我是烈士子女，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语无法描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已收集了757人。”贺晓明说。
枪是贺龙所送“定情物”
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枪自然是随身必备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枪。战争年代时期，平时在身上都会带着一把，睡觉也会放在床头。他的枕头下经常会放着枪、手电、手绢。”贺龙带枪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是，有一支枪很特殊，是贺龙送给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经送给我妈妈一个小的勃朗宁手枪。我妈妈是军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使用手枪自然是不成问题。”
其实很多老一辈领导人都会给爱人手枪。枪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实用的。“作为儿女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些举动。”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贺龙从西南调来北京，身兼数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
贺龙当年做体育，是从一穷二白做起。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军管会都在对口接收，唯独体育，国民党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让人看不起。
1958年初，贺龙为了创办体育报，专门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总理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专门向中央报告。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要求创办《中国体育报》的报告。“爸爸特别注意体育报，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体育事业，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不行。”
在贺龙元帅看来，体育是外交先行官，应当通过国际体育交往，加强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增进了解，交流经验。
“体育和音乐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体育的魅力就在这于此”建国后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体育。贺龙曾经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
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62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
“贺龙说要爬珠穆朗玛峰。人家说你疯了，这个时候爬珠穆朗玛峰？”“上世纪50年代和苏联关系破裂以后，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合作都毁了。喜马拉雅山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尼泊尔。我们这边本要和苏联合作去爬，后来合作不成了，但那边资本主义国家尼泊尔还在爬。”
“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怎能输给资本主义国家？”贺龙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自己来！”
“报给总理后，这件事就搞成了，咱们上去了！上去以后，《人民日报》的第一张号外说的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体育战线干的大事。”贺晓明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