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向警予（1895-1928），原名向俊贤，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之一，妇女解放运动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有迹可循的史料里，她是中国共产党惟一的女创始人，并被誉为“大革命时代的模范妇女领袖”。2009年，追封向警予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上同盟/向蔡同盟”，由于生活习惯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向警予在《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29日）一文中，向警予认为，“女权运动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其实少数妇女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只能叫个人活动，并说不上女权运动。
向警予_向警予 -人物简介
向警予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9月4日出生，土家族，湖南溆浦人。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1918年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1919年她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的首创者。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四大后增补为中央局委员。是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1923年领导上海丝厂和烟厂的女工罢工。1925年去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坚持斗争，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出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敌人对她进行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于五一国际劳动节被反动派残酷杀害，年仅32岁。
向警予_向警予 -人物生平
觉悟成长
向警予青年照片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生于湖南湘西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她排行老九，有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其影响追求新知识，6岁入私塾。1903年，八岁时，向警予成为全县第一个入学的女学生，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她在校品学兼优，幻想成为花木兰式的人物。15岁在常德读书时，她就与丁玲的母亲余曼贞结拜姐妹，对天起誓：“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教育救国之目的，如有违约，人神共弃！”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向俊贤由湘西到长沙，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读书，改名向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在上学期间，她关心国事，当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定后，她和长沙的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唤起同胞们救国救民的热情。周南女校被人称为“女革命家的摇篮”，向警予在这里因与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蔡和森、毛泽东。
革命先驱
向警予照片入党照片
1912年，秋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民国3年转学女子中学。1916年，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怀着“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到家乡。她四处奔波，克服重重困难，得到当地进步人士的支持，在县城西街文昌阁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并担任校长，聘请进步青年任教员。学校在她的主持下，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规模不断扩大，由一个班几十个学生发展到八个班300多人，培养了不少人才。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识，砥砺品行”为宗旨。向警予得到消息，很想出去干一番“真事业”。于是，她来到北京，拜访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她与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渐增多。同年10月，向警予和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向警予在溆浦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响应。她带领学校师生上街游行，在各商店向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并当众把一个日本制造瓷脸盆摔烂在地上，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号召大家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接着，她又组织了反日救国的“十人团”，开展抵制洋货的斗争。7月，向警予应蔡畅之邀，离开溆浦，到长沙参加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2月，她同蔡和森、蔡畅及蔡母葛健豪等30余人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
同建中共
向警予、蔡和森夫妻照
1920年初，向警予一行人来到巴黎，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在这里，她以顽强的毅力致力于学业，刻苦学习法文，阅读马克思主义着作。还广泛地接触法国工人阶级，受具有巴黎公社斗争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1920年5月，志同道合的向警予和蔡和森结为革命伴侣。在留学期间，向警予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密切注视着世界形势和国内斗争，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1920年5月26日，她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撰文《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批驳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表明她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认识。
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开了5天会，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派主张实行蒲鲁东式革命，即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的办法，而不以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一派以蔡和森向警予为首，则明确地提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即“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成立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1920年11月1日，毛泽东同志给蔡和森及在法诸友的信中，对和森、警予同志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和充分的肯定。
1920~1921年，向警予不但与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与计划，同时向各路宣传，陈诉建党之急。之后向警予与周恩来、李立三在法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几乎与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建立。因此，她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她是我党惟一的女创始人”。?
1921年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面临无书读、无工做、无饭吃的威胁，2月7~8日，向警予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争取“求学权”、“生存权”的请愿斗争。还参加了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18日，法国当局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将蔡和森、陈毅等104人驱逐回国。
女权领袖
向警予也于1921年底启程回国。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撰写大量文件，主编过《妇女周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女性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民国13年（1923年）国共合作后，一些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成立，并在女党员中建立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30人，由向警予主持日常工作，具体领导上海妇女运动，贯彻执行中共的妇女运动方针政策，并建立了各妇女团体的联合组织。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等有关男女平权、保护妇女权益的条例，并提出“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向警予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1924年，向警予与李励庄、钟婉如、陈逸云等人筹建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任会长。6月下旬，向警予参与领导了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大罢工计划，上海口14家丝厂1．4万余名女工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厂主勾结军警进行镇压，一些工人被捕。在共产党员向警予等的帮助下，女工们提出了增加工资、工作时间10小时、释放被捕工人、承认工会等16项条件。向警予又发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全国学生总会、闸北市民协会等团体声援女工的斗争，女工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罢工最终取得胜利。
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连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1月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员分头四出向市民们宣传动员。向警予带领南方大学女生团、大夏大学女生团等100余人，手持旗帜和宣传品，到西门、城内（今南市区一部分）、闸北、虹口提篮桥等处演讲；王一知，李一纯等到仪昭女校演讲；王立明、唐家伟到上海青年会新青年社成立大会上演讲。她们还深入到居民家中宣传。同月，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再次发表宣言，提出13条代表妇女权益的具体要求：（1）男女社会地位平等；（2）女子应有财产权与继承权；（3）女子应有结婚自由权；（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职业为女子开放；（6）女子应有参政权；（7）男女工资平等；（8）保护女性；（9）废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婢纳妾；（11）禁止溺女；（12）禁止缠足；（13）凡有碍女权之法律，一概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并助进女权发展之法律与宪法。
1925年3月21日，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报告中指出：“要一个肩膀担负力争女权的重担，一个肩膀担负力争民权的重担”。
英烈不朽
1925年5月，向警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五卅”运动爆发后，积极组织和领导上海妇女参加斗争。发表40多篇有关女权解放的文章，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向警予亲自带领妇女部的一些同志深入工厂、街道发动女工参加罢工；并到南京路上和其它一些街头去作宣传鼓动工作。警予站在街头上，挥舞着拳头，滔滔不绝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柳亚子曾赋诗一首，赞美这位挥洒自如的女权革命家。
1925年10月，向警予、蔡和森等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3月向警予回国，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向警予出席大会并参加了大会主席团。会后，她到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党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先后转移，向警予主动要求留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有的同志考虑到她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太危险，劝她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向警予置生死于度外，继续留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工作。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国民党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共产党员的操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国民党新军阀决定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处决向警予。向警予视死如归，在走向刑场的路上，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演讲。国民党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殴打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坚持地讲下去。刽子手向她嘴里塞进石沙，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血沫从她的嘴角流出。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年终33岁。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他说：“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向警予_向警予 -主要成就
1911年，向警予于“二十一条”签定后组织长沙学生起义运动。
1916年，向警予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并担任校长，开创了中国男女合校的先河，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培养革命人才，不少学生后来成为共产党干部。
1918年10月，向警予和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首创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
1919年7月，向警予相应五四运动，带领学校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和蔡畅到长沙参加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
和蔡和森共同构造“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与计划：向警予、蔡和森成婚后不久，1922年7月6日至10日，两人在法国蒙达尼郊外森林里召开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与以萧子升为代表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蔡和森明确地提出“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向警予随后分别向法国各地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写信，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述建党的当务之急。蔡和森与毛泽东、陈独秀等保持通信联系，8月13日，致信给毛泽东：“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9月16日，蔡和森再次给毛泽东写长达六千多字的信，信中再次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在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来的。蔡和森的信让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写了两封回信，特别是对第二封信，“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突出向警予，但显然蔡和森对毛泽东写信中“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与计划是在大会开办后萌发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和计划的由来，向警予在其中的贡献痕迹不可磨灭。这一佐证在会后不久向警予即就宣传建党兼身行建党也得到了证实。
和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共同组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惟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向警予与蔡和森致力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蔡和森给毛泽东信中第一个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系统阐述了有关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向警予与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等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向警予参加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争取“求学权”、“生存权”的请愿斗争，参加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发挥重要作用。
1922年，向警予发动中国第二次女权运动/共产党第一次女权运动，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
1923年，据说“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口号就是向警予这个时间提出的。
1924年，向警予直接参加并领导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女工运动/罢工斗争，大罢工最终取得胜利。这两次罢工为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不久，她发动组建了“妇女解放协会”，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又一生力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警予继续留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工作，同年10月，向警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党报《大江报》主笔，编辑党刊《长江》，指导武汉地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与国民党斗争到底，影响极大。
向警予_向警予 -人物故事
向警予
警予，湖南溆浦人，生于1895年。她的父亲是小贩出身，积累成富商。警予幼时正当康梁改革运动继续发展。这运动在湖南的影响很大。警予的大哥是这运动中的活动分子之一。他提倡“新学”，在淑浦县本乡也早就建立起新式的学校。警予是这新式学校中有名的女学生，她会做热烈的民族色彩的小论文，会操体操，尤其会“翻捍(杠)子”。在学校以及在每次全县学生比赛运动中，警予是最耸听闻的“文武双全”的第一名。在这种社会的奖励空气之下，愈加把这个新式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子兴奋起来，于是她自早到晚想做“天下第一个伟人”，睡梦中都是这样的想着。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警予以常德女子师范学校高才生的资格升学于湖南省城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此时教育仍为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混合体，而女子教育方面尤其保持旧礼教，以养成贤母良妻为方针。警予受此陶冶，在学校有“圣人”之称。她的刻苦，她的奋发，她的诚恳，为一般同学所敬爱。毕业后，回乡创办溆浦女学校，任校长职三年。在一县之中，尽其“上说下教”之能事，忘寝忘食是她生活中的经常状况。“五四”运动，她在乡村号召广大的群众运动，终日演讲，宣传“爱国主义”。她的感情热烈得很，她为国家大事，常常号啕大哭。她相信所谓“教育救国”，她抱“独身主义”，要终身从事于教育来改造中国。她绝对的与一般娇弱的女学生不相同，她自幼男女同学，青年时代出入一般男女学生群众及农民群众之中而常居于指导地位，故她的言行完全象一个最诚恳的传教师。她真实无比，她异常的勇敢，同时又很琐细，她对于一点小小的事情，常常是要澈日澈夜的去思想去准备。她不知道别的欲望，唯一的欲望只是要她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她是一个“事业的野心家”，她每每自己这样奋激的幻想，“将来我如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她每每这样激烈的幻想便要大哭一场。她每一奋激的时候，便不认识任何险阻与艰难。她的大哥早年留学并死于日本，她还有两个兄弟在日本受过近代教育。她要到“五四”运动及“新青年”文化运动，在湖南青年急进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此时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形成一“新民学会”，倾向于革命的社会运动；听说法国有几万华工――欧战中去的，又有所谓“勤工俭学”之可能，于是号召同志冒险赴法。警予遂与和森及和森之母与妹一蔡畅等同船赴法。警予与和森多次谈话之后，开始抛弃教育救国的幻想而相信共产主义，同时警予与和森之恋爱亦于此发生。这是1920年1月15日在印度洋船中的事情。警予和森恋爱之后，一切热情集中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倾向，一到法国遂纠集同志及华工中的先进分子形成这种倾向的组织。1921年底，和森被法政府逮捕，遣送回国；不久警予亦回国，此后遂共同参加党的工作。警予责任心极重，同时好胜的“野心”亦极强，因为她自幼以来即养成了她这种心理。自与和森恋爱及参加实际工作后，她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种压迫，以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来，仿佛是“奇耻大辱”。同志们愈说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个，她便愈不满足。她是“五卅“运动中有力的煽动者组织者之一；她是党的妇女工作的负责者；但她自己总是不甘于“妇女的”工作――纵然她在这种工作上得到一般的信任。当然，以警予的能力说，本来可以担任一般党的指导工作，这是从前党的组织上分配工作的缺点。1927年3月，警予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党省委妇女部的工作，成绩甚大，组织了五六万女工于赤色工会之下，不久又任汉口市委宣传部主任；七月政变时被选为武昌市委负责人；最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兼《大江》报主笔。她的工作成绩，她的忠实，她的责任心，她的过度的刻苦耐劳，她的思想行动，生活之无产阶级化，为党及一般同志所通晓。七月叛变后，武汉处于最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这革命转变的严重时期中，警予充分的表现了她的积极性和战斗性，证明她是中国无产阶级劳苦群众最好的战士之一个。广州暴动后，党有两湖暴动计划，湖北同志争以湖北为暴动中心，警予亦异常积极参加此暴动准备工作，不久武汉整个党部被敌人破获，警予被捕于法工部局(1928年3月)。国民党军阀胡宗铎急于要绞杀此掀起大江革命赤潮的女主笔，叠次向法领事要求引渡，因警予颇能法语抗辩，致引起法领事与国民党军阀间一时的冲突，胡宗铎等甚至召集所谓民众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引渡易夏氏――(即警予的假名)并收回法租界。
最后法帝国主义让步，更换驻汉口的法领事。警予引渡之日，武汉劳苦群众，人山人海，都来瞻仰此将要永别他们的领袖。警予慷慨激昂，沿路向着群众高声演说，大呼一切革命口号，群众感情如受闪电一般的刺戟。胡宗铎恐群众起而劫狱，乃于5月1日天未明时枪毙警予于汉口。警予的血是流于伟大光荣的“五一”劳动节呵!警予的血是为中国劳苦群众的苏维埃的红旗而流的呵!这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仅有武汉劳动群众，而且有全中国的劳动群众来替这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女英雄来完成呵!年年今日――“五一”――不仅武汉的而且全中国的工农群众都要纪念你If自死的号召，并来完成你的号召――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呵!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警予生一女一孩。女名义义(妮妮)，现七岁，孩名博博，现五岁，都聪明可爱。警予有不少论文，在《大江》报上尤多，最后有一很详细的全国宣传计划，党中央曾采纳她的建议，指定一委员会讨论并采纳她此计划。这些将来可搜集成一专册。警予有一最亲爱之老友，即和森的老母，老母异常可怜警予，警予亦异常可怜老母，两个孩子都是老母抚养着，警予死耗至今犹瞒着老母！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爱情曾长期传为佳话，其革命浪漫激情今天看起来仍能让人动情。向警予在家乡溆浦县城任校长时，被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并想娶她为妻，向的继母也想借此高攀。向警予却只身闯进周公馆，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当时的周则范还算是个新派军官，但向警予鄙视军阀的权势，反对无爱情就与人结婚。
1919年秋，向警予与蔡和森同船赴法勤工俭学，在漫长的旅途中，二人一起观日出，一起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由道合而志同，萌发情愫。不过他们二人反对旧式婚姻，要实行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同盟”。1920年6月，二人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合，其结婚照为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随后人们把他们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向的继母得知此事，气愤地说：“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蔡和森当时在法国的豆腐公司打工。）
毛泽东闻知此讯却极为高兴，于1920年11月26日致信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这里讲的“拒婚”，是反对旧式的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
由于生活习惯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同盟”虽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却犹在。得知向警予牺牲，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
向警予对家庭子女，一直深负责任。临刑前在狱中，她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放到唇边亲吻，喃喃自语着：“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
向警予作为一个女性，谋求自由的恋爱、结婚、生养，是与她追求理想、实践革命道路同步完成的，这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女性的可敬之处。
■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短短几个月后就能读法文版着作了
■在法庭审问中，向警予用流利的法语质问法租界领事：“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
■“五一”就义的路上，她高唱《国际歌》，敌人慌忙向她嘴里塞石头，并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
向警予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短短几个月后就能读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着作。由于学习刻苦，夜以继日，以至于“煎伤太过”，几乎“不能支持”，但她仍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追赶形势。她在给国内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餍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向警予回国后，全身心投入工作，蔡和森曾开玩笑似的对朋友说：“警予呀，常常在深夜还研究问题，有时还要拉我讨论，闹得我睡眠不足，真苦！”
1928年春，因省委交通员宋若林叛变，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逮捕了向警予。在法庭审问中，向警予先用中文接着用流利的法语质问租界当局，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
法国领事听后，也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认为作为政治犯不该引渡。然而，法国殖民当局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毕竟串通一气，随之撤换了领事并将向警予交给国民党桂系军阀。
在狱中，向警予大义凛然，看守们都对她肃然起敬。武汉的许多工人因同她关系亲密，谋划劫狱营救。桂系军阀在恨怕交加之中，选择“五一”当天公开将其杀害。
在去刑场的路上，向警予高唱《国际歌》并呼喊口号，敌人慌忙向她嘴里塞石头，并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这一壮烈情景，使聚集在路边的许多群众落泪。当夜，便有工人冒生命危险将她的遗体抬走安葬。此后，烈士长眠于龟山以西的“红色战士公墓”之中。
向警予_向警予 -轶事典故
女国民会
“为花季少女解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权？”――向警予
双峰女杰广场向警予雕像
民国13年（190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接受中共的“国民会议”主张。孙中山号召召开各实业团体、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九个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的预备会，但没有包括妇女团体。此事件一出，立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妇女界要求参政权的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同月，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号召在全国发起一个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为了促使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1924年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女权运动委员会等21个妇女团体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国民会议应有妇女团体参加，一切公私法律凡有碍于女权发展者应一律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及特别助进女权发展之宪法与法律。她还在《妇女周报》上发表了《国民议会与妇女》一文，文中写道：“本会的目的在促成国民会议，和参加妇女独立的团体于国民会议。”“妇女与男子不过性的区别，而其国民身份则无二致。”透过此话，可以想象发声者是以一种怎样高昂的姿态，为其所代表的广大妇女争取权益。
1925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派刘清杨、钟复光、李剑秋出席大会。3月19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针对段祺瑞政府的《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中关于选举与被选举权仅限于25岁以上男子的规定发通电，声明：“此等蔑视女子人格，剥夺女权的条例，吾妇女界誓不承认其有效。”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为此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一方面致电段祺瑞政府，表示如果国民会议不许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则二万万女国民不承认国民会议。另一方面致电在北京参加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刘清杨和钟复光，让她们联合各地妇女代表竭力抗议，请愿修正。同时还电告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妇女团体、各女校，希望共同起来反对善后会议制定的男女不平等条例。
蓝丽娜国画《念向警予烈士像》
1925年3月21日（一说22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力争修改条例，在四川路中央大会堂召开上海女国民大会，由40余团体的200多人参加，大会主席向警予在报告中指出，妇女要一个肩膀担负力争女权的重担，一个肩膀担负力争民权的重担。大会还发出二则通电：一则致孙中山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求为女界力争权利；一则致段祺瑞政府与“善后会议”，要求修正条例草案等。
在全国各界妇女群起抗争的压力下，国民会议专门委员会特别审查会把第14条“凡中华民国男子满二十五岁以上”中的“男子”二字改为“国民”，但是，最后在善后会议议定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第14条中，照旧为“男子”二字。为此，上海市国民党妇女部于4 月24日发表告全国妇女书和宣言。告妇女书中说：“特权阶级和一切保守反动的旧势力一日存在，妇女运动即一日不能抬头。”宣言指出：“如果从事女权运动的姊妹不能协同一般人民，将特权阶级和一切保守反动的旧势力根本推翻，妇女运动的目的将永无达到之一日。”“我们应不犹豫地参加国民革命战线，协同一般人民推翻特权阶级和一切保守反动旧势力。”
由于政权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国民会议运动没有什么具体结果，轰轰烈烈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由此受到挫折。
向蔡同盟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蔡同盟”。
蔡和森向警予1921年在法国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是志同道合、自由恋爱的结晶。1913年秋，蔡和森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他和毛泽东、萧子升三人品学兼优，志趣相投，都是杨昌济最得意的学生，人称“湘江三友”。1918年4月，他们共同组织的“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胚胎之一。1916年春，同样是杨昌济最得意的学生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冲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回到家乡担任溆浦女校校长，走上了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道路。她在学校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动员，在当地开女子解放之风气。1918年底，向警予为联系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到达北京，第一次见到了在湖南学生界中享有盛名的蔡和森。不久，向警予也加入了“新民学会”。她与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渐增多，但并未产生爱慕之情。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向蔡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在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旧式婚姻，主张大胆追求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完美结合。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塞港时，“向上同盟”扬帆启航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之前，向蔡两人都曾立下终生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一起来到岳麓山爱晚亭谈古论今。当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提议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生不娶。对此倡议，蔡和森、萧子升深以为然。岂料时间才过去一年，蔡和森便率先食言。向警予在担任周南女校校长期间，一些工作得到了当地一位名叫周则范的军官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周则范竟然要求漂亮文雅的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亲虽是位富商，但慑于周的权势，只得同意。可是，早已接受女权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则坚决反对。她只身冲进周家，发誓“终生不嫁，以身许国”。为避免周的再次纠缠，向警予干脆离开溆浦老家，前往长沙，住在同学蔡畅的家里。
1921年葛健豪蔡畅向警予在法国
到达法国蒙达尼城后，1920年5月，二人在蒙达尼结婚。婚礼热烈而简朴，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温馨的祝福。向蔡分别朗诵了两人在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歌，婚礼达到了高潮。不久，他们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题目为《向上同盟》，分别赠送给亲朋好友。萧子升在看完诗集后幽默地对他们说：“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们，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书的名称，我只不过改换了一个字而已。”远在东半球的毛泽东收到诗集后，“为之一喜”，表示“我们正好奉蔡做首领”。1920年冬，毛泽东和杨开慧也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的结婚照片上，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并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这种寓情寓义的完美结合的结婚照片，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还有他们写给亲友的信件中也能反映出这种理想的问题。
婚后，向警予给父母寄了一张印有一对十分可爱的小孩的明信片。她针对明信片上的小孩，借题发挥，写道：“和森是九儿（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小名‘九儿’）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这画片上的两小也合他与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说：“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向蔡同盟”正是具有了健康向上、率真独特和丰富多彩的内涵，才平添了其无穷的魅力。
向蔡婚变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上同盟/向蔡同盟”，由于生活习惯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同盟”虽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却犹在。得知向警予牺牲，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蔡和森作向警予同志传手迹
二人的恋情发生在向蔡婚后的第六年，亦即1925年。婚前的“向蔡同盟”就感情方面而言，理想浪漫的成分居多，但婚后则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蔡和森，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则并未尽到责任。蔡妮、蔡博出生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样，蔡向间就缺乏通过孩子而带来的交流和欢乐。他们夫妇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愿意为家庭多作点牺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致于家庭有时发生断炊之事。为解决他家的生活困难，李大钊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说“和森很穷，专待此（蔡的《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的稿酬）以为糊口”。所以，向蔡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崇尚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但婚后的她还是受到旧式礼教的一些束缚，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也反对工作和生活中其他人的谈情说笑，少妇老成。同事们送她“老祖母”的绰号。处于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型时期的向警予，她本身就是趋新和守旧、开放和封闭的矛盾统一体。婚后她对蔡和森的感情不变，但对他拖沓和不注意卫生的生活习惯比较反感。另外，“向蔡同盟”的经典故事也使她感到很大的压力，她必须尽量地显得庄重。
破镜有时很难重圆。几个月过去，尽管向蔡两人都曾努力忘记过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无奈地发现，他们的感情同盟已是明日黄花。在莫斯科，他们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然而，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二人的理想、事业和友谊的同盟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点。
生活夫妻“同盟”不再，革命理想同盟犹存。在向警予身上闪烁着新女性对新社会的强烈追求。革命和伟大的女性这两个显着的特点，交织出向警予短暂生命旅程的主旋律。这追求，不但表现在她对自由婚姻和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在她对破裂婚姻和感情正视的态度。在几十年前，二人敢于自由恋爱结婚尚为新潮，为众多国人不齿；而后又敢于打碎死亡婚姻，更是惊世骇俗。
1927年向警予与蔡父蔡母及子女合影
1927年4月，蔡和森、向警予的两个儿女在长沙最后一次见到了妈妈。这次见面好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一家人上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合影，算是唯一的“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上，不常见到妈妈的儿子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妈妈向警予怀前。向警予到武汉后，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这位心中装着中国革命解放大业的母亲还给儿女们写了几首充满母爱柔情的儿歌，其中的一首这样说：“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
1928年3月，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拘捕后，蔡和森心急如焚，曾给在国民党中做官的萧子升拍电报，望其营救。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撰文表示深切的悼念。
“六大”会议结束后，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的蔡和森可谓身心交瘁，他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个人来关心他，照料他。当时，与蔡和森夫妇一同赴莫斯科的还有李立三夫妇等人。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出于同情和关心，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与了许多照顾，慢慢地两人竟然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1926年底，他们正式结婚。如果说“向蔡同盟”有着浓郁的罗曼蒂克色彩的话，那么，李蔡联姻则更多的是生命之恋，是患难之情，是以破坏另一个家庭为代价的婚外恋的结果。
向警予_向警予 -家庭生活
向警予
蔡妮，1922年4月出生于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湘雅医学院；蔡转，1928年2月出生在天津；蔡霖，1929年5月出生在上海。蔡妮与蔡博是向警予所生，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暂。蔡妮在上海出生后仅4个月，就由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爱的时间更少，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外孙女李特特。其时，党派蔡畅与李富春由法国转莫斯科学习，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只好由外婆带回国来。葛健豪归国后，带着李特特住长沙天茂花园，在颜子庙创办的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既是她的家，也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大表姐刘千昂等组成一个家。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大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
1927年4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到长沙看望蔡家的父母及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是她最后一次与蔡家的亲人相聚，好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拍了一张照片，算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仅过一年，向警予就英勇献身了，年仅33岁。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葛健豪安排丈夫蔡蓉峰带着长女蔡庆熙及大外孙女刘千昂、孙儿蔡博回老家双峰永丰乡下，自己则带着长孙女妮妮、外孙女特特，转辗武汉、上海，为儿女们掩护革命。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与蔡畅兄妹都是“六大”代表，将妮妮带走，第二年去了莫斯科。葛健豪则带着刘千昂、李特特回到了家乡。从此，蔡和森、蔡畅的子女都随祖母（外婆）隐居到永丰附近，先后住过的地方有毛塘、茶亭子、杨梅子咀、石板冲等处。
在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关心革命先烈和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地派员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至1929年，继蔡妮已跟随爸爸赴了苏联后，蔡博、蔡转、蔡林、李特特都先后离开家乡，送去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融入到了这个更大的国际大家庭里。
蔡妮是1929年抵莫斯科的，到1953年归国，在那里整整生活了24年。据她自己回忆说：“当时，苏联正处于困难而又动荡的时期，但苏联对那些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们的教育极为关心，为他们组建了儿童教养机构――国际儿童院。于是，我的父亲就把我安置在一个儿童院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 “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1953年，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于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她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上班时，姑父姑母对她的赠言就是：“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3年后，1957年组织上把她调到北京红十字医院，为中央首长和外国朋友服务。
“文革”结束后，蔡妮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师生的欢迎。现在蔡妮已83岁高龄，身体尚健。她关爱家乡，对70多年前在家乡生活过的情况记忆还深。
蔡博，自母亲向警予牺牲后，跟着祖母、大姑妈在双峰隐居，是兄弟姐妹中在家乡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双峰高小31班毕业后，考取湘乡中学，1938年秋，周总理派朱惠把他接去重庆转送乌鲁木齐，再由毛泽民带去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10年制的学校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时年19岁，是中国留苏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伊万诺沃儿童院时，他是继毛岸英之后的中国儿童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的发起人。他在钢铁学院学习期间，荣获了斯大林奖学金。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来到钢铁学院学生宿舍，把他要回国的喜讯告诉蔡博。蔡博紧握着岸英的手说：“我也在等待着这一天。”随即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与打算，决心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炼就社会主义建设本领，尽快回到祖国。
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后，于1946年1月8日给他们回信。信中说：“永福（岸英）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48年6月，蔡博已在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获得炼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党为保护这位学有专长的烈士后代，在解放战争还紧张进行之时，没有及时令他归国。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等问题。期间，接见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愿回国的要求，刘少奇高兴地说：我与斯大林会谈，其中就提到接你们回国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随后，刘少奇与蔡博等人就国内形势、任务，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几天后，他就随同刘少奇回到了祖国。
蔡博归国后，见到的第一个亲人是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钢铁厂工作。当时，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重点工程。李根据留苏归国学生的专业特长，对他们作了全面安排。蔡博先后担任了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厂长。
蔡博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冶金专家。他去鞍钢炼铁厂后，结合该厂的生产实际，成功地运用苏联的炼钢技术和管理经验。蔡博还大胆地提出与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厂长、车间主管和工段长的“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专责制。实行这个制度，强化了企业管理，使鞍钢炼铁厂成为钢铁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曾在全国冶金会议上介绍推广。 不几年，厂长负责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处分。60年代，党安排他在钢铁总院炼铁室工作，他大胆地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课题，攻破了许多难关。
“文革”中，蔡博在劫难逃。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在厂里“管制劳动”。“文革”后，蔡博被落实政策，作为钢铁研究总院技术顾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结中国炼铁技术经验，撰写了《钢铁研究院炼铁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聂荣臻元帅的高度评价。
1984年5月，蔡博年满60岁，退居第二线。他退线不退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钢铁工业战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厂合一”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议。晚年，蔡博对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为家乡及有关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不少资料。他曾多次回到家乡参与、指导蔡和森与蔡畅的纪念活动。
不幸的是，1991年9月应邀回双峰参加蔡畅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开幕典礼回京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作者∶罗绍志）
向警予_向警予 -个人作品
她为党中央妇女部起草了《妇女运动决议案》等许多重要指导文件，发表了《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国妇女宣传运动之新纪元》、《妇女运动的基础》、《评王碧华的女权运动谈》、《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给陶毅的信》等大量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培养了大批女性工作干部，在女权运动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向警予在《评王碧华的女权运动谈》（1923年10月）中说：“所谓女权运动乃完全由于解决性的特殊问题而已。性的特殊问题绝非专属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的问题，乃指普遍妇女全体的问题，或表面上属于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而实际则含有全体的普遍性者。故女权运动的意义在于免除性的压迫、发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女权运动的团体或个人必随时随地关顾妇女本身的利益――尤其是要着眼到妇女的大多数，才不失为女权运动的意义。”
向警予在《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1923年11月）一文中注意劳动妇女问题时说：“劳动妇女除了比我们穷苦以外，究竟是我们的一体。我们的运动――女权运动，不专为的是少数人自私自利，当然要首先注意伊们的问题，因为伊们所处的地位特别痛苦。”
向警予在《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1923年11月28日）一文中说：“人生的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她批评浪漫派“所喜欢的是自己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快乐”，小家庭派对“一般社会和妇女却丝毫不能受着伊们的好处”，而“小家庭比起大家庭来，自然有其它的历史价值。然而这个安乐窟，是从极端人个人快乐的家庭分工，永远是活埋女子的坟墓”，“快乐幸福的小家庭怎样桎梏妇女的解放”；职业派出家庭入社会，虽对妇女地位之变迁有一定意义，但具有保守性，因职业派“为事业发达、一帆风顺起见，对现实社会不管好丑只有服从。因此很容易形成保守的性质”。小家庭派、浪漫派完全建筑在个人的快乐主义之上，职业派固然比较地有社会的意识，然而也缺乏综合的人生观和全般的社会意识，这乃是三派共同的缺点。
向警予在《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29日）一文中，向警予认为，“女权运动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其实少数妇女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只能叫个人活动，并说不上女权运动。因为少数女子的做官做议员，只是少数妇女本身的特权，未必能于全体妇女有什么利益。”正是从为全体人群谋幸福的信念出发，才促使向警予特别关注女性压迫问题。从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向警予谋求全体人群的幸福是其一以贯之的信念，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给陶毅的信》中就谈到了“大家都以为非求社会的均齐发展，不能达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对于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从十八重地狱里提拔出来，于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从中可以看出，向警予对劳动妇女运动的特别关注不仅源于她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而且她更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权主义者。
向警予_向警予 -人物评价
1980年5月，许德珩同志在纪念向警予烈士殉难五十二周年所作的《调寄临江仙》一词中说：“向蔡同盟称盛事，妇女解放当先；丹心一片忆从前，豪情惊世界，革命闹翻天。五十年后悼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斗志弥坚，精诚贯日月，烈士万千年。”时年90高龄的许德珩还在词末作“向蔡同盟”注解：“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运动极为高涨，向警予、蔡和森二同志亦极为提倡。二人互相爱慕，结为夫妻。因提倡妇女解放，不称为结婚而称为‘向蔡同盟’。此亦当时大可纪念之盛事也，故记之于此。”
“女权解放”是向警予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她与蔡和森自由恋爱结婚，后来这段婚姻又因二人生活习惯不同，以及向与当时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的一段感情而宣告结束，这段感情经历已经将向警予其人区别于拘泥封建礼教和世俗之见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