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人口论》是马寅初1955年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马寅初于1957年4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就人口问题发表首次演讲，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同年6月，马寅初将自己的演讲整理成文，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并于1957年7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_《新人口论》 -纲要
《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共分十个部分：
1.中国人口增殖太快
2.中国资金积累不够快
3.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4.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5.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6.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快积累资金
7.从工业原料方面看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10.几点建议。
新人口论_《新人口论》 -特点
马寅初---《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站在学科前沿，观点鲜明、逻辑清晰、思路缜密、数据详实，主要具有以下5个特点：
研究主题的战略性
马寅初《新人口论》研究主题涉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指出人口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大、首要因素；国家建设规模受到改善人们生活和人口再生产的限制；过快人口增长占用有限资金，资源需求过度，制约经济发展，从而确立了人口问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马寅初的这些重要理论，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发挥了宏观指导作用，也成为新世纪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研究理论的规律性
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核心是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相适应，必须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促进客观的、全局的、战略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马寅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从积累与消费等诸多矛盾的框架，分析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关系，指出人口过快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比例不协调，提出经济发展有计划、人口发展也要有计划。这一科学论断成为制定中国人口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是指导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论基础。
研究成果的开创性
马寅初《新人口论》系统地提出了人口发展的大思路，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更要注重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和技术更新，注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突出跨学科交叉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有机结合，开拓人口研究领域，开创人口调控和人口发展制度创新的先河，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统筹解决好中国人口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人口研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马寅初《新人口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获取客观数据，探索和寻找重大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法和途径；他充分利用数据资料，运用定量方法，对人口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归纳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研究向科学、系统、纵深发展。
对策方案的操作性
马寅初提出针对性、渐进式、人道主义控制人口的系统方案:实行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为人口和经济政策提供准确数据支撑;实行计划生育，首先普遍宣传避孕，然后修改婚姻法，运用奖励和征税等经济手段和有效的行政手段推行计划生育，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人口控制的实现方式切实可行，体现对生命的爱护、对女性健康的关怀、对群众意愿的尊重，践行人口控制思想的“人本”精神。
新人口论_《新人口论》 -理论上不同
《新人口论》学术研讨会
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理论上不同
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让我用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
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最近正式投入生产。这座仓库高达三十五公尺，有二十四个圆仓和十二个星形粮仓，能够储放七万吨粮食。粮食的一端，有一个六十公尺高的工作塔，粮食用火车运来后，卸车、运送、滤尘、筛选、计量、测温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机械操作，自动电铲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车厢粮食卸完。粮仓里设有电阻温度计，化验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就能通过自动测温仪表箱准确地测量每个粮仓里的温度。发现仓里温度高，把电钮打开，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全部进行一次通风。如果用人工翻晒这些粮食，需要三百个劳动力连续晒一年半才能晒完。这座机械化仓库是为石家庄食品制造工业储藏原料建设的，对保证产品质量有很大作用（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大公报）。关于粮仓问题我曾与粮食部的负责人谈过，知道粮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约有一千亿斤左右（包括农业税和征购之数），此外尚须加上二百亿斤从上年留下来的，约共一千二百亿斤。一亿斤等于五万吨，共等于六千万吨。若这个数量的粮食，皆用机械化仓库来储藏，共需建筑八百五十七座，每座建设费约在三百万元左右，共需二十五亿五千万元。但实际上每座粮仓的利用率不过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为年岁有丰歉之别，丰收时，收集的粮食可以堆满仓库，但歉收时，或只能利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此我们要建设可以容纳一亿吨粮食的仓库一千四百二十八座，共需投资四十二亿八千万元，试问资金在哪里？有了资金，钢铁、水泥、木材在哪里？
假定每座仓库需用三百个劳动力（旧式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只管五十万斤），共需用四十二万八千四百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晒完。而现在每座只需十五个技工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进行一次通风。就是只要原来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务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为这十五个技工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们的平均工资是八十元，因为工资高，所以购买力大，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呢？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七册第一百五十一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增加的一千三百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一百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一千二百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但今日的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至多不过八十多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术装备，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四千多元的财富。二个生产率的对比如一与五十之比，二者的生产率相差如此之巨，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能利用新式技术装备（有些是最新式的）而农业生产只能利用畜力为主要动力，加以近来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用人力拉犁来耕地的现象，更影响到农业生产。且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二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没有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水利条件太差是有关系的。中国技术工程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我说这些话，工人方面或可能发生一种错觉误认为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他们的功劳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资，殊不知很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资料是由农业部门创造的，它们的货币积累一部分是由其他部门造成的，不过制造的最后阶段落在他们的部门之内，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他们的部门内体现出来而已。
《新人口论》
若进一步把以上所述的一百万工人和在乡村中安插的一千二百万农民合并计算，则每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低得可怜，问题是如何提高这一千二百万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学肥料不可。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有了积累，物资如钢材、水泥等在哪里？洪水为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可以作证。于是我想到要解除农民被洪水淹没的损失和淹死的危险，最好能在三峡兴建一个能够防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库，从此一劳永逸可以使农民高枕无忧，明知投资数目不小，工程浩大，长江上游淹没损失也可观，但从国家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合算的，据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估计，三峡工程造价达一百余亿元；为配合这样大的电能，还要建设相应的工厂企业来充分利用。它们的造价（投资）要达五六百亿到一千亿元。哪里来这许多钱？有了钱，哪里来这许多钢材和水泥？况工程浩大，二十年内恐不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后，农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处。不但水利建设、电力建设会把农村全面改观，即机械、肥料、运输、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亦将大量出现于农村，为农业服务，农村将成为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不过今日尚须耐心等待一个时期。
缺点是消费多、积累少，一九五六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九，积累只占百分之二十一，即等于一百八十多亿元，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业）这许多单位之中，每个单位分到的，为数极微，当然不能大踏步的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国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1957年7月5日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 ...
国民收入只有这一点，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多了，消费就少了，对于人民的生活，难免照顾得不够。反之，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就必然推迟工业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间必须求得一个平衡。至于如何平衡，要看实际情况。在苏联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五，而积累占百分之二十五，即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中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口较多，消费比重当然要高一些，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我们不能如苏联一样把积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把消费压低到百分之七十五，那就等于说我们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了，不免会出乱子。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政府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需要，使人民对于工业化的热望一变而为对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乱子。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当然棉花不够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布票要折半使用。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虽不致蹈波、匈的复辙，然亦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主张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功。
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胜利之后，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的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租粮六百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六年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三十亿七千多万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十三亿一千余万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十二亿八千余万元。以上三项共五十六亿六千余万元。此外农民在七年中得到国家八十亿元的低利贷款，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此外今天即最贫穷的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思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再设法控制，这些恩德不免一变而为失望与不满。
新人口论_《新人口论》 -系列矛盾
中国人口增长图
《新人口论》中指出，“人口多资金少，是中国的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建国4年来中国人口增殖率为2%，照此推算，如果不控制人口，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口增长太快势必将引起一系列的矛盾。主要有：
第一，人口同资金积累的矛盾，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矛盾。如1956年中国国民收入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点79%，积累只占21%。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靠自身积累，而消费多了积累就少。
第二，人口多同农业机械化、自动化也有矛盾，同农民也有矛盾。国民收入中积累只占21%，分配到各行各业就更少了。日前农业生产率低于工业，要不得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需要大量资金。也说，现在每年增加人口1300万，工业只能安置100万，其余1200万需在农村安置，这样下去，难免引发农民的捻与不满，不免要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多同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就业、人民生活有矛盾。他指出，中国人口多了，人均耕地少，许多荒地由于缺乏资金也无法开垦。就粮食而言也需要控制人口，工业原料来自农业，粮食需求多，经济作物面积就将缩小，影响到工业。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就需要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比人口增长快，人口多就会限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人口多同科学研究的矛盾。他认为，要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必须道德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国科学研究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由于受现有工定水平和国家财力限制还不能全面满足开展科研的要求，因此，要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的后腿。
第五、人口数量与质量有矛盾。人口问题不仅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在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口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
新人口论_《新人口论》 -必要性
《新人口论》
中国人口增殖太快
一九五三年的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查，普查结果表明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国人口一共有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如果五三年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统计数字，这样就成为动态的人口纪录。可惜的是这些数字现在没有，今后必须建立生命统计，登记各个区域人口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的人数，这样才有正确的人口统计。现在一般估计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增殖率千分之二十，如果这样估计下去，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增殖率千分之二十是怎样得来的呢？一九五三年政府在二十九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十个县进行普查，另有三十五个县只查一区、两镇、五十八个乡、九个村、共有人口三千零一十八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一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并且说城市的增殖率高于乡村；上海一地的增殖率是千分之三十九，城乡平均起来每年增加千分之二十。很怀疑四年来增殖率是否仍旧是千分之二十呢？普查的数字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拿千分之二十来解释以后四年的情况（自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恐怕有出入。由于以下七方面的考虑，增殖率或超过千分之二十：
（一）结婚人数增加，在解放以前青年人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工作，经济情况改善就具备了组成家庭的条件。社会上大家都有职业，对于父兄、亲友的接济少了，负担减轻，也促使结婚人数增加，并且政府照顾已婚夫妇，原则上分配在一个城市内工作，生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二）政府对于孕妇产妇和婴儿的福利照顾，产妇产前产后有五十六天的休假，这在解放前是没有的。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乡村中产婆接生已为正规接生所代替，婴儿死亡率下降，托儿机构普遍建立，可替多子女的家庭，进行一部分教养儿童工作，子女入学可以享受公费待遇（三）老年人死亡率减少了，以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真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四）以往几乎年年有内战，人民遭受兵燹，水旱灾害，流离失所，大量死亡。现在国内秩序空前安定，内战消灭，盗匪绝迹，凶杀案件减少，人民死于非命的减少。（五）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尼姑与和尚大半还俗结婚，将来和尚和尼姑的人数也不会多。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的娼妓问题，我们也彻底解决，大家都知道妓女因丈夫太多，是不能生育的。（六）农业合作化以后，人民生活改善，老年人尚有旧思想的残余，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种种格言，到处传播。只要经济上许可，就忙着替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七）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除了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诸如此类，都是增加出生率，减少死亡率的因素。因此，我认为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
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我们要积累资金，最好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现在新建一个十万纱锭，三千五百台布机的棉纺织厂，共需投资三千五百万元。在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包括工业、商业利润和税收）。印染、毛纺织厂等收回的时间还要快一些。因此轻工业的扩大，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
但扩大轻工业的建设，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们要谈一谈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我们要建设棉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棉花；要发展丝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蚕茧，要发展制油厂，一定要取得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等；要发展制糖厂，一定要取得甘蔗和甜菜；要发展毛织业，一定要取得羊毛。今日油、糖、布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们的紧张情况，超过粮食。要增加这些物品的供应，一定要扩大棉花、蚕桑、大豆、花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经济作物的面积，这不得不缩小了生产粮食的面积，而粮食产量就受到了影响。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新人口论》
现在食糖异常缺少，紧张情况，不亚于食油。若扩大种植甜菜的面积，不啻与粮食争地。吉林省境内的新中国制糖厂和范家屯糖厂的甜菜原料，主要依靠中部地区的榆树、怀德、九台、德惠等县供应。但是这些县份又是吉林省出产粮食和大豆最多的县份。如果在这里大量发展甜菜生产，就会削减粮食和大豆的播种面积。同时，因为土地少，不能进行合理轮作，反而会影响甜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如一九五三年甜菜每公顷产量为二万四千斤左右，含糖率平均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到一九五五年每公顷甜菜产量就降低到一万八千斤，含糖率平均只达到百分之十一点四。象这样发展下去，制糖工业只有退缩，不能前进。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的关系，还不如重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之为密切。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如农业不能很快地发展，难望重工业可以大踏阔步地前进。今年紧张情况的解除，其希望悬于秋季之大丰收。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中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二十世纪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它们之间有着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基础。航空、无线电技术和遥控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原子能的发现，没有现代的强大工业是不可能的。不必说别的，就如不锈钢我们自己不能制造，苏联也不多，向其他国家去买也是很困难。我们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厂，还不能解决它的不锈钢问题。建设一个化肥厂，从设计、建筑、安装到开工，大体也要五、六年，一般讲来，应该建筑在工业化有了基础的国家，甚至于有高度工业化基础的国家，才能大量发展肥料工厂，因为技术比较高用的材料也比较高。这个增长了的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展之后又回过头来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好，会使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再用理论来进一步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是科学工作者的准绳，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草案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它的较有基础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状况。例如得奖的论著主要属于我国目前基础较好的学科；一些新兴的学科，特别是中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几种学科，得奖的论著很少。这正是过去历史情况的真实反映，可以唤起科学界的注意。“正确地更多地转移力量于急需的薄弱方面。”但同时如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继续向前推进，自然而然会促进本门内的科学研究，有重点地建立新机构并充实研究力量。以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而论，所谓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考验。现在有许多地方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机关予以解答，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农业生产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问题时，找到了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是新理论最丰富的源泉。脱离实际来谈技术科学研究，是不能想象的。我们要使中国的科学赶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分成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为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的理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过去苏联科学院曾经作过这样的划分，现在知其不恰当，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学研究，一定要在生产要求的压力下，才能加速推进。如我们的生产部门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而独要督促研究部门单刀匹马、长驱直入，无异缘木求鱼。周总理在一九五七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向科学进军一节中亦说：“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的科学家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贡献”。由此观之，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但欲达到这个目的，惟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此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学院，一百六七十所高等学校和许许多多产业部门，它们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材，并且它们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每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向前进，就愈需要其他有关科学的配合，这更需要所有有关生产部门都能按平衡原则向前推进。这有待于更多资金的积累和人口的严格控制。
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这里多谈，拟另作一文专论之。在这里，我只说中国地少人多，全国六亿四千万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虽有人说中国有十五亿亩荒地，但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没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开垦的，到底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迄无确实统计，加以工业落后，财力有限，一时尚不能大规模进行垦荒。虽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之间，每年开垦了一千四百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一九五三年的二亩八分降至一九五五年二亩七分。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定。如江苏省在一九五五年每户农民平均收入是三百零六元（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完全代表江苏省全部情况），假定一户四口，每口不过分到七十六元五角。该省一九五六年遇到灾害，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四十九元九角。农民收入之不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象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新人口论_《新人口论》 -作者
马寅初 (1882―1982)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7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 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 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被长期关押和软禁，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自由。1946年9月, 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在50年代，他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为我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以及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实践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马寅初的人口观点曾一度受到批判，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纠正。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 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3 月29日, 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 《通货新论》(1944)、《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中国国外汇兑》(1925)、《中国银行论》(1929)、《中国关税问题》(1930)、《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中国经济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新人口论(重版)》(1979)、《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