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是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发行的货币。初始发明人为成都知府张咏。被认为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面额由一贯至十贯不等,发放时临时填写。后改为印发,有五贯、十贯两种,不久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发行原有定额,每两年整为一届,到期造新换旧,严禁民间私造。据清《续通典.食货》的〈钱币.上〉写着,交子应为三年一届,其肇因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是我国最先出现的纸币。
交子_交子 -基本概述
交子交子旧时纸币,行于宋。宋初币制混乱,四川用的铁钱体大值小,交易不便,大铁钱每千文重25斤,中者千钱13斤,一匹罗卖2万钱要用车载。故四川商人发行一种纸币“交子”,以铁钱作为准备金,称“钞本”。兑现时的钱为主,亦有金银和“度牒”的,交子用钢版印刷,版画图案精美,三色套印,上有密码、图案、图章等印记。交子是由私交子演变为官交子的。最初私商零散发行,形制不统一,后由益州16家富商联合发行,每年向政府交纳一定费用。此种交子形制统一,面额仍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不限多少,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30文。后常因发行人破产而不能兑现,争讼不息。政府遂禁止私人发行,改为官办。
天圣元年(1023)设置益州交子务,次年二月发行官交子。一交一缗(千文钱为一缗),面额仍为临时填写,但有一定等级,自1贯至10贯。宝元二年(1039)改为5贯和10贯两种,并规定发行额中10贯占80%,5贯占20%。熙宁元年(1068)改为1贯和500文两种,规定发行额中60%为一贯,其余为500文。交子分界发行,三年为一界,界满兑换新钞。其后流通地区日广,供应军饷,发行愈滥,贬值愈速,发行界满时,四缗旧交子方能兑换一缗新交子。徽宗崇宁四年(1105)改为钱交。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在江淮和东南发行交子,旋即废。后在两淮发行交子,称“淮交”。
交子_交子 -起源
北宋的张咏被誉为“纸币之父”。按照通常的说法,他在担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知州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为了纪念世界经济史上这一重要事件,在英国伦敦英格兰银行中央的一个天井里,种着一棵在英国很少见的中国桑树,因为制造“交子”所用纸张的主要原料就是桑树叶。在中国发行“交子”600年后,英格兰银行才开始印制英镑纸币。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
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由此可以界定交子最早出现的时间在公元993年~994年之间。此时的交子是由成都柜坊(钱庄)老板私自印制的,使用的范围有限。当时益州经济发达,约有80余户柜坊。交子最初只是一种代替货币交易的信用凭证,即代金券。存款人把现金(金属货币)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桑树叶做的纸质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桑树叶纸)就是交子。“交子”是四川土话,就是票证、票券的意思,字面上有交合之意,也就是“合券取钱”。
随着交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并在各地设立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守信用,而且所印“交子”有一定的防伪功能,所以逐渐赢得了信誉,直接用交子来交易的生意范围扩大,使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性质和职能。很快,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应运而生,进而走向市场流通。至此,交子才真正成了货币。但因为尚未得到政府认可,后来称之为“私交子”。
当然,在交子大行其道的时候,也伴有问题发生。那就是少数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进行金融欺诈。但不管这种金融欺诈如何恶劣,都只能是一股逆流。顺应形势的发展,景德年间(公元1004年~1007年)益州知州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改由他所甄选的以王昌懿为首的16户商户特许经营。至此“私交子”的发行取得了政府认可。
政府逐渐掌握了交子的运作规律之后,就改为官办,称“官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设置益州“交子务”。从此,交子成为宋朝川峡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交子务”建置前后,交子之法大体成型。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性的创举。
通过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尽管张咏不能算是交子真正的第一发明人,但他毕竟扮演了让交子合法化的角色,而且为交子的规范运作做出了贡献。
那么张咏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张咏(公元946年~1015年),北宋太宗、真宗两朝名臣,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累官枢密直学士。曾两次担任益州知州,恩威并用,蜀民畏而爱之。为什么说蜀民对他“畏而爱之”呢?主要是因为张咏很有个性,也很有手段,既不畏强权,又敢于打击泼皮无赖。一个传奇故事最能说明他的这种性格和作风。
那是张咏在湖北崇阳做县令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一个管钱的小吏,从库房里出来,鬓旁巾下掖了一枚钱,张咏就诘问他钱从哪里来,小吏隐瞒不住,只得承认是拿库中的钱。于是张咏下令对他杖责。谁知小吏竟悻悻然道:“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 意思是,不就拿了一枚钱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怎么能棒打我呢?就算你能棒打我,你也不敢杀了我!可他没料到,他牛,张咏更牛!张咏拿起笔判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说罢,拔出宝剑,走下台阶一剑结束了他的性命。
小吏的狂妄姑且不论。此事一方面表明张咏办事有魄力,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显出了他的霸道。诚然,他的“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的推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法庭上靠这种逻辑推理不知道会冤枉多少人!要不咋有人说张咏是酷吏呢!可再想想,在封建社会哪有什么法制可言,老百姓是死是活,还不都是官员一句话!所以,尽管张咏有些事办得有可商榷之处,但从整体上看,还属于一个有正义感的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的比较好的官员。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交子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交子_交子 -流行发展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交子_交子 -历史
产生原因
北宋交子的出现与北宋出现的钱荒有关。北宋的商品经济活跃,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需要货币量的高度增长,而北宋的铜矿开采不能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要;宋朝与周边辽、金、西夏、高丽、日本以及南洋诸国紧密的贸易关系,也使北宋的铜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周边;连年战争,以及求和后向他国输纳“岁币”,也使国家军政开支巨大,这些状况都造成了宋王朝的货币量严重短缺,形成了钱荒的局面。
交子之所以出现在蜀地,又与四川的特殊条件密切相关。在四川等不产铜或产铜较少的地区,使用了极为笨重的铁钱。铁是一种贱金属,铁钱价格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因而体积大,使用时很不方便。李攸《宋朝事实》中引述张若谷、薛田二人奏文中的话:“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据此一匹绫罗需要130斤重的铁钱。这无疑给商业交易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民间首先出现“私为文券”的铺户。铁钱持有者将自己的铁钱存入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券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还不能称之为货币。此时的交子和后来的“会子”与唐时的“飞钱”一样,具有两地划拨款项的汇票性质。
流通
最初交子由蜀地民间富商主持发行。《宋史・食货志》记载:“富民十六户主之。”在交子使用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交子具有了统一的面额和格式,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作为支付工具使用,从而具有了信用货币的特征,演变为铸币的符号,成为了真正的纸币。作为纸币的交子跟金银铜铁等铸币比,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铸币作支撑,其本身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因此,其流通功能的实现在于人们信任这一纸币能够代表实际的铸币,只要信用有保证,这一纸币就能够发挥其流通的功能而合理地存在下去。
然而信用的维持并不容易,一般人没有能力长期保证这一信用的存在。富商主持下的交子因为富商道德的丧失或者经济条件的变化,不久就出现了“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的局面,从而导致纸币不能得到兑现,信用危机的出现,也就使交子无法由私人继续主持发行下去。于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转运使薛田和张若谷的建议下,设立益州交子务,自二年二月发行“官交子”,交子的发行权从此转移到朝廷的手中。
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在早期封建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是比较谨慎的,纸币监管法律政策的出台也说明政府对纸币依赖信用的特性和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是有充分认识的,这套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交子”的顺利流通。
发行泛滥
然而封建政府往往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当出现政府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政府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也就变成了废纸,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
官府发行纸币,有时竟没有准备金,比如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粮草费,无钞本。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