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曹锟曹锟（1862.12.12～1938.5.17）中国直系军阀首领。字仲珊。天津人。生于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卒于天津。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随军去朝鲜，战后投袁世凯，次年升管带。1923年10月，曹锟以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曹锟被软禁。1926年4月，冯玉祥军将领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5月1日因病辞职，由总理摄政。1927年2月，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76岁。
曹锟_曹锟 -简介
曹锟像宪法成立纪念币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923年10月，通过贿选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人称贿选总统）、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38年6月14日被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
曹锟_曹锟 -从政生涯
曹锟幼年曾入私塾数年，16岁时推车下乡零售布匹，因喜玩乐，终至亏累歇业。1881年适逢袁世凯在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募入伍。不久即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任毅军哨官。1894年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被任为右翼步兵帮带。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镇压革命。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他任师长。
1914年4月，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10月，曹锟因积极支持袁世凯辟帝，被授予虎威将军称号。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入川，镇压护国运动。6月袁世凯死后，曹锟又以其重要的军事力量，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策动反皖系军阀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推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直奉两系军阀因分赃不均及争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24年4月第一次直系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直系独霸北方后，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吴手中。为使曹锟早日爬上总统宝座，扬言黎到1922年1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1300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丑闻之一。 1926年4月，冯玉祥军鹿钟麟不满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军阀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5月1日因病辞职，由总理摄政。
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76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_曹锟 -从政轶事
曹锟
卖布郎愤而从戎
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16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锟性情豪爽，爱交朋友，喜欢武术，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有时街上一些顽童就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追问。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父母见曹锟不成器，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
曹锟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列为直皖两系，曹在两系暗斗中，脚踩两只船。在冯国璋死后，曹成为直系首领，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驻保定大逞其威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自1916年9月曹锟任直隶督军，到1923年10月他贿选中华民国总统期间，曹主要驻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谋划决策的。现择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为，从侧面反映曹的面貌。
镇压爱国学生的进步活动--曹锟驻保期间，禁止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消息当天傍晚就传到了保定。一些进步的爱国学生争相传告，愤怒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保定高等师范、政法学校、农业专科、第二师范、私立育德中学的学生们纷纷罢课，到直隶督军署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面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曹锟躲在督署府里十分害怕。5月7日，直隶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来保定会晤曹锟。曹锟下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阻止学生罢课，并派出大批军警监视各校学生的活动。
1922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等人代表保定团组织出席了会议。回保定后，王锡疆主持保定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王锡疆在给第六中学学生杨景山的信中邮寄了《社会问题研究会章程》，被军阀当局查获。因其中涉及“布尔什维”等内容，曹锟便下令通缉逮捕王锡疆。王在校长郝仲青帮助下，脱身到北京，后与邓中夏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并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保定曹锟公馆1923年5月康有为从洛阳到易州谒清西陵，顺路到保定。曹锟在保定光园为其接风洗尘。康有为特为在建的曹锟花园提名“老农别墅”。康有为还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说，进行反对新文化的宣传，深得曹锟欢心。一天，曹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讲到王森然在第二女师学校增设白话文课程，宣传新文学时，康有为十分气恼。他对曹锟说：“他本来是个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让他在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开直奉战争直军全体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王森然写了两篇痛斥曹锟的文章，在保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曹锟十分愤恨。他以防“赤化”为名，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学校抓王森然。王事先听到风声，当夜化装逃到北京，在李大钊、林语堂、胡适等几位教授的掩护下，才躲过了通缉。
大兴土木修建大本营――曹锟驻保定后，就开始着手修建大本营。他先在保定东郊征购土地，修建飞机场，拆通西关新开路，拓宽南大街，又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衙署改建为宾馆。因他仰慕明朝蓟辽总督戚继光的英名，所以把宾馆命名为“光园”。曹锟平日在原直隶总督署办公，下榻在光园。
曹锟爱看戏，他将关帝庙改建为戏园，人称“曹锟戏园”。他常常邀请当时戏剧界名角来保定演出。张勋复辟失败后，曹锟兼署直隶省长。曹锟在此春风得意之时，特邀京剧名角梅兰芳来保定演出，并亲自率领亲信坐马车到保定城北迎接。
不料，梅兰芳是乘私人汽车来的。汽车在当时很少见，一般的达官贵人有汽车的也不多。曹锟见梅有自己的汽车很是羡慕，心想自己一个堂堂的直隶省长竟不如一个唱戏的排场，真是枉为人生。梅下车后，改乘曹的马车进城。曹锟对梅热情备至，并邀请梅同住光园。不久，曹锟便派人买来４辆汽车。自此，保定街头出现了汽车。
1921年，曹锟欲将大清河两岸600余亩地兴建为规模宏大的花园。刚刚经受了大旱之苦的保定劳动人民，听说曹要建花园，扶老携幼前来参加修建，为的是讨口饭吃。1923年秋季，花园终于建成了，里面有楼台轩馆，水榭曲廊，花径亭石，苍松翠竹，汇集了南北园林之精华。曹十分喜爱这个花园，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此散步打拳，同时，也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园游览。可能是因为曹锟前半生无儿的缘故，他十分喜欢男孩子，曾在园中游玩时认过五六个干儿子，有的干儿子还依仗着曹的势力发了迹。
六十寿庆排场空前――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60大寿。此时，直系在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北方俨然是直系天下。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踌躇满志，决定大庆60大寿，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吴佩孚从湖南赶到保定，做总招待员。曹锟见吴佩孚如此恭顺，十分高兴。他对幕僚们说：“子玉（吴佩孚字）生性古怪，却独能推崇老夫，这也算是前生的缘分咧！”众人听了争着奉承说：“吴帅无论怎样威望，怎比得上老帅勋高望重，震古铄今？此中不但有缘，也是老帅德业所感召啊！”曹听了十分开心。
1923年曹锟武装像宪法成立纪念银币为了助兴，曹锟还特地以重金请来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筱翠花等戏剧界名流来保参加堂会。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元。
曹锟过生日如此铺张奢侈，挥金如土，但对军队却常拖欠军饷，以致引起兵变。保定东门外驻有一个炮队，曹锟每星期都要检阅一次。一次，炮队因欠发军饷发生哗变，驾起大炮向市内督军署方向开炮。曹锟即派人前去抓捕肇事者，并斩其首级，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遇政变身陷囹圄
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之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攻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吴佩孚离开北京。
吴佩孚对冯玉祥有看法，他们之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他仇视的原因。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
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
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曹锟
10月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据说，他当时对冈野和他的幕僚说：“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出兵前老冯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我告诉他：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他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我这番话也是腑肺之言，可能冯因未达目的，遂暗通敌人。其实他向我索军费，我已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他才勉强奉命，率开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议，免除冯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总统居中替冯说情，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到古北口前线，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我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近数日我在总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右转则思及处置张作霖之法，左转则念及冯玉祥之可能背叛，现在不幸而料中，想到当日拨冯战费十五万元，实在太划不来了。”吴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10月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吴佩孚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吴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成为战场上的“骄儿”，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作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他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000人突破直军防线，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第二十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人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胡两军的大包围中。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退天津保持晚节
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后来，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军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映。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直隶督军曹锟纪念章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贿选总统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曹锟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贿选总统。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定格在了耻辱点上，十分有趣。这次贿选在历史上也是一出有趣的喜剧或闹剧，把貌似庄严的政治大大调侃了一番。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1923年，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锟不顾自己依赖的直系支柱吴佩孚的反对，策划了贿选总统的丑剧。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成为备受国人唾骂的“贿选总统”。
国会和议员是总统选举的机器，因此在总统选举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
“贿选总统”曹锟：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此时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也导致议会政治在中国前途渺茫了。
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9月13日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1923年10月5日，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