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迈克尔・斯宾塞，1943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
斯宾塞_迈克尔・斯宾塞 -观点
迈克尔・斯宾塞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假如顾主不能区分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区别，那么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以低工资雇用低能力者，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迈克尔・斯宾塞还发现一个现象，即高能力的男性预期获得比同等能力的妇女更高的学历。在这种均衡下，在男女之间的教育回报由于教育方面投资的不同而不同。另外，斯宾塞提出的信号传递模型还对博弈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专业竞争下的市场均衡模型已经影响到其他领域，比如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
斯宾塞_迈克尔・斯宾塞 -简介
迈克尔・斯宾塞斯宾塞教授1943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62―1966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哲学学士学位；1968年在牛津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并获得该校罗氏奖学金；1972年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2―1975年，斯宾塞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系副教授；之后一直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为该校的经济学教授及工商管理学教授，并历任哈佛大学企业经济学博士部主任、经济学系主任、哈佛大学艺术及科学院院长，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1990年斯宾塞回到斯坦福大学并担任该校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同期(1991―1997年)担任国家科技及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另外, 斯宾塞还担任7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职务。
2001年，因其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而和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许多市场都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因而表现出特定的市场规律和现象。他们在此领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斯宾塞_迈克尔・斯宾塞 -理论贡献
迈克尔・斯宾塞斯宾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能够将其信息“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信号要求经济主体采取观察得到且具有代价的措施以使其他经济主体相信他们的能力，或更为一般地，相信他们产品的价值或质量。斯宾塞的贡献在于形成了这一思想并将之形式化，同时还说明和分析了它所产生的影响。
斯宾塞在其1973年开创性的研究(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中将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生产效率的信号。其中基本观点是除非信号成本在其发出者即求职者之间显著不同，否则信号不会有成功的效果。雇主不能将能力强的求职者从能力弱的求职者中区分开来，除非在后者选择较低的教育水平时前者发现自己对所受教育进行的投资能得到回报。斯宾塞还说明了存在教育和工资不同“预期”均衡的可能性，生产效率相同时，男性和白人的工资比女性和黑人的工资高。
斯宾塞随后的研究包括拓展这一理论和证实不同市场信号重要性的大量应用性研究，对大量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如作为生产率信号的昂贵广告和全面担保；作为市场力信号的主动降价；作为谈判力信号的延缓工资报价策略；作为盈利能力信号的债务融资而非发行新股的融资方式；作为降低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的坚定承诺信号的不惜以衰退为代价的货币政策。
斯宾塞_迈克尔・斯宾塞 -研究课题
信号传递模型
迈克尔・斯宾塞对信号传递模型做出突出贡献的2001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斯宾塞。他对信号传递模型的研究起源于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研究的结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市场信号》中。在迈克・斯宾塞的模型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佣能力的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如果雇主没有办法区别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的人，在竞争均衡时，不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是平均工资。于是高生产能力的工人得到报酬少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品。这时，高能力的人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主动向雇佣方发出信号，使他们同低能力的人分离开来，使自己的工资与劳动效率相称。教育程度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例，不同能力的人是因受教育程度不同，或者说教育传递信号具有把雇员能力分离开的功能。迈克・斯宾塞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迈克・斯宾塞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不愿意模仿能力高的人，即做出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这一条件就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迈克・斯宾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在他的模型里，假定教育对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厂商以教育为基础发放工资仍然有利可图，因为它能吸引更高能力的人。
迈克・斯宾塞的信号传递模型也具有普遍的经济学意义。例如，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在很多国家，政府对红利征税的税率比资本增值的税率要高，通常政府对红利征收两次税：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而对资本增值只对个人征收一次税。（在中国目前，证券市场对红利双重征税，对资本增殖不征税。）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利润再投资比分红更符合股东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当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业绩好的公司就采取多发红利的办法来向股民发出信号，以区别于业绩不好的公司，后者发不出红利。证券市场对分红这一信号的回应是股价上升，从而补偿了股民因为分红交纳较高的税而蒙受的损失。
信号发布（同一般水平分离）的要求是“不对称信息”带来的反应。如厂商不惜重金到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做广告，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它的宣传广度，同时也显示自己的实力，同那些没有实力的厂家区分开。这样的事例浸透商业活动的每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