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伤痕》，短篇小说，作者卢新华。1978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伤痕》。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朋友和老师阅读，反响平平。之后，在一次班级策划的墙报上，卢新华贴出了这篇小说。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是，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墙报栏前人潮涌动。当年8月11日，在反复酝酿和修改以后，《文汇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7000余字的学生作品。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一词很快成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名称，“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
伤痕_《伤痕》 -简介
《伤痕》
《伤痕》，短篇小说，作者卢新华。1978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伤痕》。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朋友和老师阅读，反响平平。之后，在一次班级策划的墙报上，卢新华贴出了这篇小说。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是，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墙报栏前人潮涌动。当年8月11日，在反复酝酿和修改以后，《文汇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7000余字的学生作品。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一词很快成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名称，“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
伤痕_《伤痕》 -作者介绍
卢新华
卢新华，江苏如皋人。中共党员。生于1954年。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学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1972年应征入伍，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文汇报》记者。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因发表《伤痕》而一举成名，“伤痕”一词之后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就下海经商，随后赴美，事业上几起几落，曾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以发牌为生。他2004年推出的新作《紫禁女》讲述的是一个生理残疾的女子和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作者坦言：“尽管自己早已远离文坛，在美国办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轮都和文学没有丝毫关系，但内心从未对文学忘怀。”
伤痕_《伤痕》 -创作历程
卢新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人物。1978年8月， 《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独家发表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让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痛痛快快地释放出郁积在心中整整10年的冤屈、苦闷和眼泪。卢新华也由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增添了一个新名词――“伤痕文学”。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的恶梦中苏醒，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人们在思索，卢新华也在寻找自己的答案。1978年4月初的一个周末，刚刚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卢新华，趴在未婚妻家小阁楼的缝纫机上，写下了小说《伤痕》的第一句：“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的漆黑……”从此卢新华的命运紧紧地与它连在了一起。
30年后从记录着《伤痕》原稿的黑色笔记本上依稀还能看到当年被泪水模糊了的字迹，那个傍晚，卢新华的思绪犹如天启，8000多字的作品就那么真真切切、自自然然地一如溪水般汩汩流淌，那种感觉不是创作，是记录。截稿时，泪流满面的卢新华早已被自己笔下的情节、人物深深打动，那一刻卢新华觉得，即便死了，只要能留下这部作品，也值了。
遗憾的是这篇小说被老师认为难以发表，卢新华只好把它当墙报稿交了差。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他发现在宿舍外楼梯拐角处的墙报栏，位于头条位置的《伤痕》已被络绎不绝前来观看的师生们围得水泄不通，很多女生流着泪默默地看着、抄着。连续数周，校园都沉浸在争论与思考中。
《伤痕》在复旦大学的轰动很快引起了《文汇报》的注意，那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还没有发表，“两个凡是”的藩篱尚存，发表这样的作品其风险可想而知。尽管报社大多数领导赞同发表，但为了慎重，还是打出了小样在上海各界广泛征求意见，经过3个多月的酝酿，文章改动了16处。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终于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小说《伤痕》。当天的报纸被抢购一空，最终加印至150万份，卢新华和同学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学校附近的所有邮局，还是空手而归。
追溯30年前的记忆，卢新华说：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伤痕》不是我写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他们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血泪和生命体验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伤痕》的轰动是众缘所成。幸运的是，命运选择了我来执笔。
《伤痕》
《伤痕》的发表使卢新华一夜成名。1978年他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不久成为“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会员中的年轻作家并获得了很多荣誉。频繁的会议演讲、接待外宾让年轻的卢新华开心过，但他很快就清醒了。毕业分配时卢新华尽管机会很多，但是经过一番思前想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去《文汇报》当一名记者。
但是，此后发表的几部小说就像被《伤痕》的光芒遮住了似的，都不曾引起特别的反响。有一天，工、农、兵、学都干过的卢新华突然向报社递上辞呈，毅然“下海”经商；不久他又告别妻子女儿远赴大洋彼岸，开始了他留学美国的生涯。
1986年，卢新华怀揣仅有的500美元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报到。敢于放弃荣誉和安逸，在卢新华的履历上不是第一次，但是人生真的一切归零，仅靠勇气，远远不够。交完300美元注册费，卢新华明显感到底气不足。有段时间，他甚至幻想着上学路上能捡到一张百万英镑的支票，以解燃眉之急。
那时每当周末，人们在洛杉矶西木区那璀璨的街灯映照下，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打着黑领结的东方青年，与一群载着观光客的白皮肤学生打工仔一起欢快地蹬着三轮车，潇洒地甩着手招揽生意，那样子十分引人注目，他就是卢新华。尽管第一天出车没开张就吃了警察的罚单，尽管一连等了几个小时才拿到第一单生意，但在一阵汗流浃背的付出后，卢新华拿到了25美元的工钱和20美元的小费。讲起在美国蹬三轮车，卢新华全然没有国内所传的“伤痕作家”在异国以蹬三轮潦倒度日的悲情苦态；相反，那段多姿多彩的生活至今还让卢新华兴奋不已。
卢新华罗列着蹬三轮的好处：“晚上打工不会影响上课，还能免费练习英语口语；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挣到小费；最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卸下曾经的光环，一切从零做起。”就这样凭着蹬三轮挣来的钱，两年后卢新华拿下了硕士学位，并把妻子、女儿接到了美国，有人说卢新华不识时务，也有人说他不够安分。但千舟竞过，卢新华始终保持着宠辱不惊的微笑。其实，卢新华心中早有规划，当初他的离开，就是为了今天更好地回来，回来圆冥冥之中的那个文学梦。
伤痕_《伤痕》 -创作前后
大学时的卢新华
卢新华大学毕业时，因为是党员，退伍军人，又是上海市青联常委，中国作协会员，就业前景很好。其中最诱人的去向就是《人民日报》社要我去做团委书记。当时学校管分配的老师一共找作者谈过三次话，前两次作者已经表明了自己不愿意去的态度。最后一次他动员作者：卢新华，你知道《人民日报》社团委书记是个什么概念吗？如果外放，就是个地委书记！
这对作者的诱惑力确实是很大的，作者从部队退伍时不过是个侦察班长。但作者思前想后，作者很清楚自己的性格，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当不了官。再说作者希望有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所以，最后去《文汇报》当了一名记者。
《伤痕》是作者上大一时的一篇习作。作为响当当的红五类，作者并没有《伤痕》主人公王晓华的经历，但作者在现实中确实看到过、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华们”身上的故事，“伤痕”是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
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录取的大学生，作者那时刚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学们意气风发，成立了几个兴趣小组，作者写过诗，理所当然被分到诗歌组，后来才“跳槽”到小说组。当时班级要办一期墙报，每人必须根据自己所在兴趣小组交一篇相应的作品。作者之前没写过小说，写什么呢？
这个故事的框架大致是写一个女青年，在母亲被四人帮打成“叛徒”后信以为真，选择与家庭决裂。在与家人断绝联系的9年里，她在革命、狂热和继之而来的消沉、挣扎、孤独、彷徨中煎熬。恋人由于她的家庭问题不能上大学，两人被迫中止交往。最后历史和她开了一个玩笑，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才知道母亲蒙冤。在经历一番内心的忏悔和挣扎后，她赶回家中，不料刚获平反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这个王晓华完全是个虚构的人物，不过她的模样是根据作者当时的恋人、现在的妻子描摹的，稿子最后也是在她家小阁楼上一台缝纫机上写好的。那天晚上一口气写到凌晨两点，扔下笔才发现自己哭成了泪人。后来，这篇习作经过小说组组长倪镳之手，贴到了班级墙报的头条。作者当时把小说交出去后并没放在心上，两三天后的清早，忽然听见宿舍门口人声嘈杂，打开门探头一看，原来很多人正围着看我那17张稿纸的《伤痕》。以后一连好几天，墙报栏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还有同学边看边抄，泪水不断洒落在笔记本上。直到《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墙报栏前读者始终络绎不绝。众人对着墙报伤心流泪，成了复旦一景。
《文汇报》记者听说这事后，就托人找作者要稿子。但稿子4个月之后才见报，中间过程很曲折，当时发表这样的作品，报社也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作品。《伤痕》给作者的命运带来的转折，却让作者始料不及。就在那一年，还在读大一的作者，成了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随后，作者又被推举为上海市青联常委、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那个时期，作者频繁出席活动、参加会议，受到过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回到学校，还经常一周两次接待络绎来访的中外记者。
《伤痕》发表后，有很多文章说它突破了这个禁区，突破了那个禁区，陈荒煤啊、王朝闻啊，很多大理论家都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其实作者想说，自己什么突破都没有。他们看到的突破是从文革这一段看的，文革时期把什么都弄得没法写了，三突出啊、高大全啊，纯粹成了八股，作者对于文革时期确实是有许多突破，爱情的禁区、悲剧的禁区，什么都是突破。可是要是对照二三十年代――鲁迅的年代，作者一点突破也没有，对照19世纪契珂夫、莫泊桑的时代，也没有任何突破，充其量继承了他们一点文风。其实作者写《伤痕》之前想的就是，我要回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鲁迅的传统。作者在文革期间没写过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看了觉得不一样，很清新，其实还是很拙劣的，跟那些大作家相比，显得很稚嫩。
伤痕_《伤痕》 -争论
《伤痕》
“伤痕文学”名称的源出则与另一部受到广泛阅读和争论的短篇《伤痕》。小说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宋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一些论者认为迟至1986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也应看作是属于这一范围的作品。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现祖国在动乱之中的巨大灾难，表现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表现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凌辱与毁灭，表现爱的痛苦与失落，表现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学的神圣使命。”
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揉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滥觞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趋向，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
因此，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我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
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伤痕》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伤痕_《伤痕》 -影响
“尽管当年的‘伤痕文学’对当时民众造成的精神创伤给予了控诉，并使文学回到了‘人学’的正常轨道，但由于作家与时代的局限性，‘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寿终正寝。”在京举行的新书《紫禁女》媒体见面会上，卢新华在重审二十余年前曾经繁荣的“伤痕文学”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1978年，卢新华因发表短篇小说《伤痕》轰动文坛，并由此掀起“伤痕文学”思潮。卢新华说，“伤痕文学”实际上是对极左政治思想运动给一个普通家庭造成的伤害的深刻揭露，尽管它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并摆脱了“假、大、空”的浮泛创作风气，从而备受推崇，但由于它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篇篇作品充满了悲情主义色彩，再加上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卢新华说。
伤痕_《伤痕》 -相关资料
《伤痕》
《伤痕》中也留伤痕
“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许寿裳对鲁迅小说《祝福》的这句点评，一下点醒了还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卢新华。他开始反思，过去的十年浩劫摧残了一个时代，但更具悲剧的是它对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精神上的伤害。于是，1978年，小说《伤痕》诞生了。卢新华也因此被封为“伤痕文学”的鼻祖。
然而，卢新华在说起这部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时，竟无奈地告诉记者，因为历史原因，《伤痕》中也留下了许多时代的伤痕。
心灰意冷一度锁进抽屉
卢新华告诉记者，《伤痕》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作品写出来以后，他曾给部分同学和老师看过，可是他们的反应并不十分热烈。有位老师就直言，小说写得很好，可是因为是个悲剧，又因为小说主人公不是英雄人物，“人物和故事不够典型，没有正确地反映时代的本质和主流，是发表不出来的。”
还有的则担心卢新华写这样的文章会在政治上出问题。深受打击的卢新华连给报纸杂志投稿的兴趣也没了，一气之下将小说锁到了抽屉里。直到班级里办墙报，同学倪彪找他要小说稿，“第二天就要贴出来，我怎么来得及再写一篇，所以我就干脆从抽屉里又拿出来交差。”结果，第二天小说《伤痕》被作为头条登出，“就贴在复旦四号楼底的一个墙角”，一下子轰动整个复旦。随后，上海《文汇报》闻讯，专门要到文稿打印出来在上海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这当中，在同学鼓励下，我还把它投给了《人民文学》结果7月《人民文学》退稿，8月《文汇报》就发表了。”
《伤痕》里的伤痕
《伤痕》
没有了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没有了假大空的政治口号，以《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第一次将人的情感回归到真实，第一次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伤疤，宣泄了人们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然而，《伤痕》的发表却依旧没能完全抹去那个时代的影子。
卢新华说，到现在他手上还有当时《文汇报》主编给他的十六条修改意见。其中第一条，“我原本写的是‘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地漆黑’，但他们说这可能有影射，四人帮粉碎了，怎么还会漆黑一片呢？于是改为‘车窗外五彩缤纷的灯火时隐时现’。”第二条，“我原写‘一对回沪探亲的未婚青年男女在侃侃而谈’，可是他们一定要在后面加上一对回沪探亲的未婚青年男女‘在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大好形势’。”
还有，原小说写王晓华“得到邻居大娘的帮助”，发表时却被要求改成“在当地的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最后小说被要求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晓华大踏步地向南京路走去”等等这些改动，都使得小说在某些地方变得生涩。“这些东西让我看了就如同吃一个苍蝇一般难受，可是不修改就发不出来。”《伤痕》中也无奈地留下了那个时代划下的伤痕。
晓华身上有妻子的影子
最让大家感兴趣的，就是小说《伤痕》是否有真实的人物原型？小说发表后，卢新华曾收到过3000多封读者的来信。其中一位西安的知青告诉卢新华，她也叫王晓华，和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时下乡，她的母亲也和小说中母亲有一模一样的遭遇，她很惊奇，远在苏北的卢新华是如何知道相隔千里的她的故事。
尽管卢新华也曾有过插队生活的经历，但比起那些老知青来说，他的知青生活还相对简单。卢新华说，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于知青们的经历、故事，他都非常了解，“有时听别人说这些故事，听着都会流泪。”小说《伤痕》就是集合了许多人的经历写成的。
不过，小说主人公王晓华倒确是根据一位真实的人物写成的。这个人就是当时卢新华的未婚妻、现在的夫人。说来也巧，卢新华的夫人是卢新华舅舅的侄女，也曾在黑龙江兵团当知青，两人15岁时相识，一年后卢新华读高中时再次相见，从此便开始了鸿雁传书。王晓华这个人物便是根据卢夫人的模样塑造的。
伤痕_《伤痕》 -评价
《伤痕》
《伤痕》揭开隐秘的痛
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一篇7000余字的短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伤痕》。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当时有种说法是：“全国读者的眼泪足以流成一条河。”小说的作者，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年仅24岁的新生卢新华一夜成名。
《伤痕》的故事很简单，描写了一个叫王晓华的女青年，“文革”中和被打成“反革命”的母亲决裂，离家出走。八年后重病中的母亲获得平反，渴望见女儿一面。而当在农村插队的王晓华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小说揭开了那个时代人们心中隐秘的痛。
当年文坛刚刚苏醒，作家们还心有余悸，而这篇小说由于率先冲破禁区，摒弃了“四人帮”宣扬的“高大全”那一套，摆脱了“假、大、空”的浮泛创作风气,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大胆地描写人性和真实，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开创了“伤痕文学”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