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自称“撒尔塔”( Sarta ) ,是以撒尔塔人为主,融合当地回、汉、蒙古族等逐渐形成的。撒尔塔原始意思为“商贾”,指定居于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人,主要有突厥人、波斯人,统称为色目人。东乡族的来源和形成,一度观点颇为分歧。其中蒙古人为主说,多年来在史学界先入为主占据很长时间,影响颇广。随着研究的深入,东乡族族源观点趋于一致。早在明末清初,东乡族人民就积极参加了以米刺英、丁国栋为首的农民起义。由于民族形成的特殊环境,所以东乡族形成时,其社会结构即为社会制度。东乡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乡族的词汇中,汉语借词较多,也有不少突厥语、阿拉伯和波斯语借词。东乡族至今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文字,现在使用的是汉文,绝大部分群众懂汉语。
东乡族_东乡族 -概述
东乡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代统治阶级不承认东乡民族,历史记载凤毛鳞角,大都具有片面性,称为“回回”、“东乡回”、“东乡土人”、“蒙古回”等。民国时将东乡分属于周边宁定、和政、临夏、永靖4 县。新中国成立以后,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东乡族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业撒尔塔人迁居东乡与成吉思汗西征有关。公元13 世纪20 年代末,成吉思汗“征撒尔塔兀勒儿七年”,撒尔塔军匠、商人、工匠、传教士等被“签发”东迁,主要迁往河州东乡一带屯戍、做工。元初,在许多地方随路建立“诸色人匠”,有铁、银、毛、毡、皮、染等,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 年),在当时属宁河所辖的东乡部分地区集中了不少铁匠、皮匠、编织匠、银匠、碗匠等工匠,直接归宁河工匠达鲁花赤管理。统辖于安西王阿难答及其皇室,把手工业者编人“匠籍”,匠籍世袭,父亡子替,有籍经营视为合法,无籍务工就地取缔。这些工匠居住集中连片,其地名免古池、伊哈池、阿娄池、坎迟池、阿拉松池、托木池等遗址传及至今。巴素池是镇守官居住的地方。东乡地区大量的奇僻地名与中亚撒尔塔地方地名与部落名相对应。如东乡的甘土光、纳伦光、洒勒、库麦土、胡拉松、乃蛮、锁合土分别与中亚不花刺、撒马尔罕等地区的干土城、纳伦城、撒里普勒、土库曼、呼罗珊、乃蛮、锁合水等地名相同或相似。《 河州志 》 也有记载:“考奇名于地名,与大夏西西通”。至今有一些家族流传着祖上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一带的说法,现在东乡族姓马、买、牙、丁、胡、卡、妥、包、驼、旦、坡、巴、白、朱、仓、龙、固、康、肖、瓦、吃、色等奇异族姓的人,自称从西域而来的撒尔塔人。元代,有哈木则为首的 40 个传教者和阿里阿塔率领的8个赛义德,曾来河州东乡传教。其中有14人定居东乡,葬于东乡,其葬地拱北一一可知,其后裔分布在东乡高山、达板、坪庄、龙泉、那勒寺、汪集、沿岭等地。近来遗传工程学家对血型研究,东乡族血型频数顺序为 B > A > 0 ,与中亚一带民族相吻合,而有别于蒙古和居住甘、宁、青一带的其他民族。从人种学研究,东乡族大部分人的外貌特征与中亚人相似,大胡须、高鼻梁、蓝眼睛、深眼窝。东乡人也带来了中亚人的文化继承,如善工艺、重商贾、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相同相似的特点。东乡人由于各种原因,往往有大规模迁徙,迁徙地带主要在新疆伊犁等曾称为西域的中国西北部边缘,有整村迁徙,有家族迁徙,在伊犁有不少族成村落、村成村落的地区。其原因除贫困驱使之外也有一种怀故心理。
在东乡族形成中还融合了一些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元代皇胄安西王阿难答部十多万人阪依伊斯兰教,阿难答本人也管理“诸色人匠”、“杂造局”等。阿难答在皇室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其子带领阿难答部下并联合伊斯兰群众为其报仇,也被镇压,阿难答部分群众逃匿东乡一带,留居下业。锁南镇的王家、张王家、汪集高家、大树的黄家、五家的李家及唐汪乡的一些东乡人,说祖先为汉族。县内百和乡一带一些少量东乡族,自说原为藏族,是“随义散撒尔塔”成为东乡族成员。
东乡族_东乡族 -历史沿革
东乡族
早在明末清初,东乡族人民就积极参加了以米刺英、丁国栋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一鼓作气攻下凉州、兰州等地,接着又向临洮、河州等地进兵。以闵塌天为首的东乡族起义群众和回族起义军一道,攻克临洮,杀了临洮城内的官僚和地主豪绅,并攻占了河州城。东乡族人民与起义军各族将士一起,并肩作战,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在青海循化爆发了以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东乡族人民奋起响应。起义开始,就杀了到当地巡查的官员,乘胜攻取了河州,并取道东乡进攻兰州。起义的撒拉族群众到达东乡地区时,得到东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东乡各地区的群众纷纷参加了撒拉族的起义队伍。清军在连续遭到起义军的打击后,从各地调来军队进行镇压。由于力量悬殊,起义军全部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清廷借口“办理善后”,对撒拉族和东乡族人民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及屠杀。并且拆毁了新教的清真寺,禁止当地教民念经。
1892年,甘肃严重干旱,粮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勾结汉族地主实行歧视、剥削、压迫,使人民忍无可忍,从而引起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反清暴动。
1894年循化撒拉族马右古禄棒、韩老四等因教派纠纷,聚众械斗。清朝统治者有意挑拨民族团结,利用汉族地主武装进行镇压,事件迅速扩大,遂形成一次反清暴动。东乡族人民在闵福英的领导下,也起而响应。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清兵全军覆没。
东乡族_东乡族 -社会经济
东乡族
由于民族形成的特殊环境,所以东乡族形成时,其社会结构即为社会制度。从元代蒙古人的军屯到明代的土司制度以及后来的里甲制度,都是以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基础。清康熙后期,河州知州王全臣废除了当时腐败、混乱的里甲制度,在东乡地区清地亩,厘定税例,建立社会组织。但是这一改革对东乡族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发生重大作用。中华民国时期,东乡族人民在军阀的统治下,生活更加贫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的各个方面才发生了根本变化,1950年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1981年又成立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东乡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民族干部不断增加,謇现了东乡族当家做主的权利。
东乡族以农业为主,明人吴桢在《河州志》中说,当地人“勤于务农”。东乡族自给自足和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主要农作物有春小麦、洋芋、玉米和其他夏秋杂粮。东乡洋芋以产量高、个大、淀粉含量高而闻名。由于土地贫瘠,生产力十分低下,地主经济不甚发达,地主、富农只占总人口的2.3%,占有土地9%;中农占总人口的 42.5%,占有土地69.4%;贫雇农占总人口的42.5%,占有土地20%。地主阶级占地虽不多,但他们凭借政治特权以及高利贷等手段,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严酷。畜牧业,特别是养羊,在东乡族人民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有许多农民还从事小商贩、运输、擀毡、织褐子等,以补家用。
东乡族聚居的东乡地区,位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的黄土丘陵地带,自然条件较差,水土流失严重,庄稼十种九不收,粮食亩产不到百斤,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中华人民共和旧成立前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东乡族在改变本地区贫穷落后面貌中,作出了巨大努力。兴修水利事业,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水土流失得到了控制,许多山坡被改造为层层梯田和优良牧场。农业生态得到了改善,粮食作物亩产达到了150公斤以上。特别是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东乡族地区出现了农、林、牧、副业多种经营局面,产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公路交通四通八达。电力使用日益普遍。工业生产从无到有,萝日益壮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东乡族_东乡族 -民俗文化
东乡族民俗表演
东乡族文学主要为民间口头文学,有民歌、叙事诗、传说、故事等。民歌中的东乡“花儿”是东乡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大多数东乡族人都会编唱。他们常常用花儿这种形式抒发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叙事长诗,反映了东乡族人民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代表性作品有《米拉尕黑》、《葡萄娥儿》、《略略调》等。
《米拉尕黑》:东乡族最著名的叙事长诗。又名“月光宝镜”。流传于甘肃省东乡族地区。是叙说一位叫米拉尕黑的英俊出色的青年猎手,用箭射下一片月亮,得到一面月光宝镜,而镜中留有一位叫海迪亚的美女的身影。米拉尕黑得到智者的指引,找到了海迪亚,以宝镜作媒证和聘礼,约定第二年完婚。但就在他们准备举行婚礼时,战争发生了。为了保卫国家不被侵犯,米拉尕黑在与心爱的未婚妻玛芝露结婚前夕毅然出征奔赴前线,一去就是18年。战后回到家乡见未婚妻正道一伙强盗抢掠。米拉胡黑由于神法的保护和指导,战胜强盗,与冯芝露找到一处乐土,过着美好幸福的位活。故事具有传奇性,情节曲折,生动感人。是东乡族民间文学中的优秀作品。
擀毡:东乡族的传统手工艺,也是其生产习俗。东乡地区山大沟深,是高寒地带,毛毡为高寒地带所必须之物。擀毡是东乡比较普遍的手工活,村庄的男人一般都会擀毡,且手艺精湛。东乡毛毡的种类较多,有春毛毡,沙毡和绵毡,其中以秋毛毡和绵毛毡为佳。以大小分,通常有四六毡(宽四尺,长六尺)、五七毡、单人毡、拜毡;以颜色分,有白毡、花毡、红毡、瓦青毡等。还可以用毡制成毡帽、毡鞋。东乡毛毡以柔软、舒适、匀称、洁净,美观大方,经久耐用而驰誉西北各地。
东乡族_东乡族 -姓名文化
东乡族的姓名,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伊斯兰教色彩,这与东乡族的族源、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东乡族先民撒尔塔人原先是没有姓的,自十三世纪来到河州后,因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遂有用姓之习,并多采用以本民族人名的首音或尾音为姓的方法,因而产生了诸如马、买、巴、白、牙、丁、米、坡、下、且等姓,并以马姓最为普遍。马姓所以居多,是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首音“穆”,取谐音“马”为姓,此外,还因村寨不同,而有不同的支系,称谓时要在马姓之前冠以村寨名,如拾拉泉马、东达恒马等。不同村寨的马姓分属不同的阿恒德,别的姓亦有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