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修和（1897年9月―1999年11月21日），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人，陈毅元帅的嫡亲堂兄，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专门委员，兵工署驻越南、香港、昆明办事处处长，中美合办军械保养干部训练班主任，沈阳第九十兵工厂总厂长，政务院、国务院参事等职。陈修和一生以国家的统一、富强为己任，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生追求进步，积极乐观，坚信中国必将步入现代化社会，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1929年夏，适当修和在上海兵工厂任职期间，陈毅代表江西苏区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当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修和与堂弟孟熙担当起了庇护陈毅的任务。
陈修和_陈修和 -人物简介
1913年考入成都的“四川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5年在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年曾任该校数理化教员；1927年年7月在上海兵工厂当技师。以后，又升任该厂政治指导员兼代主任。1927年底任蒋介石侍从室侍从副官，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政治指导员。
1932年由兵工署选派，去法国留学，学习兵工五年。 1936年学成归来，历任兵工署少将专员、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会委员兼兵工学校教官、军政部兵工署驻越南、香港、昆明办事处的少将处长、中美联勤司令部军械处少将处长、军械保养干部训练班主任。
抗战结束后，1945年8月作为滇缅联军的全权代表，曾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参加了侵越日军的受降仪式；接着，又代表中国驻军，出席了“法越协定”的签字仪式。后任沈阳第90兵工厂厂长兼工务处长，1949年初升为沈阳兵工总厂中将厂长，后在沈阳解放时率部起义。
姚依林
1949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兵工总厂第一任厂长。
新中国成立后，主持修建了成渝铁路、在四川恢复和建成了若干座兵工厂；曾任全国政协第一届特邀代表、中央财经委员会技术管理局副局长、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56年，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陈修和、廖华、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林志钧、胡公冕、舒宗鎏、万保邦、徐行之、王卓然、张知行、范朴斋、李一平、张志和、安若定、左宗纶、章友江等18位国务院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直言中共的统战工作有偏差。这便是当时著名的“十八参事上书”。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把前兵工署留下的人员视为潜伏特务，大加迫害，修和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幸运逃过一劫。在此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为各地前来调查的专案人员提供切实证言，竭尽全力减少他们所受到的迫害。
1998年11月因病逝世，终年101岁。
陈修和一生以国家的统一、富强为己任，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生追求进步，积极乐观，坚信中国必将步入现代化社会，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工作过的领域里，竭尽全力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陈修和_陈修和 -人物生平
陈毅
陈修和，原名陈世爵，曾用名陈统。1897年9月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八月初六）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复兴乡（今劳动镇）药师湾陈家大院；1998年逝于北京，享年101岁――修和先生出生于满清末年，逝世于改革开放之后，目睹并亲身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修和先生年青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而后致力于中国兵工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奔走于大西南，越南，缅甸，力保援华军用物质运输的畅通。荣获美国政府授予的桐棕自由勋章，国民政府的海陆空军一等奖章，光华奖章和忠勤勋章。抗战结束时，代表国民政府帮助越南胡志明主席争取民族独立。1948年作为原国民政府第九十兵工厂中将厂长，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了国民党阵营，保护了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9月陈修和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特邀代表。解放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参事，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方案建议，如迅速修建成渝铁路，建设长江三峡以及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的建议。一生中还利用业余时间着书立说，撰写了《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等专着，并写了大量的回忆录。他的一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寻求国富民强不断奋斗的写照，是在历史大变动中与时俱进的写照。
乐至陈氏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中，由湖南新宁迁入四川乐至。修和出世时，已是第九代，其祖父陈荣盛尚在，生有五子，五房兄弟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由其父陈昌仁主持家务，有田几十亩，既雇用长工，自家人也都要参加劳动。修和是长房长孙，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生活的艰辛。特别是乐至县旱灾频繁，1902－1903四川大旱时，全家20几口人离乡背井到贵州逃荒，让他深感水旱灾害对家乡农业生产的威胁，使他一生关注家乡的水利建设，而后为中国的水利建设提出过很多建议。
幼年时，修和与他的几个兄弟按照“耕读传家”的祖训，在复兴场的私塾中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塾师管教很严，他天资聪慧，读书非常专心，与陈毅两人成为家人希望的寄托。
1907年修和十岁时，其父决定将仅有的40亩田地当卖，迁至成都东郊望江楼对面的上河心，另租100亩土地继续务农，其目的是让陈家子弟离开农村到城市中接受现代教育。那时科举制度刚刚被废除，新学堂在大城市中开始兴起，修和与陈毅等五弟兄进了成都东门外九眼桥的江西会馆两等小学堂（后称锦官驿小学），开始学习新文化。这一非同寻常的举措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但是正是这次的搬迁，让他们在成都的首批现代小学校中接触到现代的科学知识。当时小学的课程有修身，读经，文学，历史，地理，格致，算术，体操。修和很快就显示出了他过人的理解与逻辑分析的能力，为继续深造打下了基础。在此同时家里还聘请私塾老师，继续古典文学的教育，受益最深的是一位桐城派老师的指点，使他能写一手清通晓畅的文字，为而后的工作与着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3年修和考上了成都高等工业学校（后改为四川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学习机械工程。该校是四川首批高等工科学校，其堂弟陈毅考上了四川甲种工业学校，其志向都在实业救国。那时学校里已经开始聘用外国人，教他们机械原理的就是日本人，很严谨，为他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但是修和与其它一些同学们拒绝学习日文，因为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很强。特别是1915年反对袁世凯欲与日本人签定的二十一条，不学日文就是一种选择，以后他也不愿意到日本留学。1917年修和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陈家第一个接收现代高等教育的人。
在成都上学期间，他们经历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而后的军阀混战。让他们痛感国家的贫弱、政治的黑暗。兄弟之间、同学之间经常讨论国家的前途，从政治变革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工业救国”都是他们热衷的话题，为此他改名为陈统，希望国家统一，尽快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同时立志要在自己的人生中为国家的统一、富强做出贡献。
毕业后，修和力图实践自己的实业救国理想。开始在成都四川省立机械厂作技士并兼任技工学校教员，夜间补习法文，期望而后赴法继续深造。那时留法勤工俭学已在四川风起云涌，陈家的三个子弟，陈毅、陈孟熙、陈世泽都考上了勤工俭学的公费生，于1919年赴法。修和也于1920年到上海，准备自费赴法勤工俭学，继续深造。因旅费不足，不能前行，随即决定在上海和已从法国留学归国的工校前期同学，为四川引进法国发明的水面划艇。他们说服四川军阀刘湘出资在上海求新船厂订购一艘新艇，谁知船在长江试航时，被盘踞在长江中下游的军阀吴佩孚获悉，诬陷为军用快艇，不准经过宜昌上驶，引进的计划失败。而后又与工校同学开办川江航运公司，在上海定船，修和负责在上海监造，船运回四川时，被混战中的军阀扣留，后又设法改悬外国国旗，又被洋人敲诈。实业救国的理想在实践中处处碰壁，他逐渐意识到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学到的科学技术实无用武之地。
1925年秋，修和与从法国留学回国的堂弟孟熙一起到广东投考黄埔军官学校，参加孙中山创建的国民革命军，他们认识到只有打倒了列强，铲除了军阀，才有建设国家的机会。经吴玉章介绍，考试，他们双双被录取。修和被编在第五期入伍生队，后升入炮兵队，孟熙升入政治队。当时的炮兵队是黄埔军校的第一个炮兵队，因为刚刚接受了苏联送来了七六三山炮。那时军校缺少教授基础科学的教员，在学员中选取兼职教员。修和已有高工的学历，经推荐考试，成为第五期的学员中录取的十名教员之一。他担当了普通科的教学任务，讲授算术、代数、三角、物理等功课，为军校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考入军校后，修和加入了国民党。在军校里学习了共产主义的ABC, 社会发展史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实业计划等课程，聆听过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演讲，也听过俄国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报告，初步了解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也被中国未来的富国强民计划所深深吸引。在同学们讨论政治理论问题时，左右派别的争论十分激烈。修和则选择站在中间路线，试图调解同学们的争论，认为赶走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割据，统一国家，建设工业，提高生产和人民的文化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这一想法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为此在进入黄埔军校时，改名为“修和”。
1927年夏，修和随军校第五期参加北伐战争，由广州一直打到了武汉。七月，国共正式分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在武汉时，他曾经与陈毅探讨中国的前途与个人的选择。陈毅当时已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修和赞同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但认为当前的任务首先是国家统一，发展经济。因此决定乘船回到上海，继续搞工程技术工作。
当船路经南京时，被黄埔同学留下，修和要求到上海兵工厂做技术工作，得到批准。1928年初蒋介石命令黄埔同学会推荐一、二、三、四、五期的学生，每期一人做他的侍从副官，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为今后选拔人才做准备，修和作为五期学员被选中。在这段任职期间，随蒋介石到徐州、开封、郑州等处与冯玉祥会晤，继续北伐，争取尽快推翻盘踞在北京的北洋政府，统一中国。
在前线作政治工作时，官兵反映上海兵工厂制造的武器如机关枪、子弹等质量很差，建议修和回上海兵工厂改进武器的制造。回南京后，他向蒋汇报了武器亟待改进的状况，要求回上海兵工厂致力于这项工作，蒋同意了。修和回厂后，决心从基层技术工作做起，任职技术员，一干就是五年，深入了解了中国兵工界的发展状况，考察了太原、汉阳、巩县等处兵工厂的情况，并到沈阳兵工厂实习三个月，之后向蒋提交了系统改进中国兵器制造及兵工教育的意见书，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1929年夏，适当修和在上海兵工厂任职期间，陈毅代表江西苏区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当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修和与堂弟孟熙担当起了庇护陈毅的任务。他们精心安排，让陈毅得以安全会见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带回了著名的“九月来信”，而后在福建上杭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得以重新树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2年修和被蒋派往法国学习兵工，了解欧洲兵器制造的情况，在法国布朗德兵工厂实习，考察了当时英法德各国著名的兵工厂，并于1936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兵工学校，成为既有国内实际工作经验又熟悉西方先进技术的高级兵工管理人才。
1936年，修和从法国学习回国，马上投入了抗战的准备工作。以兵工署专门委员兼兵工学校教员的身份，对抗战中全国兵工厂的布局，在西部修建新厂等战略举措提出了建议。七七事变前夕，在宝鸡考察修建新兵工厂的可能，事变发生的当天，即得到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的指示，马上到越南河内，调查抗战中的国际军火运输线的工作，此后先后担任军政部兵工署驻越南、香港、昆明办事处处长。
抗战初期，日本人突然侵入，东南沿海被封锁，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成为中国军火、武器进口的主要通道。修和临危受命，辗转于越南，香港以及云贵川地区，与西南运输处紧密合作，竭尽全力打通交通线，力保军火运输的畅通。他首先对于当时的公路、铁路、水路交通线提出战时强化的措施，提议修建50公里长的同龙线（越南同登－中国龙州）以最快速度联接现有的交通线路，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支持。而后工作在滇越交通的第一线上，与当地军民想尽各种办法，力排法国殖民政府的干扰，抢运了数千吨苏联援华的军火，战车、火炮及弹药等，抢运了战前从德国进口的大批机器设备材料。在日本人占领河内之后，仍然留在越南，不顾个人安危，改易姓名护照，往来于西贡、河内、高平等处，寻找可能抢运的机会。最有成效的一次是在越北义安的边水港，转运了大批重要军用原材料，如钒铁、铬铁、钼铁、钼锭等。据统计，抗战前期两年九个月中，即从1937年9月到1940年6月，我国经越南运入的物质约在40万吨左右，这些军火与军事物资有效地支持了抗战初期的军火供应及生产，中越国际交通线为中国军民在抗战初期最艰苦的阶段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人占领了越南之后，中越国际交通线停止使用。修和回到昆明，代表国民政府军政部和兵工署参加中美合作的后勤工作，任中美联合勤务司令部军械处长，并兼中美合办的军械保养干部训练班主任。继续负责军火运输、检验，军事器材的保管、维修，以及干部的训练。积极参与经由滇缅公路、滇印公路运输的大批军火。1945年，抗战胜利后，鉴于陈修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贡献，美国政府授予陈修和桐棕自由勋章，国民政府也颁发于他海陆空军一等奖章，光华奖章和忠勤勋章。
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后，修和调任陆军总司令部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总司令部的对外工作。日军在越南投降后，作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全权代表到越南协助卢汉接受日本人的受降工作。在此期间，他坚持民族独立的信念，帮助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盟（即越南共产党）调解越南民族内部斗争，并促成法国同越南签订法越协议。为此，胡志明主席曾亲笔写信致谢陈修和将军，信中还详细阐述了越盟的建国方略。1946年3月，修和代表中国驻军参加胡志明主席和法国代表圣德尼在河内签订法越协定，为越南人民的独立作出了贡献。
在越南的长期工作期间，修和注意考察越南的民风民俗，调查研究越南的历史，戎马倥偬之际撰写了一部《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的专着，深入剖析了中越源远流长的关系， 1943年12月由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他将该书赠送给胡志明及其战友，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1957年又写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修和是近代中国人研究越南历史的知名学者，曾被周一良教授邀请到北京大学开设中越关系和文化史讲座，为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1946年夏，国民政府代表与共产党代表在美国政府的调停下在北平成立军调部，开始落实重庆双十协定。此时蒋介石得知陈修和是陈毅的长兄，亲自召见他，调他到北平参加军调工作，试图让他有机会说服陈毅转到国民党一边，许诺可任山东省主席，并兼任集团军司令。修和则表示希望国共合作，避免内战，愿意在调节国共关系上尽心竭力。不久军调失败，他也没有机会见到陈毅，继而又回到兵工署工作。
1946年10月修和被兵工署派到沈阳，成立第九十兵工厂并担任中将总厂长，总管东北国统区所有的兵工厂。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抗战胜利后先后被日本人和苏联红军劫运设备，工厂遭到很大破坏。在修和负责的两年期间，对工厂生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恢复，对设备进行了改造，又从外厂调拨和购入新设备，对员工进行了培训。1948年该厂有近8000台设备，职工12000人，可以生产各种类型的枪支，火炮，子弹，达到每月可以装备一个师的能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兵工厂。
但是在政治上，修和始终反对打内战，希望国共继续合作。辽沈战役开始以后，曾经向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多次表达他停战议和的意见。沈阳解放前夕，蒋介石要求修和回南京担任兵工署署长，并配合联勤总司令部破坏工厂，搬迁员工和机器，遭到陈的严词拒绝，“我的工作是建厂，不是破坏。”为稳定职工情绪，在大会上他表示决定留下，与全厂职工同甘苦，并先后两次拒绝登上接他前往台湾的飞机，致使蒋介石破坏工厂的计划失败，保留下了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沈阳解放之后，朱德总司令委任修和继续担任厂长，参加供应解放战争的武器工作。其中经沈阳兵工厂修复好的155重炮，素有“战争之神”之称，在天津战役、太原战役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55山炮至今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邓小平曾对修和说，“你保护了沈阳兵工厂，使全厂完好无损回到人民手中，这是了不起的贡献。”
1949年6月，朱德总司令派修和赴上海协助陈毅接受和安排国民党政权留下的科技人员，特别是兵工界人士，为迅速接收即将解放的西南工业企业打下基础。他努力工作，很快就联络了几百人，为此朱总司令亲笔写信“先生在沪为团结兵工技术界而努力已收成效，甚为快慰。”
1949年7月在上海，修和向即将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提出了尽快建成成渝铁路的意见，这是四川几代人的心愿。并告诉邓小平修建成渝铁路的钢材可以自力更生，由抗战期间从武汉搬迁到重庆的汉阳钢铁厂轧制。邓小平当即表示，“一定要把成渝铁路很快修建起来。”就这样，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开工，1952年7月建成，成为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应邓小平的要求，修和撰写了《建设华西初步计划概要》，指出大西南发展的潜力很大，农产多样，矿产无尽，水利资源丰富，抗战中工厂内迁，造就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建议以四川为中心，将重工业中心迁到大渡河附近，重庆发展为轻工业中心。并认为发展西南最大的障碍是交通，提出在五年内完成修建5000公里铁路、5000公里公路，疏通河道的设想，其中包括继续扩建宝成、叙昆、川黔铁路，为建设大西南打下基础。这一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重视。
1949年9月，修和被推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立前的最重要会议，与全国各界六百多名代表一齐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和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技术管理局副局长，马上投入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中。当时技术局担当了行业技术标准化，技术发明改造审定，新技术推广及发明创造等多项工作，工作任务繁杂，涉及各行各业、国内国外。修和竭尽全力，努力工作，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1952年8月该局撤销，修和被调任政务院参事（后改为国务院参事），直到他过世。在任职国务院参事的46年中，参加了几十次的调研工作，每次均向国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1952年9月在政务院提出《解决全国水利上几个重大问题的初步意见》，提出南水北调、建立长江三峡工程等意见。认为华北华中大平原的严重缺水是中国最大的水利问题，历史上几千年来就没有解决过，现在可以建筑三峡水电站高坝，引长江水灌溉华北华中大平原，沟通长江与黄河，全面解决动力、灌溉、航行、改良气候等工作。该意见书曾呈交毛泽东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审阅，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而后设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1952年10月又写了《建设华北水利基本工程的初步意见》，1953年11月20日提出了“根治淮河的几点意见”。1956年在视察东北之后，对于北大荒的建设，大连港的利用，新建企业效能的发挥，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受到了中央的重视。80年代，针对当时对修建三峡水库的争议，又写了《关于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意见》，力促水库尽快上马修建。晚年他看到三峡工程上马时，欢欣鼓舞、激动不已。80岁之前，每年坚持外出调查研究。1991年以94岁的高龄，仍向国家提出修建西南四条铁路的建议。直至去世之前，他始终坚持参加参事室的参政咨询活动，以毕生之力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
1960年修和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对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自己亦撰写了多篇回忆录，对其经历的兵工事业、抗战史实做了详尽的回忆并追溯其历史渊源，成为珍贵的历史史料。其中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中的五篇文章是： 《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厂》， 《有关上海兵工厂的回忆》， 《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 《入越受降的片断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把前兵工署留下的人员视为潜伏特务，大加迫害，修和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幸运逃过一劫。在此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为各地前来调查的专案人员提供切实证言，竭尽全力减少他们所受到的迫害。
修和热爱自己的家乡乐至，并十分关注它的发展。解放后数次返乡，1958年乐至县大兴水利建设，在短短一个月的考察时间里，走遍了大大小小水库几十座，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将乐至县的要求转交给了当时的陈毅副总理。1984年10月，乐至县报国寺的住持释离欲（侯喻君）写信给修和，要用自己的50万元资金，修复乐至县报国寺，射洪县东山寺和左佛寺，希望当地林业厅解决寺庙被占为私房的问题。他请求把信转交给赵朴初会长，修和马上多方联系，很快转交了信件，告知长老“尊嘱办了”。如今报国寺已恢复成为四川著名的寺庙。1984年修和为《乐至县志通讯》写了一篇“黄埔军校前后经历和重回革命阵营的片断”的自传体文章，回顾他出生于乐至老家，而后到外面闯天下的漫长人生。他一生写过许多回忆录，但这是第一次撰写个人传记，并要求把它登在乐至的刊物上。
1998年，陈修和老人以101岁高龄离世，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国务院总理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