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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与张学良“公案”中，被无辜卷进来的朱五小姐-朱湄筠
而对电影皇后胡蝶就不一样了。胡蝶本与张学良没有见过面，却无端地承受这样的冤枉，她当然不干了。于是，她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郑重声明：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毕回申，忽闻海上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谣，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辨乃曰。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启事说：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做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事实是，明星影片公司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四十余人在导演张石川率领下，于1931 年9 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天津。胡蝶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们到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
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当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所谓九一八事变之夜胡蝶与张学良翩翩起舞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纯属攻击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五十余日，始终未与张学良谋一面，后来张学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绍他与胡蝶相见，张学良婉言谢绝了。他说：“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遂一笑置之。张学良与胡蝶可说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马君武的诗是一段“莫须有的公案”，这是可信的。另外，还有人说，朱湄筠在抗战期间曾在香港一家饭店中看到马君武，就走过去对他说：“马先生，你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朱五小姐。”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
马君武的两首诗诚然不免牵强附会，并沿袭了古代“红颜祸水”的偏见，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忧国忧民的心情，对于蒋介石、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丧失祖国大片河山表达了强烈不满和痛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成为脍炙人口的诗句。马君武后来对人自夸说，他的《哀沈阳》诗足以和明朝末年吴梅村祭酒谴责降清大将吴三桂的诗《圆圆曲》媲美，永垂史册。
但是，根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还有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德安说：
马君武早年留学德国，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北平创立一所民国大学，这所私立大学，资金很少，由大学的董事会筹措经费维持它。马君武听传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马几次求见张，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他，他很不满意。事情凑巧，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些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共赴国难。张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他特往顺承王府承启处，要求无论如何也得见张，不见，他就不走，要在承启处坐以达旦。张学良只好会见他。据当时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说，张见马以后，张曾询问荆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荆说他那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就很可观。
现在东北出了问题，以后的军饷能否发出去，都成疑问。马校长在这时候，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现今的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对于“民大”，实已爱莫能助。
惠德安以当事人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也很难否定，不能排除马君武借机发泄对张学良的怨气的可能。如果是这样，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就包含有公私兼顾的含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马君武的诗确实给张学良造成很坏的影响，使他和胡蝶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张学良对此备感痛苦，但他从未作公开或书面的辩解。他最气的是人家说他与朱五小姐有染，是天大的冤枉，后来连玩笑都不敢与部下的太太开了。对此，张学良始终耿耿于怀。他幽禁期间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特意对此提出辩证：
我利用此时机，一述多年来对我误传有关“九一八”的一段小插曲--胡蝶女士的故事也。其他我不必多说，我在该当时，适在病后，病体尚未复元，散步行走过久都不能成，又安能狂舞乎？幸此胡蝶女士尚在人间，如有好事者，可以向她质询。我同胡女士不但谈不到热恋，我同她从未有过一面之缘。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抱歉得很，徒空受艳福之名也！因之，我常推想到，历史上有些不合情理的记载，多恐有失真实。所谓望风捕影，我同胡蝶之流言，是连风影都说不到，会传得像真事一般，不论将来百年之后，就是当事人皆生在的今日，有些人确认为真实。“曾参杀人”，流言可畏也……我们不可认为流言无关，忽视之而不加以警惕也！
虽然由于马的诗而酿成了这一公案，但是，胡蝶把马君武当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未免冤枉了这位爱国志士。她无法了解的是，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
关于张学良与胡蝶后来是否见过面，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我和张学良将军不仅那时未曾谋面，以后也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 年6 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
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我还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
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这自然是以后的事实了，但在当时，由于马君武的诗流布很广，张学良也罢，胡蝶也罢，还要忍受这种冤屈而无处辩解。倒是诗作者本人在后来了解到了张学良不抵抗的真实情况后，才放过了张学良，把责骂的矛头指向了蒋介石。他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
虽然这封电文也是公之于世的，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也并未就减轻张学良的罪名起多大作用。直到张
学良宣布下野出国后，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还登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
赞助革命丢爸爸，
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
将军走马看茶花。
如同马君武的诗没有事实的影子一样，这首打油诗也是完全离谱了。
诗作者完全不知道在国外的张学良为抗日奔走的苦衷。
![民国影星蝴蝶 [图文]张学良被指与影星蝴蝶有染](http://img.aihuau.com/images/b/07280603/28070306072850272738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