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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每天都逛滨江路，赏长江之景，常常从李家沱马王坪棉纺厂走过。马王坪棉纺厂就是昔日的沙市纱厂，作为当年重庆的四大纱厂之一，对抗战作出了不可忘却的贡献。
就在抗战初期，中国的四大纱厂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搬迁到中国后方的重庆。当时的四大纱厂是：河南豫丰纱厂、湖北裕华纱厂、沙市纱厂、申新第四纺织厂。
为什么中国要将四大纱厂搬迁重庆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中国，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相继失守，中国工业遭到严重损失。因此，将中国四大纱厂搬迁重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四大纱厂搬迁重庆后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拥戴，大量工业用水来源于浩浩长江，许多工业原材料也就地取材。四大纱厂搬迁重庆后得到迅速发展，在重庆的一些地方还开办了分厂。重庆这四大纱厂的产品不仅促进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大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抗战时期的军需物资，支持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抗日战争以前，重庆棉纺工业十分落后，一片萧条冷落。20世纪30年代前仍然不见一枚机器锭子，一台织布机器。直到1930年，爱国主义实业家卢作孚引进电动布机到重庆，才使一家手织工厂跃入机器工业行列。遗憾的是，由于原料困难，交通阻塞，政局不稳，抗战前的整个重庆仅此一家机器布厂。
四大纱厂迁移重庆后，重庆机器棉纺工业犹如异军突起，棉纺工业如雨后春笋。到1942年厂数由一家迅速增到13家，布机由几十台增加到500余台，年产棉布190000匹，纱机更是从无到有，几年间安装锭子100000多枚，年产棉纱近70000件，工人已达13000多人。四大纱厂迁渝改变了重庆棉纺工业的旧面貌，使重庆纺织工业进入大发展时期。
四大纱厂迁渝之后，注意扩展势力，在川渝内其他地区发展，豫丰在合川设立分厂，其规模和产量与渝厂相当，产品质量更优一筹。沙市在李家沱马王坪发展，裕华和申新在成都均设立分厂，虽然分厂锭子仅有一、二千枚，但在该地也是数一数二的，其意义是带动了其他小型纱厂的发展。
四大纱厂的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活跃经济，促进竞争，促进纺织业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我们从计算四大纱厂在四川以及西南机器棉纺织业中的比重看，完全可以看出四大纱厂的重要地位。当时据中国棉纺总公司1945年1月1日公布的《大后方纱厂一览表》统计，西南三省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设备数、开工锭子数、棉纱月产量数合计是205170枚、167158枚、9032件，四大纱厂的上述合计则分别占62.1%、64.3%、65.5%，清楚地说明四大纱厂在中国同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三四大纱厂员工不顾搬迁的损失，不怕道路的艰难，冒着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全力抢运机器物资迁移到重庆，为发展棉纺织业生产，为支援抗战军需物资立了汗马功劳。
抗战之前，内地棉纺业大多靠输入，四川每年生产土纱50000多包，而输入机纱则达到13-14万包，占全省棉纱消费量的70%。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统治区实行经济封锁，机纱输入几乎断绝，虽然有走私贩运，但数量甚微，无济于事，市场上棉纺织品奇缺。相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沦陷区人民大量移居内地，国统区民众已达25000万人，士兵数上百万人，这样造成棉织品需求的猛烈增加。
由于人多物少，棉纱、布匹严重供不应求。抗战前全国平均每人消耗布匹10平方码，而抗战初期把国统区所有机布土布的产量合计起来，除去每年数百万匹的军需棉纱外，余下的民用布平均每人可分得2码而已。
中国四大纱厂迁渝后，大大增强了后方棉纺织业的生产力，对于缓解纱布供需矛盾起了重大作用。从1942年起，到1945年间，重庆四大纱厂共出产棉纱186111件，若加上迁川初的产量，抗战时期共出棉纱估计在250000件左右。
通过专家测算，一件棉纱可织宽32英寸长40码原白布46.5匹，250000件棉纱当织布11625000匹（长46500万码，约合413338290平方码）。若按抗战前人均10平方码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解决4000多万人的衣被问题，平均年可以解决700万人的衣被问题。这就为解决后方的军需，稳定社会秩序，坚持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俗话说得好：“行军打仗，粮草先行。”重庆四大纱厂全力支援抗战军需物资，在中国早已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