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导演 张猛 无数个不专业的人成全了我

张猛:无数个不专业的人成全了我

“我从来没奢望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片子,但是不喜欢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我希望所有人能挤点时间静下心来,回头看看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

“拿到这个奖,我就可以跟老婆说,不用再等3年了,日后可能就会有钱,拍下一部电影。谢谢你,老婆。”10月18日晚,张猛在合肥第一次走上了金鸡奖的领奖台。这是他进入电影圈的第四个年头,伴他斩获金鸡的是导演生涯的第二部剧情长片《钢的琴》。

组委会评语这样写道:电影《钢的琴》是一部创新意识很强、风格独特的作品。既蕴含现实主义精神和气质,又有质朴的个性色彩。创作者把个人命运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用独特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塑造了一群诚实可爱、个性鲜明的工人形象,特授予“评委会特别奖”。

“工人阶级的绝唱”,这是张猛眼里的《钢的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差一点成为张猛电影生涯的绝唱。

重回集体时代的“绝唱”

1995年,在中戏上学的张猛回到老家铁岭,帮姑姑装修她的服装店。为了找木料,他去了父亲年轻时待过的铁岭评剧团。在那里,他又见到了小时候见过的那架钢琴。它最独特的地方不是比普通钢琴大,也不是比张猛更年长,而是它并非出自琴厂。造出这架钢琴的,是张猛的父亲和当年样板戏学习班的一群剧团同事。

张猛掀开已经龟裂的琴盖,按了一下琴键,多年后它居然还能发声。只是,按下的琴键孤零零地陷在键盘里,再也没能复位。后来每次想起这一幕,张猛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词:绝唱。

那一年,张猛印象最深的就是街上经常能看到老工人们打着横幅上街。“其实东北老工业基地从1985年开始,就已经有厂子开始倒闭,95年是最艰难的时候。”

他清楚地记得90年代。那些年,同学中有父母因为经济原因离婚,也有同学的父母下岗后复婚;有人跟随大人远走他乡,也有人因为家庭成绩一落千丈。说不清为什么,一夜间,所有人的生活都变了。

还是在那次装修中,由于要将一块钢板镂空作为装饰墙体,张猛来到铁岭的一个钢材市场。每个店面的老板,都是原来钢厂的工人。买断工龄后,有人不要钱,跟厂里要了车床之类的设备,来到市场开起小店。市场上,车铆钳焊,一应俱全,张猛就这样走完了一块钢板的流水线。

“我看着钢材市场这么红火,一下就被带回工厂繁盛的时代。虽然它不是集体,只是个人,但是这些人组合到一起,又形成一个小的工厂氛围,我又强烈地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张猛内心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情感,“生活突然变成这样,这是这群人可悲的地方,也是他们可敬的地方。这样一群人,用个体的主动努力,就把体制的改革给消化掉了。没有苦闷,一个个活得还劲劲儿的。”

只能发一次声的琴键,和红火的钢材市场,此后便在张猛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两年前,这个酝酿了多年的故事,终于以“工人阶级的绝唱”打通了张猛的记忆。他决定换一种造琴的材质,用情感将故事中的一群人再度凝结在一起。

把自己逼上梁山

高中毕业那年,张猛告诉父亲张惠中:我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张惠中是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知名导演,赵本山央视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卖车》都是他的作品。尽管有些吃惊,父亲还是托人从北电找来辅导老师。第一次见面,老师问:你喜欢什么电影?他说:打片儿!“其实我当时真的对电影什么都不懂。”那年北电导演系没有招生,他进了父亲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舞美。

大三那年,张猛看了一部电影。片中那个友情、亲情和爱情全被瓦解的小偷,茫然无依地游荡在山西汾阳的小县城,深深打动了张猛的心。“我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视角,可以让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出现在电影上。”这部令张猛恍然大悟的电影,就是贾樟柯的《小武》。“贾樟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绝对宽泛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的内心变得非常强大,我也想去做那样的事情,我也想去拍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

大学毕业后,张猛分到辽宁电视台作舞美师。拆台、装台的工作日复一日,强烈的厌倦让他跟小武一样,有大把时间在街头看热闹。那天他在沈阳红旗广场遇到了一群吹喇叭的杂耍艺人,讨钱的托盘举到面前时,他掏出10块钱。艺人全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单独为张猛吹奏了一曲《梁祝》。

“我听完扭头就走,一转身,满眼是泪。为什么你们不能干点别的?”张猛说,“我好像突然明白了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后来变成了一个老愤青。”

第一次拍片是2002年。那年春节回铁岭过年,他盯着手里《铁岭日报》看了半天。一天中,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突发奇想的他,想把报上不同版块的新闻事件拍出来放在一起。跟朋友一讲,朋友说:又难拍又没意思。后来他们换了思路,打算拍一个工人退休第一天的生活,这就是纪录片《耳朵大有福》。尽管设备简陋、制作粗糙,它还是在法国和韩国连续获奖。

在那之后,他离开电视台,进入本山传媒担任副总裁,主管广告和企划。在赵本山一次备战春晚的过程中,他提出的建议令创作打破僵局,后来这个小品由他担任编剧,这就是《卖拐》、《卖车》系列的终结篇《功夫》。

二十出头,荣膺副总,在外人看来风头无两,但张猛始终不快乐。本山传媒的主营业务一直是二人转演出。“我对二人转根本没有兴趣,也不喜欢广告这些经营事务。”

促使他向赵本山提出辞呈的又是一部电影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毕业后,张猛曾经去北电进修过一年半,当时宁浩正在那里上学。《疯狂的石头》在当年以口碑和票房双赢成为年度黑马,这让张猛心中五味杂陈。“不能再这么耗着了,我得去拍片。”

不难想象,辞职的举动令赵本山极不高兴。离开后,张猛迅速将纪录片《耳朵大有福》改出了剧情版的故事大纲。看着张猛长大的范伟担任了男一号。开机那天,张猛的妻子来片场探班,她已经有了身孕。张猛很清楚: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所有新人导演拍长片处女作遇到的难题,张猛一个不落,全部遭遇。艰难拍完的《耳朵大有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拿下亚洲最佳新人奖。得知张猛自己垫了70万,一个女评委对他说:张猛,你的下一部片子,一定要用健康的资金来拍。

“国际著名穷人团队”的集体冒险

这位女评委,就是张猛“下一部片子”的女一号秦海璐。但“健康的资金”在《耳朵大有福》问世整整两年后,依然看不到踪影。

《钢的琴》筹备时,遇到过一位有意投资的国企领导。那人一上来就跟张猛说:“我觉得应该让这群人最后开一个钢琴厂,然后组成乐队,去营销。片子最后有1万个孩子,集体弹钢琴,布满广场,这个场面就大了。音乐再一起,把气氛煽上去。”张猛当时就懵了。

另一位知名制片人告诉他:“我来投资,但是你不会有一分钱的片酬,主创的劳务都得降一档。我们不用胶片拍摄,换成高清。你同意,我们就来做!”张猛拒绝了这份苛刻的合约。

最终,《钢的琴》在只有7万元的情形下冒险开机。“国际著名穷人团队”,张猛这样称呼自己的剧组。制片人来自美国和韩国,摄影师来自台湾,张猛是“亚洲新人”,秦海璐是“金马影后”。开机时,秦海璐私下跟他说:我们这个团队里,我算是最有钱的人。(励志故事 www.aIhUau.com)如果你没钱了,一定要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拍完。只有拍完了,才有电影。

剧组边拍边借,最后账上只剩下47块钱。倾其所有垫出97万后,张猛把家底掏空了。秦海璐最后自己掏钱,成为影片的出品人。

片中有一处,主人公陈桂林在铁路桥附近炸鱼。陈桂林点完炸药后,镜头没有对准小池塘,而是跟着他一起离开。因为剧组没钱买炸药,只好在后期配了一个爆炸声。甚至连买烟饼的钱都没有。片中出现的烟雾效果,是工作人员扬灰造出来的。

关机前的最后一个镜头,所有人都在等待。很多工作人员都纳闷:“怎么回事?人都在,为什么不拍?”因为没有胶片,大家在等从北京赶来的最后一本胶片。“就剩这一本,多半尺都没有。只能拍一条。”

先后亮相多伦多电影节和东京电影节后,《钢的琴》声名鹊起。国内上映前,“改名风波”又一次让它成为关注焦点。因为觉得片名不够商业,投资方有意改为《疯狂的钢琴》。“如果改名,明天的宣传活动,我扭头就走!”上映前,秦海璐在微博中力挺张猛。投资方整体接盘后,所有人垫付的资金悉数返还,秦海璐也不再出任出品人。

“其实不怪投资方,在1500份观众问卷中,九成以上的观众表示会看《疯狂的钢琴》,只有不到一成的观众选择看《钢的琴》。”

我不希望别人像我那样去扛

《钢的琴》票房550万,与成本基本持平。

“我从来没奢望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片子,但是不喜欢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我希望所有人能挤点时间静下心来,回头看看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

张猛特别留恋工厂繁盛的时光。他总也忘不了早上上班的时候,铁路道口拦下乌泱泱的人群,每个人的后座上都别着铝制的饭盒。菜市场、澡堂子里,大家彼此都认识。电影院门口,有人安心做着自己的小买卖。“所谓繁盛,是说那个时期的精神面貌。不像现在,谁瞅谁都不顺眼。日子过得特别快,每个人都很焦灼,物质成了衡量家庭和个人的惟一标准。你挣不着钱,就只能搬把凳子出去晒太阳。”

《钢的琴》中有一对即将被拆掉的大烟囱。张猛形容,它们是“工人阶级的阳具”,工人阶级不再是老大哥,炸掉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我不知道是该竭力挽留,还是该默默地看着它离去。突然有种莫名的忧伤,似乎觉得有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它离开,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如果我们成功,它将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失败,它将会成为我们一段美好的记忆……”

这段话,既是戏里汪工对于自己和烟囱之间情感的诉说,也是张猛想告诉过去那个时代的一段内心独白。片中过度的轨道横移拍摄饱受影迷诟病,但是张猛不以为然。“我的每场戏,摄影机就是匀速运动,这是一个客观的视角,它是时代步伐的一个象征。不管镜头下的人是否跟得上,它都会按自己的节奏向前。尽可能让画面平面化的处理,就是想展示工业的废弃空间,人在那个空间里会变得渺小,这是拍摄前一个既定的方针。”

电影成功后,《钢的琴》被改编成电视剧版本,张猛出任了编剧。他为电视剧版取了新的名字《离幸福就差半步》。原本投资方希望由他担任导演,正常情况下,一个电视剧导演一天最低拍摄6页剧本,但是他1页都拍不完。后来他找到父亲:“你来导吧,我实在力不从心。”

还有一个原因也让张猛对拍摄电视剧丧失兴趣。“你不可能在电视剧里放入大量的个人情怀。”张猛说,“我一直觉得,梦想不重要,情怀最重要。我用两部片子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导演。不是为了讲这点情怀,我完全可以干一辈子栏目的舞美。”

著名学者戴锦华评价张猛说:他用自己的制片困境告诉我们,即使在今天,即使在整个资本过剩的中国电影环境中,爱电影的年轻人,必须以一种献身精神,开启你的献身事业。

采访时,张猛的一个老朋友打来电话,跟他倾诉自己的苦恼。那也是一个为电影梦坚持了多年的青年导演,按照投资方要求,新片将启用一位最近相当走红的内地小生,但是导演本人觉得不合适。“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样,”张猛在电话里告诉对方,“我是扛下来了,但是这条路不好走,我不希望你也走一次。”

拍完《耳朵大有福》后,张猛的妻子跟他说:现在你也拍过了电影,这回你该满足了吧,该回来踏实过日子了吧。张猛停了半天,说:我还想再拍一部。妻子说:那好,我再给你3年时间。如果3年不成,那咱们回家。你回电视台上班,实在不行,咱俩开个小店。

“我很幸运,不是谁都能扛下来。有很多人都在扛,一样在坚持个人情怀做东西,但是到今天也没有哪部片子出来。你只有冲出来了,家人才会过得更好。我好多的经验不可复制,也没有任何值得借鉴的东西,更多还是幸运的部分。我遇见了我的韩国制片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第一部戏,到今天他还在应对自己的一些官司;没有我老婆也不行,我的家庭一直很幸福;还有我的美国制片人,虽然不接地气,但是一直很执着。”张猛说,“无数个不专业的人,造了一个《钢的琴》,也成全了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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