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在建都何处问题上倍受困惑,起初定都洛阳,然因其谋士张良言尽关中百般之好,以及当时为加强关中的统治,汉朝最终帝都于长安,而洛阳则作为“东都”,直至王莽篡位,我们称其为西汉。
在西汉王朝风雨飘摇之时,身为汉系子孙的刘秀则在宛城为光复汉业(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阳)起兵讨伐王莽政权,之后力争群雄最终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再次统一华夏,再次建立汉朝,而此时之汉,则被后人称之为东汉,然东汉之得名,乃是因其定都洛阳,因洛阳地处长安之东,遂被后人称之为东汉,而汉光武帝刘秀为何弃长安而都洛阳?
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其后坐镇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指挥围攻洛阳的战斗。十月,守城将军大司马朱侑举城投降,刘秀“车驾入洛阳,幸南官却非殿”,宣布定都洛阳,因汉为火德,忌水,故改“洛”为“雒”。从光武帝定都洛阳至献帝迁都长安,洛阳为都共历十二帝196年。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刘秀为汉高祖九世孙,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被认为是前汉王朝的继续,那他为什么没有依前汉旧制定都长安,却定都洛阳呢?后世史家和学者除了对地理形胜的肯定外,便是以历史上盘庚迁都为根据。笔者认为这里面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长安地区历史上呈周期性繁荣,西周时定都长安,秦、西汉、西晋、隋、唐也都定都长安,可以看出,这些王朝基本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大的王朝,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抵御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并利用八百里秦川的沃土滋润、壮大着自己的国力。但是它们在使关中一带繁荣兴盛的同时,也把这一地区的地力耗尽了,(如唐朝的皇帝就不得不多次“就食洛阳”)继之而起的王朝如继续定都与此,则发挥的余地甚小。另外一个原因是王朝末期的动乱对长安地区的破坏。王莽统治时期,长安先后数次被攻破,人口锐减,满目荒凉,昔日的恢宏与繁盛荡然无存,已丧失了继续为都的条件。
刘秀本是南阳的世族地主,他建立政权主要依靠起自宛洛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他必须避开其它地方割据势力的锋芒,待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之后才能再做企图。同时,来自北方的匈奴的威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汉王朝天下未定,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同匈奴对抗,“退避三舍”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从地理位置看,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南岸,跨伊、洛、涧几条河流,北倚邙山,南对伊阙,东据虎牢,西有崤坂,素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誉。按张华的说法,洛阳是一个恃险防御、虎踞龙盘的地方,“调在中枢,西阻崤谷,东望荆山,南望少室,北有大岳三河之分,风雨所起,四阻之国”。洛阳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另外,伊洛平原地力肥沃,周围水路发达,漕运便利,可以很好地解决京师的供应问题,使皇帝坐镇中央,遥控天下,集中精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正是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刘秀才最终放弃长安,定都洛阳。历史证明这一选择在当时是明智的,它对于维护东汉的统一稳定、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由此进入了长足发展的历史阶段,继东周之后,洛阳重又走上了中国历史政治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