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年金门战役之后，翻看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两方面的战史总结，解放军方面的经验总结有很多“假如”如何就不至于失利的追悔，国民党军方面则多是些“幸亏”如何才取胜的庆幸之词。确实，对于当时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解放军来说，金门失利委实是一次不应该出现的偶然失误;而对于当时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来说，也真是一次侥幸的胜利。
国民党军的将领事后的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这几个侥幸的因素碰到一起：幸亏金门遭到攻击时台湾国民党军已下令调第十二兵团来援;幸亏10月25日这一登陆日，正值金门海域一年中的大潮日，对登陆一方的船只抢滩登陆十分不利;幸亏登陆一方缺乏反坦克武器，弹药粮食也不足;幸亏登陆第二天晚间因对方无足够船只运载第二梯队来援。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事后庆幸说：“若无十二兵团之增援，则吾人之遭遇，诚有不可想象者。”国民党军装甲兵战史称，当海边防线被突破后，“如无装甲兵，则垒卵之危恐难幸免”。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承认战斗第一天已用尽了岛上的兵力，当天晚上是“最危险的一夜”，如遇登陆第二梯队，“胜负之数还未易言”。总之，这几个侥幸因素少一个，胜败属谁即很难说。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和第二十八军的领导事后总结教训，认为有几个疏忽碰到一起：在攻击厦门前已有可运载8个团的船只，假如不攻厦先攻金，除去不适用于攻金的小舢板外，船只还可运载5个团以上的兵力，这时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又未到，攻击金门是有很大把握成功的，攻占金门后厦门的出海口即被封锁，也不能守;假如攻厦后就能集中足够运6个团的船只，也完全能在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到达前攻占金门，即使其来援也未必不能取胜;假如在知道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已向金门增援后停止执行原计划，待船只足够再攻，也有取胜的很大可能;假如登陆部队掌握了潮汐规律，能使船只返航再渡，上岸后再能很好地组织指挥，仍有避免失败的可能。另外，据后来得到的消息，蒋介石原准备将金门守军李良荣兵团撤回台湾休整，由胡琏兵团接替金门防务，解放军发起进攻时正值李兵团未走、胡兵团接防之际，早打晚打都要好一些。总之，这几个失误如能避免一个，也不至于遭此失败。
解放军在金门的失利确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从哲学上讲，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尽管第十兵团攻金失利是由当时许多特殊原因和偶然因素集中到一起促成的，然而仔细分析这些因素的出现，却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思想情绪，那就是主观主义，既不了解渡海作战规律又未注意认真研究。正如金门战斗结束三天后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的报告中所说的：“主观主义是最为危险，高级指挥机关的作战方案、愿望与意图必须与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此次战斗失利是不从敌情、我情、海情三方面实际情况出发的必然结果。”
在过去长期的战争年代中，毛泽东历来强调调查研究，对主观主义深恶痛绝，在延安整风中将主观主义作为“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但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的顺利进军中，又出现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其思想根源则是经验主义所导致的骄傲轻敌。在解放战争后期一帆风顺的胜利进军中，一些同志自认为对付国民党残军已经毫无问题，将陆战和渡江作战的一般规律当作所有条件下作战的普遍规律，而不注意研究渡海作战的特殊规律，就出现了急躁求胜打莽撞仗的情况。在平潭、厦门作战中其实都出现过险情，却都马虎对待。假如金门战斗中不暴露出这些问题，在以后的渡海战斗中继续轻敌，那么在后来的战斗中还必然会以偶然性的形式出现严重失利的。
叶飞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总结金门作战的教训说：“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限于此，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五十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看来，恐怕是会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叶飞的这段话，确实从较高的层次阐明了金门失利带来的深刻反思。
失败是成功之母。人民解放军横扫中国大陆期间对付国民党军炉火纯青的战略战术，也正是从多少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步升华而成的。这些成功的经验虽然反映了当时国内战争的一般规律，但是海岛作战除了反映这种一般规律外，还有自身的特殊规律，而这些特殊规律恰恰又是人民解放军过去所不掌握的。金门战斗的教训，从反面促使军队领导和渡海部队去探索渡海作战新的特殊规律。
不避讳失利、主动承担责任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是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金门战斗失利后，人民解放军从统帅部到参战部队都很认真地进行了总结。
金门失利第二天即10月28日，第三野战军就批评第十兵团说：“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同时又要求“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当时，解放军参战部队的各级领导都主动谈到了自己的失误。负责指挥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尽管未指挥这一战斗，战后却主动向中共中央承担下级失利的责任。后来他还对肖锋说：“金门失利，不能归罪叶飞，更谈不上你肖锋，主要责任在三野前委，特别是我这个主管作战的人我由于背上了上海、南京、杭州这些大城市的包袱，怕这些地方出乱子影响很坏，所以没有挤出时间到你们那里去检查一下战前准备情况。因此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第十兵团在金门战斗失利后迅速总结了经验教训，在10月28日即向野战军报告说：“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直到已发现胡琏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增援金门，仍应在援敌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错误。”10月30日，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也代表兵团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上报，具体地检讨了失利的重要原因是：“操之过急，但求速效不冷静思考。只是向下交代任务，发布命令，在战斗上必遭失败，成功也是偶然的。厦门战斗曾开过三次会议讨论，从各方面分析，因而比较顺利。对金门战斗，兵团未专门开会讨论，故得此恶果。”“战斗决心下定以后，即使完全合乎实际也必须在战术上、部署上作明确指示，切实督促检查，始能贯彻。金门战斗对二十八军如何执行作战部署未能引起注意，既无直接指挥，又无派员前往严格检查督促，亦是造成战斗失败原因之一。根据这些经验教训的认识，此次失利的基本主要的责任应由兵团负之。”
10月31日，兵团在厦门老虎山洞举行党委扩大会，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张鼎丞、兵团司令员叶飞、兵团政委韦国清、第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第二十九军政委黄火星、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肖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等参加了会议。肖锋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检讨了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错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并请求十兵团党委、三野前委给自己应得的处分。叶飞第二个发言，主动承担了责任。后来，叶飞又一再向华东军区和党中央请求处分，毛泽东当时表示：“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陈毅也于当年11月8日致电说，凡为了歼灭敌人积极作战，即使部队受到损失，也不追究个人责任。
通过总结，不仅深挖了思想根源，同时也正确认识了渡海作战的特殊性。粟裕于11月14日指示第七、第九、第十兵团并报军委华东局，强调说：“查金门战斗失利，其主要原因为轻敌骄傲与急躁，因而强调争取战机，却放松了充分准备所致自我大军南进以来，蒋匪整个兵力及政治条件虽已处于绝对劣势，但其防线缩短与垂死挣扎，其抵抗力适当增加，而我们干部却忽视此点并机械地强调内线作战时及运动战时之争取战机，而忽视对已设防敌人的充分抗击准备，同时亦未意识到目前敌人在海空军方面仍是优势的作战情况。”同时又规定：“今后机动发起攻击之权限应加以缩小，以收统一之效。”
随后，华东野战军和第十兵团通过吸取经验教训，总结出渡海作战的一系列作战要领，对于依靠现有装备如何航渡、如何组织火力掩护、如何掌握时机、如何登陆并在岛上展开进攻等问题，都总结出许多全新的具体战术原则，为下一步渡海作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于当时在大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军来说，金门之战虽小，倒确实是他们很久以来仅有的胜仗，在当时被大吹特吹，说成是什么“转折点”，直到70年代还拍什么《古宁头大捷》的电影。对于一个在大陆丧师数百万的军队和政权来说，将一个只侥幸消灭对方不足万人的小仗如此长久地吹嘘，随后又将只杀伤人民解放军一千多人的登步岛之战也和金门并列吹嘘，真可谓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再现了。
其实台湾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私下也不承认金门这一小仗有什么可值得吹嘘，胡琏在70年代就曾说过：“笔者二十多年来，不愿谈古宁头战事”。“我辈军人失去中国大陆，耻辱殊甚!区区登步，何足道哉?”任何对历史有公正看法的人，只要纵观一下解放战争乃至台湾海峡两岸军事斗争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金门战斗的失利，在解放战争战略追击的扫尾阶段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仅仅暂时延缓了一下解放东南沿海的战役进程，却并未影响战略全局，人民解放军在大陆和沿海地区的胜利进军以及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态势也并未因此改变。
金门战斗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上只用了两个月，就横扫云贵川黔桂数省的国民党军百万残军。金门战后仅半年，第四野战军在渡海作战中又解放了面积比金门大几百倍、距大陆更远、守军也更多的海南岛。随后三野大军进逼舟山时又迫使国民党军弃岛而逃。1950年夏天，人民解放军还解放了国民党军固守的东山岛、万山群岛，并准备随即再攻金门。70年代后台湾方面公布的史料也承认，舟山解放后，国民党军金门守军也接到撤退命令，只是因美国的武装介入才停止。所以，对于国民党军来说，金门之战在台湾只是暂时勉强地极有限地刺激了一下人心，根本未构成什么“转折”。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金门之战主要是从反面提供了一个有关渡海作战的重要教材，使随后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作战在有把握的基础上得以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