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1周年。中国共产党91年的风雨历程，党的丰功伟绩不是一堂党课就能讲的完得。希望大家时刻提醒自己不断提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并以实际行动来履行自己的庄严誓言。
根据校党委研究，今天由我来上一堂党课，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交流、共同提高。党课的
题目是：《机遇、发展、跨越》。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党课可讲的内容很多，为什么选择“机遇”这个话题?我有三点考虑：一是今年是我党91华诞，91年辉煌实践与机遇的关系值得研究;二是今年将迎来贺州建市庆典，我市林业的发展历程与机遇有着怎样的关联值得思考;三是今年处于“十二五”开局的重要节点，如何判断和把握我们将要面临的机遇值得重视。基于上述考虑，我相应地讲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机遇思想与实践;二是贺州林业的发展与机遇的关系;三是如何认识和驾驭我们将要面临的机遇。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共产党的机遇思想与实践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机遇指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运动状态的事件和条件，是一定时间、地点、环境下出现的一种有利于加快发展的可能性。
纵观古今中外，“机遇”可谓解读历史进程的一把钥匙。国家与民族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抢抓机遇的竞争。回顾我们民族的历史,为什么一度辉煌、昌盛的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时,会令人痛心地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跟我们近现代史上多次错失可以“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紧密相关：15世纪末，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的“世界经济”形成期，当哥伦布、麦哲伦在广阔海洋上烙下印记、地图的印制赶不上地理的发现时，大明王朝却恪守“片帆不得入海”的旧例，失去发展机遇;19世纪，科技发展催生全球化浪潮，当英国议会改革、美国废除黑奴制改革、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等一次次推动“大国崛起”时，中国大地上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痛失发展机遇;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国家和地区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后来居上时，我们却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再一次错失了发展的宝贵机遇。
当今世界，一些主要大国都在强调要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官方和学界近年来一直有一种共识性观点，认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间歇期，是建立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巩固和加强美国世界霸权的最佳时期。俄罗斯将今后15-20年视为实现国家复兴、重振大国雄风的关键时期。印度官方人士和学者则声称：21世纪将成为亚洲世纪，而未来一二十年是印度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英国首相布莱尔1997年一上台就提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声称要重振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雄风。日本领导人多次强调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政治大国，要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古今中外运用机遇取得成功的人物更是不胜枚举：诸葛亮人称“卧龙”，待机而出后向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对策，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为刘备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拿破仑从一个小小的尉级炮兵军官，最终登上权力顶峰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源于他土伦战役中捕捉机遇、抓住机遇的本领。
庆祝建党93周年党课讲稿_党课材料
不厌其烦的列举这些事例是想说明：无论从我国近现代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历程看，能不能认清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乃至一所学校，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历史、他者是镜子,可以使我们经常照一照自己;历史、他者也是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所创新。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从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认清时代机遇的?又是怎样拿出百倍的勇气和智慧，应对现实挑战的?90年的党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抓住了机遇、用好了机遇，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就能取得胜利;什么时候放过了机遇、错失了机遇，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就是共产党人历揽古今中外、统筹革命建设，审时度势、抢抓机遇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机遇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历程。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机遇思想是党的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发展、成熟于党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主要见诸于四代领导核心的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机遇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机遇是由许多主客观条件构成的,具有必然性，能否善于发现机遇，体现了我们的敏锐力、洞察力、分析力。
机遇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所谓机遇，不过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历史机会;所谓挑战，也往往是“历史环境”催生的现实问题。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大量记录了各种不同的“机”、“战机”、“契机”、“时机”、“良机”、“先机”，表明了毛泽东完全肯定事物发展中机遇的客观存在。
邓--更是年年讲“机遇”，1990年他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1991年指出
：“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这是个机遇”，1992年指出：“这是你们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能放过。”1993年指出:“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1994年邓--再一次强调：“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
江--作为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难得的机遇。
在xx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党的xx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再次强调了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二、构成机遇的主客观条件瞬息万变，机遇具有偶然性，能否善于抓住机遇，体现了我们的责任意识、时间观念、务实作风。机遇能否出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不完全确定的;同时，机遇并不总是存在和不变的，当机遇来临时,如果不立即紧紧地抓住它,它就会很快消失,于是,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来临。而这个等待,也许是漫长的、甚至是痛苦的。更可怕的是有些机遇“一去不复返”，再也等不到“下一次”了!俗话所说“时不我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是这个道理。邓--曾经讲：“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追都追不上”“机会难得呀!”“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会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据统计，在《邓--文选》第二卷的60篇文章中，直接讲到时间、速度的有51篇，在《邓--文选》第三卷119篇文章中，直接讲到时间、速度的有102篇。他一再提醒全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总书记同志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又一个难得的有利发展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只争朝夕地工作。” 建国以后，我们曾丧失过某些机遇。比如50年代后期，我们急于求成，人为变革生产关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结果经济滑坡，生产萎缩。而此时的日本、德国抓住了美国的汽车技术、半导体技术和家电技术大规模转移的机遇，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再比如“十年文革”时期。世界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球产业结构再次调整，西欧、北美相继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成功利用这一机遇，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我们却“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不仅又一次痛失机遇，而且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回顾这段历史，李先念指出，“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换句话说，相当于败掉了1949-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相当的一份家产。邓--极其痛心地指出：“我们从1957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这些例子，从反面证明了抢抓机遇与快速发展的关系。江--强调：“在形势和机遇问题上，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态度：要有时代的紧迫感，抓住机遇;要有历史的责任感，珍惜机遇;要有科学的态度，用好机遇”，第三、机遇一般指有利的甚至最佳的条件，能对事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引起重大变化，能否善于驾驭机遇，体现了我们的战略眼光、胆识魄力、决策水平。哲人说过，“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哲学家培根也曾说“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都是强调要增强用好机遇的本领。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始终不渝“占机”，不可“失机”，主张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认为把握时机是一种聪明才干，唯有虚心研究，勤于思考和思索的人们才可以获得。邓--认为，要把握机遇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邓--关于机遇与发展、机遇与挑战、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等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对于当期推进我们学校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总书记强调，能不能用好机遇，“是一个涉及科学判断和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认识问题，也是一个事关胜利实现我国改革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个战略判断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有充分客观依据和重大战略意义”。在上述机遇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抓住了许多重要机遇，推动着中国这艘航船扬帆远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我们党抓住这个难得的大机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共产党人抓住机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及时抓住机遇，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党审时度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论断，有效运用了这次战略机遇期，成功地把握了4次重大战略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第一次是苏联的解体和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总体实力很快超过了俄罗斯。第二次是日本政府未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化危为机，使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为我国经济赶超日本提供了机遇。第三次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为我国缩小与美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差距创造了机遇。第四次就是的世界经济危机，将我国推上了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地位。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有着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中国的国际影响，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看，都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可见，能否形成系统科学的机遇思想并付诸实践，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的大问题。从革命年代抓住机遇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到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抓住机遇做出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到党的xx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处于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从世纪之交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到“十一五”顺利通过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机遇”一词，亿万中国人已耳熟能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二、xx的发展与机遇的关系xx近70年的发展历程，既沐浴着党和国家的阳光雨露，也是国家信息通信事业发展壮大的见证和缩影。xx人在一次次困惑中求索，在一番番砥砺中前行，在一回回变革中提升。南京邮电大学的发展总是与机遇的把握、驾驭息息相关。当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华大地，稚嫩的xx应运而生，勇敢地担当起为我党我军培养通信人才的重任，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学校培养了一千余名通信人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建立了学校与邮电同呼吸、与通信共命运、与国家共发展的密切联系。当教育改革的浪潮扑面而来，xx人一次次抓住了发展的机遇：1958年升格为本科，1978年成为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权高校，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授权，启动新校区建设，成功更名为大学，学校的办学内涵不断丰富、办学实力不断增强。当进入“十一五”以后，我们准确把握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提出“要跳出xx看xx，要站在江苏高等教育的发展全局看xx，要立足于全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大趋势看xx，要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维度看xx”。第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实现一个目标(建设“多科性、教研型、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取得重大进展，学校综合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凝炼一种精神(凝炼并弘扬xx精神，铸造“务实、进取、高效”的校园文化)，发挥四个作用(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师生的主人翁作用、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完成一个转型(从外延与内涵并重向以内涵建设为主的战略转型)，推进三项改革(教育教学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二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五大体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拔尖人才选培体系、重点学科建设体系、科研工作创新体系、开放办学支撑体系)，实现八个提升(快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层次、学科建设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学校国际化水平、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稳步提升教职工的福利待遇)的发展思路和目标。明确提出了管理工作方针(增强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提高效率、形成合力)、学科建设方针(“抓中间带两头”、“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先为、有后为”的建设原则，正确处理好特色发展和多科性大学建设目标的关系，明确了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确定了学科建设的重点;按照“理关系、抓整合、重特色”的思路，加强学科整合，根据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对相关学院进行了调整)、科技创新工作方针(“政产学研紧密结合”，重应用、重创新)、人才工作方针(立足培养、着眼提高、择优引进、合理使用、科学考核)、基本建设方针(挖掘潜力、提高效益、依据财力、急用先建、分步实施)。学校整体定位(多科性、教研型、国际化)、办学层次定位(稳步发展本科教育，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积极拓展留学生教育，加快推进国际合作)、社会功能定位(立足江苏、辐射全国;面向行业，服务社会)、“四大发展战略”(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创新活校)等关乎学校长远发展的顶层设计，使学校发展的目标更加远大、思路更加清晰、改革更加有力、路子更加顺畅。
庆祝建党93周年党课讲稿_党课材料
当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我们抓住时机于下半年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发展战略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抢抓机遇、科学发展”的活动主题。在四届三次教代会开幕式上，我们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六个观念”：“人”是发展的第一瓶颈;“机制”是发展的第一要素;无功便是过;错失发展机遇是最大的罪过;放弃原则的好人主义也是以权谋私;“怕”字当头是领导干部的最大素质缺陷和思想障碍，全校上下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
当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构想，我们紧紧抓住国家发展物联网重大机遇，果断决策，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物联网学院、物联网研究院，建立了南京邮电大学物联网科技园，成立了南京市物联网产业联盟，也因此而获得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及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的立项建设，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省份，提供了有效支撑。
当地方政府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时，我们积极探索以研发基地共建为形式的政产学研紧密合作模式，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与无锡、苏州、如皋、常熟、昆山、南京鼓楼区、雨花区、栖霞区、建邺区等签署了校地全面合作协议，与中国电信、移动、联通以及中兴、华为、ibm、福建富士通、南京三宝科技等企业共建联合研究机构近30家，签订横向科研合同1200余项，合同额近2亿元。
当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我们加快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首次成立了海外教育学院;转变原外事办公室的职能，成立了海外合作与交流处;恢复招收留学生。目前已与9所国外大学签署了合作办学协议或备忘录，已经启动涉及5所国外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交流项目。海外教育学院已有在校生超过1300人，首届毕业生200多人已顺利毕业，其中考研录取率超过50%。近百名同学被录取到美国、英国等国家的著名高校。通过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学校的办学空间不断拓展、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视野不断拓宽、国际合作能力不断增强。
当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我们大力破解影响学校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更超常的魄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以更开阔的思路全方位深化改革，将体制机制创新贯彻于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一是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包括逐步建立各工作岗位“能进能出”机制，逐步过渡到全面实行人才租赁的人员补充机制，教师的培养提高机制、队伍优化机制，逐步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体系，完善重能力、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激励机制，不断强化干部队伍培训提高和优任弱免机制等。二是创新科研工作机制，包括建立综合投入机制，各学院定编时给予一定的弹性编制，不断落实科研考核机制等。三是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机制，提出了“两提高、一降低即提高合格率、优才率，降低编级率”的工作目标，并建立了学业预警制度、成立了强化培养部。四是创新发展动力与保障机制，包括进一步深化二级管理，进一步落实绩效考核机制，建立学科、学术带头人滚动选拔机制，构建资源整合机制，不失时机地建设“民心工程”鸿雁名居等。
同志们，粗线条地回顾学校的发展实践，我们不难看出，机遇的形成和出现固然离不开种种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但更离不开我们主观上的努力。近年来，正是由于我们抓住和用好了一些重要机遇，我们的各项举措才初见成效，各项事业才得到较快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我校实现了29项零的突破，其中“国”字头的15项，取得了多项标志性的成果(去年学校一举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各1项，填补了的空白);学科平台建设成绩斐然，进一步确立了学科建设的龙头地位，近年来，我们一举取得了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个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工程中心、2个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培育点)。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硕果累累(与“十五”相比，我校“十一五”期间科研经费总量增长328.7%，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数增长277.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为“十五”期间的6倍多，省部级项目立项数增长405.9%;sci收录篇数增长550.9%;ei收录篇数增长419.1%，istp收录篇数增长521.1%，专利申请量增长近10倍，年度科研经费首次突破1亿元);师资队伍的规模、结构、比例大幅攀升(与“十五”末相比，专任教师净增254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由27.1%上升至45.7%;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人数增长了176.6%，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人数增长了416.1%;博士生导师人数增长了192.9%，硕士生导师人数增长了276.7%);办学规模增长迅猛(在校普通生超过16000人，其中研究生规模增长了93.6%，年招生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升(中层干部平均年龄下降至44.5岁;其中正高职称比例由20.93%上升至37.78%)。办学条件显著改善(以来，学校建设发展资金总量达22.5亿元，新增建筑面积15.86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