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实主义文学强调表现社会，客观反映社会和人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而赞美美好，抨击丑恶正是文学的良心所在，但要想让读者对此有较强烈感触和认同，则需要用一些语言技巧。如讽刺和揶揄，就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常用的手法。
在俄语文学中，讽刺艺术是传统，比如果戈里的，的对封建社会和官僚的讥讽，令人笑中带泪。而《钢铁》实际上并不将讽刺作为主要手法，但作品中几次成功的运用，仍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看《钢铁》时，大家笑得最厉害，莫过于读到保尔戏剧性地被“拉达”军官契尔尼亚克上校从监狱中释放，效果之所以这么好，离不开反讽的处理和之前的多处铺垫。管理监狱的卫戍司令是的儿子，虽然自小备受宗教“熏陶”，却只知道滥用职权，强抢民女，先前已经有一个军官（萨洛梅加）当面嘲笑他能力不足且不务正业，契尔尼亚克上校在催促军人整理一片狼藉的内务时，一经副官提醒，就立即去监狱查点犯人，而且根本没指望有什么卷宗案底能用得上，显然他也清楚卫戍司令是块什么料，而监狱在这样卫戍司令管理下，很多无辜的犯人和革命者胡乱关在一起，十分混乱，根本没有人过问。因为囚犯大多数是乱抓来的，契尔尼亚克上校仅仅问了几句，就立即把人放掉，保尔和地下党多林尼克也乘机编了很荒唐的入狱理由而混出监狱。有一个酿私酒被抓的老妇人，一个劲祝愿上校“上帝保佑，好人好报”。而上校他释放犯人的举动绝不是突发善心，而是“顾大局”的，当时“拉达”领导人和外国使团在当地参加阅兵，上校必须将“形象工程”做好，否则监狱关满名不副实的犯人，这可能令大头目不满，甚至对外国“援助”有不良影响。在审问犯人时，上校还有“意外收获”，原来一个犹太剃头匠，被捕是因为多了句嘴，问了关于犹太富商为避免当他犹太人再遭“拉达”军队屠杀，计划向彼得留拉请愿的事。萨洛梅加原先对卫戍司令说过，屠杀犹太人事件是绝对不能被提起的，如果这件事泄露给外国使团知道，会引起严重后果。在上校看来，剃头匠既然与犹太人的事有关，就必须将加强控制，结果，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剃头匠，不但没被释放，反而被上校重点押解到司令部。事后契尔尼亚克上校还不忘骂无能的卫戍司令几句，扬言“要把他关几天禁闭”。
中这段故事情节，本来是很平直的叙述，却对产生了极强的冲击效果，反讽的艺术手段功不可没。军官的荒唐和自以为是，地方“拉达”的行政管理低效混乱，卫戍司令的无作为和胡作非为，最终导致错放了犯人，固然令人捧腹，而上校继续关押剃头匠，这绝对是神来之笔，将迫害少数民族的罪恶、事后试图掩盖证据，外国势力干涉他国内政的丑恶全都揭露了出来，如果读者想到这一层，就又笑不起来了。的这次讽刺可谓超高水平，其杀伤面之广令人乍舌。
除了敌人，还在作品中讥讽了革命后产生的官僚。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对官僚这一套极为反感，因此在中对的嘲讽相当辛辣。
比如拥有外号“理论家”的团干部屠弗塔。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党史辩论中，被学习时间不长的保尔轻易驳倒，这不禁使读者诧异，保尔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随着剧情的深入，屠弗塔的形象原来越清晰了。保尔在抢修铁路时负责带队，屠弗塔借保尔与冬妮娅的关系做文章，质疑对保尔的任命，因为“官报私仇”，结果受到上级的训诫处分，被团员们嘲笑。杜巴瓦为了抢运铁轨，截留了公交车，屠弗塔于是写报告要求给杜巴瓦处分，被团委书记阿基姆一顿训斥。保尔归队后，屠弗塔拒不恢复保尔的团籍，又被新任的团委书记批评，这次团员们不嘲笑了，要撤他的职……，他处理事情死扣条文，官僚作风严重，对同志的需求也从不热心，其结果是经常损人不利己，他就是这样，一直不被任何人喜欢。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屠弗塔在党史辩论时输给保尔了：并非他的水平比保尔弱，而是因为本本主义者肯定比不过那些理论联系实际的，而他那“理论家”的称号也绝不是褒义的。
不过团委书记也指出他有个“优点”：整理档案比别人强，他也十分热爱这种工作，而且这种工作非他不可。看到这，大伙恐怕又都笑了——因为屠弗塔比别人都“机械”，所以他适合去整档案。
屠弗塔后来因官僚主义被解职，他为了在政坛上翻身而加入。在团员辩论中，他的发挥到了极致，一时辩论会上哄声四起，连同是托派的兹维塔耶夫等人都私下骂他是笨蛋。
除了屠弗塔，还讽刺过一个维持会场秩序的大个子纠察队长，他对丽达前倨后恭的态度，简直又一条“变色龙”。
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在作品中嘲讽了一下小市民。
有一个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在保尔在与冬妮娅交往中，起了垫脚石作用的苏哈尔克。他的家境还不错，父亲是调车场的头。苏哈尔克利己自私，毫无理想，贪图享乐，恃强凌弱，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他知道冬妮娅爱读书，但对冬妮娅为什么爱读书根本不能理解。为了追美人，他赶了一次时髦，给冬妮娅些情书，还抄了不少爱情诗，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荒唐举动使冬妮娅十分反感。为了在冬妮娅面前逞英雄，他无故欺凌小他两岁，家境贫寒的保尔，结果自作自受，被保尔一拳打进河里，摔成了落汤鸡。
后来阿廖沙向保尔介绍考中学的经过，提到他一起考学的几个市民家庭的同乡青年，苏哈尔克也在其中，这几个青年虽家境富裕，有机会学习，却不学无术，他们考不上中学，竟然欺骗学习优良的阿廖沙，说他没有通过考试，幸亏阿廖沙没上当。苏哈尔克等人后来上了不用选拔的技工学校，总算能暂时应付一下家人的希望了，但他们仍然每天喝酒赌博，不思进取，受教育的机会也就白白浪费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上过技校，1920年因前方吃紧，辍学参军，血洒疆场。1922年，他曾经短时间重返学校，学校生源的乱象使他不满，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学，而像苏哈尔克这样家境殷实，却虚度人生的青年为数不少，他们挤占了有限的学习资源，对社会、对自己都没有一点好处。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女友别莲富斯的信中，对他所在的两年制技校加严学员入学筛选的做法很赞同，但他本人原想直接上二年级，这样一来只能重新从一年级上，感觉非常亏。信中这种矛盾心情令人忍俊不禁①。
据一些资料，前苏联即使到了30年代，已经推广了全民教育，却仍然没有在全民中消灭文盲。这里有全民教学刚起步，水平低的客观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学生不愿学习，其表现就是学校的逃学、退学率奇高。其实许多国家在推行教育时都难免遇上这个问题，因此有人说，“要扶人，先扶志”。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说中的嘲讽也有不高明的。内战时，舍佩托夫卡“城头变幻大王旗”，小市民无所适从。一个叫格拉西姆的市民在“拉达”军队进城后，因为家里误挂了列宁像，结果挨了二十鞭子。我想，怎么就不反过来写，让可怜的格拉西姆在红军来时，挂个别的什么像呢？
奥斯特洛夫斯基使用讽刺手法还是很注意场合的，遇上大是大非的时候干脆就不用。比如在描写兹维塔耶夫、拉兹瓦利欣时，作者显然认为他们在贪恋个人权威、压制民主的做法，比起屠弗塔的教条主义、纠察队长的媚上欺下对革命事业的伤害更为严重。另外在描写民族主义者屠杀犹太人，波兰人杀害革命者，或者党内坏分子（如法洛伊等）犯下恶行时，文章的基调就都不是讽刺，而是愤怒的声讨。
除了讽刺，小说中也用了揶揄（善意的嘲笑）。因为人和社会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时善意嘲笑一下光明面的不足之处，是完全可以的。比如朱赫来听工人们讲给工地弄取暖设施的经过，对提到的投机倒把干部只能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还有保尔在火车上抢座、丽达写“出轨宣言”，以及冬妮娅搞感情预备队等。
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保尔毒打玩弄女性的法伊洛后的危机处理。在党的法庭上，法伊洛被开除。本来保尔也应该因打人受警告的，结果保尔的朋友出示了保尔的健康证明，说保尔的一时暴怒与解放战争受的伤有关。这说法本来也就是骗小孩的，但大家本来都赞同保尔教训法伊洛，甚至有的心里还嫌打得不过瘾，这份健康证明又使人想起了保尔昔日的付出和功绩，结果裁决组认为辩护有效，做出了明显偏袒保尔的裁决——不予处分。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很古老的命题：要理性还是要情感，我从不认为保尔会因为迷信权威变成机器人，因为保尔思想独立，不迷信权威。但保尔在时间和学习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了，真让人担心照这样下去，保尔还是会变成机器人。不过这一次，保尔对法伊洛这一空前恶劣的行为表现出的强烈痛恨，以致一时失控，出手伤人，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裁决组的集体偏袒，也证明他们也是有义愤、有感情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从不提倡禁欲主义，认为革命者既要理性，又要有感情。
但整件事上作者只做了这一次揶揄，因为总基调很沉重，让人根本乐不起来。
据记载②，法伊洛的原型并非只是脑袋上开个口，再开个除，事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被他欺骗的女青年用枪把他爆了头，女青年事后被判了刑（缓刑）。奥斯特洛夫斯基出于对女当事人的保护，改写这一事件，让保尔替她出头，同时将这件丑闻的注意点转到党员的道德作风上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疗养院养病期间，曾听到一些干部在阳台上吹嘘自己的恨人经历，感觉像进了下水道一样，作者认为这类败坏的作风会导致危机，必需严惩和制止，该经历也同时写进了小说的这段情节里。
①《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王志冲译，2011年
②《活生生的保尔柯察金》，特列古勃著，1968年
PS：我认为小说中表现出了世界名著的特性，作者思想实际上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下面是我觉得还拿得出手的两篇评论，
要是还有兴趣，欢迎看一个“王炸”性的技法，但也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
我曾经想过很长时间，到底用什么术语来定义这种文学写法。原先想过“春秋笔”、“曲笔”等，突然间眼前闪过一个词“反逻辑”，我个人认为这个命名还算恰当。
中国学术界对“反逻辑”研究最深的是，我举个例子，探望重病中的——，当时悲伤流泪，一出了门，立即在花园里细致地欣赏园中美景。里什么都没提示，也就放过去了，顶多会说尽扯些没用的。如果没有专家提醒，说这个举动按正常逻辑看是反常的，几个读者能理解到此时王熙凤为将要满足的权力欲望得意（因为秦可卿如果过世，荣宁二府的内务将是王熙凤一手遮天），并为大家族内暗流涌动、灭绝人性的权力斗争感到惊悚呢？
现实主义文学使用反逻辑暗笔的很罕见，这是一个压箱底的绝招，同时也是险招，用反逻辑安排情节，并在取书描写中故意“留白”，会给在按正常逻辑分析时构成了极大的（，这可比暗讽的理解难度大太多了），一旦读者破解“留白”，就会立即感受出一种刺痛心灵的、浩瀚的美。
请注意这种暗笔写法是“反逻辑”+“留白”。
阅读《钢铁》是，我们也遇到同样的挑战。比如，许多读了好几遍，脑子都想疼了，也没弄清保尔和冬妮娅到底是为什么分手的，筑路偶遇为什么最终搞得两人在情感上双输。因为中该情节的安排是反逻辑的，而且按照小说的特殊结构，此时冬妮娅的内心活动正巧对读者关闭这种“留白”的解读空间太大。对于来说，正常思维是冬妮娅是小资，保尔为革命舍弃了这个拖他后退的女孩，但是既然冬妮娅是要批判的，为什么在前面的章节把冬妮娅写得这么好？保尔似乎不满冬妮娅穿好衣服，但保尔之前曾穿着整齐地去冬妮娅家里做客，之后也一直穿丽达送的外国皮衣，怎么就不接受冬妮娅的衣服呢？这就是反逻辑，最简单的解答方法要么承认自己看不懂，要么就是认为作者水平不行，脑子被烧掉了。
我比红学家幸运，因为红学家在推断的真正用意时，没有第一手资料能证明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却能看到前年刚翻译成中文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从作者写给女友别莲富斯的信件。从中我看到了一对人生观不同、理想有异的年轻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只要理解了一开始就将冬妮娅描写成一个持有自由主义理想的女孩，她和保尔的理想差异，随着年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越来越大，故事情节一下子就梳理清楚了。至于细节。我在《不被理解的真爱》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另一处反逻辑，是保尔看到杜巴瓦突然间堕落，可能也会大吃一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保尔一样，他也是思想成熟的优秀青年干部，同时也有圆熟的手腕。书中他的一些话，现在我们看时还会频频点头。他可以为理想不计生死，不管个人得失，就算杜巴瓦“哀莫大于心死”，但变得如此不堪，是反逻辑的。而我们不知道当时杜巴瓦的想法。最简单的解答方法还是：作者水平不行。除此之外，还有他解吗？
线索在好几页之后，扎尔基娶了安娜，而杜巴瓦退学又上学，离党又入党，可就是“中毒太深”。我们就明白了，杜巴瓦为了坚持心中认定的“”路线，既要掩人耳目，还要不拖累家人，才装成又喝又嫖，可谓用心良苦。我们能推测，他不会有好的结局。
于是可以推测，作者通过描写保尔与人生中最重要、最亲密的两个人的决裂，对如何在革命事业中合理对待异已思潮进行了反思。
一些传世的绘画，镜中的影像往往有更绚烂的效果。一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用逻辑的倒影可以发现它更大的价值。怎么找到这些文学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高压下的良心之作。
为什么《钢铁》的最后部分不好看？
许多读者说，《钢铁》读到最后几章，有点读不下去了。我觉得既有小说本身的原因，也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带来的“理解错位”。
《钢铁》塑造了大量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血肉丰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随着主要人物的陆续离开，故事情节趋于平淡，虽然对保尔在瘫痪前后到投身写作的心路历程描写，确实写的很好，但作品的可读性还是下降了。
《钢铁》最后2章半涌出了很多新人物，他们都是保尔在求医期间认识的。除了对巴扎诺娃和列杰尼奥夫的描写还算可以，多数人物都是一笔带过(劳琳、罗德金娜的部分在小说发表前删除了)，显得非常单薄（好在后来还有达雅救场）。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过于“自然主义”，作者没有处理好现实与艺术的距离，保尔遇上的人和事与作者的经历几乎等同，太过写实，也就不“好看”了。
除此之外，大家可能也不太喜欢保尔的结局。小说刚在前苏联流行时，善良的读者并不知道小说的情节是作者依据自身的经历写的，还写信指责作者“对英雄太残酷了”。现在的读者价值观更加多元化，比几十年前更加重视个人的权利——献身理想固然值得尊重，个人也应该获得幸福。但主人公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悲剧性的。他失去健康后，虽然成了家，得到朋友的鼓励和安慰，并奋力保住了战士的尊严，但他得到的物质补偿很少，只有微薄的抚恤金和莫斯科小巷深处面积狭小的住房，当然，他可以享受公费治疗，比如小说后2章，保尔在哈尔科夫进行了膝盖手术，两次去克里木休假疗养，莫斯科专科医院待了18个月（去老马切斯塔疗养院做泥浴康复是自费，结果花光了积蓄，把藏书和外套都变卖了，靠朋友接济才渡过难关，但作者没有将遭遇在小说中诉苦。）总之保尔的生活逐渐一贫如洗，在小说结束时也貌似没有改观。保尔付出了全部，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也难怪许多年轻人对主人公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心里不舒服。
还有更“惊人”的质疑，余一中教授认为保尔得到公费治疗，仍是体现少数人特权，主人公的贡献不配他所得到的公费治疗。余教授对俄语文学的学术水平和对集权主义的反思都很令人敬佩，可能是他看不惯一些现象，保尔也跟着“躺枪”了。在此就不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