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禁毁名著精华 史上严重的毁书事件曾造成哪些名著失传?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参考文献: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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