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看了由顾维钧用英文口述，国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顾维钧曾担任袁世凯的秘书，在书中提供了以他为视角的对袁世凯的看法和很多当时的细节。
为了不引起歧义和误解，我把开头的文字更详尽地引述一遍，这段文字是顾维钧回顾1912-1928 期间的北京政府和总结这一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失败时提到的：
“……民国初期我任袁世凯总统秘书时与他的谈话。袁详细问我关于‘民国’一词的含义后，对于中国老百姓是否能有足够的一心为公精神来建成真正的民国很感怀疑。从那次对话中我感到，袁世凯总统虽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但他对于民主的内容则是一无所知的。我想起他的思想状况可以代表当时几乎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仅有的例外也不过是几个曾在国外学习、旅行和看过民主在西方如何实行的少数知识分子。”
即顾维钧所认识的袁世凯是一位在对外交涉中极力维护国家利益的人，只不过是他和当时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并不了解民主，不了解如何使民主起作用。他甚至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而说到袁世凯身上的“卖国贼”标签，则不得不提到日本侵占青岛及二十一条。
当时一战爆发，北京政府选择中立。1914 年8月，离欧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撤出青岛租借地。之后日军在事先未告知的情况下，从山东的龙口登陆，向青岛德国租借地推进。袁世凯从山东都督的报告中获知此事后，召集所有内阁部长与会。
据回忆录中记录，袁世凯还特别邀请了顾维钧等三位分别到美国、英国、日本留学的，懂国际法的内阁参事到会，讨论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袁世凯首先询问这三位参事的专业意见，顾维钧和留英的参事都表示日本公然侵犯中立国领土，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留日的参事则表示难以有明确意见。随后袁询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为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什么行动，段表示准备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袁直截了当问能抵抗多久，段说四十八小时。袁问之后怎么办，段望了望他说，听候总统指示。袁再问外交部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没有成熟的意见。袁环顾四周，其他总长均沉默。袁于是叹了口气说，固然很明白按照国际法应当怎么办，但是我国准备不足，难以尽到国际法里中立国的义务，只能参照1904-1905 日俄战争期间划出“交战区”的做法，划出交战走廊，日本通过此区域进攻青岛中国不予干涉，此区域外中国仍然保持中立。
回忆录的原文：“由于陆军总长说明中国没有准备不能进行长期抵抗，而且总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方案是当前中国应遵循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政策。”
日本随后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并且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政府开始忧虑日本借机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这种忧虑变为现实，1915 年1月，日本公使要求特别会晤袁世凯总统，会晤时提出一系列要求，即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要总统答应保守秘密。
“袁世凯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因此袁世凯立即同意与日本政府开始谈判，同时嘱咐新上任的外交总长陆征祥，要他尽量拖延条约的签订，以期换得时间争取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
回忆录中记载：“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我向总统和外交总长说明，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我看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也应告知伦敦……我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秘密越来越公开，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企图迅速签订条约，结束谈判。陆征祥仍采取拖延办法，但已越来越不灵了。”
迫于压力，二十一条共五号中的前四号已经敲定，然此时华盛顿向东京表达了对中国支持的立场，中国政府则在第五号上采取强硬的态度，“日本压迫中国对第五号进行谈判，而袁世凯总统坚予拒绝，以种种理由拖延谈判”。然而日本一再催促，暗示将在满洲或青岛采取某种行动，并最终于5月7日递交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签订条约。于是中国政府在由顾维钧起草的给日本政府的复文中，表示同意条约中的前四号，但第五号不能接受。回复之后，在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同意后，顾维钧又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公开声明，说明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的立场以及被迫签订条约的情况。
这就是签订二十一条的全过程。
而关于另一件著名的“窃国”之举，也就是袁世凯恢复帝制，前面也提到了，袁并没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他希望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在他的心目中，唯一的形式只有帝制政府。至于袁世凯有没有通过签订二十一条来换取日本对称帝的支持，以及之后恢复筹建帝制的具体情况，回忆录里没有详细的记录，因为签订完二十一条后的1915 年8月，顾维钧就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动身离开北京了，随后辗转至伦敦，10 月被任命为驻美国公使，11月赴美就职。
以上就是《顾维钧回忆录》里顾维钧眼中的袁世凯与二十一条。你也可以说这是顾维钧的一面之词，这固然没错，但是至少提供了一个独立而清晰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
看完这样的历史描述之后，相信每个人都会对那段历史，对袁世凯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吧。
所以究竟到底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的问题，我并不想直接回答，因为我本身非常讨厌这种给历史人物贴标签的做法。历史是由许多鲜活的人物组成，任何历史事件或人物都不尽相同，简单粗暴的标签化只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产生刻板和孤立的理解。某人在某段时间里做了一些事，你不能简单就地贴上卖国不卖国、反动不反动、伟大不伟大或是正确不正确的标签，一叶障目，到最后不停地有人贴标签、有人撕标签，却没有人关心事情本身。
推荐大家读读这本书，有很多有意思的不曾想到的历史细节在其中，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史、外交史的很多方面。关于历史，读那些历史学家用零零碎碎的材料拼凑的东西，哪能比历史的参与和制造者亲自讲给你听更有意思的呢。口述历史就是这样令人着迷。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如果有孔子的访谈，谁还看于丹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