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学习能力能有多强大？-爱华网

承蒙知友们的欣赏与点赞，再次申明一点:文中的主人公不是我，他是我大学时的一个老师，唐翼明教授。为了大家更好更完整的了解他的关于强大的学习能力的故事，我在此作一次增补。
————————以下是答案原文————————
以下是关于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拿到硕士文凭的人自传的真事: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邓小平上台，新政开始。邓小平所做的第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重开高考，1977年招收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年底宣布第二年将要招收第一批研究生，但只限于理工科。我当时立刻就意识到这将是一场大改革的开始，也是天下读书人一个极其难得的转机。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基本停止了十年，教育出现了严重的断层，一方面是市面上人才稀缺，无才可用，一方面是仓库里人才堆积，近于霉烂。这第一次的高考和研究生的考试，将从大量堆积的人才当中拔出佼佼者以应国家急需。这些被拔出来的佼佼者也就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各阶层的骨干。必须抓紧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当时令我非常遗憾的是，我只有一个高中文凭，离开学校之后又没有再搞过数理化，在中学教的是语文，要在短短几个月内把数理化进修到能够报考研究生的水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力劝我学水利的弟弟去报考，但是我弟弟说他1965年考进大学，才上了一年课就搞文化大革命，所以没有学到什么，现在要考很困难，何况他并不怎么喜欢理科。不久之后，教育部又加发一个通知，说第二年的研究生招考也将包括文科。我喜出望外，立刻决定报名。那一年我36岁，正是报考研究生的最高年限，我庆幸自己至少还具备报考的资格。同时邓小平还做了两项极为重要而英明的指示：第一，是不计较学历，报考研究生并不要求有大学学历，而只要有同等学力即可。第二，不要纠缠考生的家庭出身之类的所谓政治问题，只要本人没有犯过大错误即可。这两条措施也等于为我开了特赦之门，否则以我高中毕业的学历和“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庭背景以及在文革中两次被打成反革命的经历，要想报考是没有希望的。但即使这样，当我决定报考时，我周围的亲戚朋友除了我妻子以外，没有一个人表示支持。他们说：“你考了两次大学，考了全省第二名，人家都不要你，你还做什么梦啊？”但是我决心已定，我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关键，无论如何我要抓住一试。如果实在考不上，此乃命也，但是如果我连试都不试，我绝对会后悔一辈子。
1978年二月报名，当时我可以报考的只有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跟古代文学（后来叫《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两个专业，一直到报名之前我都拿不定主意报哪个比较好。一位跟我同时准备报考的同事（他报考数理）对我说：“你到现在连哪个专业都没有考虑好，我看你是没有希望了。”非常遗憾的是，后来他自己却没有考上。我最后选定了古代文学。我记得当时要考的是五门功课：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唐代文学，外语，政治。二月报名，五月考试，我只有大概一百天的时间可以准备，而当时我在三阳路中学教书，每周要上十二节课，同时我又是江岸区语文教师培训班的老师，每个星期要给中学教师们上一次文学史课程，这两件事情是无法暂停的。所以我白天几乎没有时间来做考试的准备，只有晚上跟周末可以利用。我告诉自己，这个时候如何调动自己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排除一切跟考试无关的干扰，并且抓住重点，不浪费任何精力，对于我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我决定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放在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和唐代文学这三门上，而外语和政治只耗费最少的时间跟精力。因为很明显，外语不可能在三个月之内有特别的提高，我那时选的是英文，我决定只花很少的力气把一本薄薄的英语语法手册再认真地读一两遍，英文单词则完全不去管它，记得多少就算多少，不再学新单词，因为那次的英文考试是允许带字典进考场的，所以把精力耗费在词汇的记忆上，既无必要又无效果。其次是政治，当时的所谓政治我断定只会考一点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事，这都用不着做什么准备，只要在临考前找到一本合适的资料拼命背熟就行了。剩下的三科是专业课程，我决心把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放在这三科上面。这三科内容宽广，当时高等教育停办了十年，所以也没有什么现行教材可循，以什么作为复习的根据就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我凭自己的读书经验认为古代汉语所有的教材中以王力的《古代汉语》（四册）为最好，也是文革前大学通用教材，这本书我已经读过两遍，我就靠这本书学通了古文。现在我决心在三个月内把这本书从头至尾再细读一遍（一共二千页），至于古代文学我觉得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册）是最好的、也最权威的书，这本书我从前也读过，我决心把这本书从头至尾再详读一遍。至于唐代文学，我决定以中国文学史中论述唐代文学的部分为重点，再旁及其中提到的重要作家跟作品。
剩下的问题就是集中时间跟精力。我的办法是除了上课以外的一切其它事情，一概停下来不做，例如：不拜访任何亲友，不跟任何亲友会面、吃饭、聊天；不给任何人写信，包括母亲（我平时每月必写一至二封信）；不看电影，也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连每天早上必打的太极拳也停下来。总之，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都节省下来，全部花在准备考试上。我那时一家三代六口人住在一间只有十八个平米的房子里，而且三个孩子又小，所以我每天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就骑自行车到学校，在空无一人的教研室里读书，每天深夜十二点才回家。这样，我每天至少可以保证六个小时能够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志地准备考试。如此一直坚持到五月份笔试。记得中间还有一阵碰到停电，我只好买了几十根蜡烛，一次点十根，环立桌上，烛光摇摇，蜡油四溢，埋首书中，不亦乐乎。此情此景，恍然如昨。
笔试之后过两个月举行口试，口试的重点是古代文学。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口试中老师会问些什么问题，而中国古代文学浩如烟海，这一次要复习的范围就比准备笔试的时候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只有更抓紧时间。幸好六月份放假，全天都可以用来读书。每天清早吃完早餐，就抱着一堆我想得到的书坐在门前的树荫下，脱掉上衣，打着赤膊，穿条短裤，泡一壶浓茶，不断地翻看、做笔记，每天读书的时间至少在十四个钟头以上。从二月至七月大约五个月的时间，这一辈子读书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幸好这中间基本上没有生病，直到七月份口试前才害了一场病，是左腿的脉管炎，我一边吃药打针，一边仍然不放松，幸而老天保佑，十天之后也就痊愈了，并没有浪费我什么时间。
九月份放榜，我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大中文系研究生。如果我一生中也有所谓时来运转的时候，那么转就转在这一刻上，如果我那次没有考上研究生，此后下半辈子的命运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这一段经历让我明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或曰人生滩头，如何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并且抓住重点，毫不松懈，实在是决定人生成败的关键，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第一需要意志，第二需要智慧。

——————以下是且称作续集的故事—————

我很怀疑自己在三十岁之前是否知道世界上有一所哥伦比亚大学，鼎鼎大名的胡适是哥大毕业的博士，照理说我们这些读过几本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但是1955年大批胡适反动思想，我尚在衡阳乡下读初中，未能躬逢其盛，何况我们要批的是胡适的反动思想，至于胡适光荣的学历跟履历是没人宣传的。听说我进了哥大以后，我曾任教的三阳路中学的一位英语老师还说：“什么哥伦比亚？从来没听说过，肯定是野鸡大学。”想来我也不会比他高明到哪里去。有一点非常确定，就是我在三十九岁到达美国之前，肯定没有做过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梦。就是到了美国，也是半年之后才敢有这个念头。我到美国的头半年呆在洛杉矶，在那里进了一个英语补习班。后来有一位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当大学教授的父执在电话中告诉我，你要补英文不如干脆到纽约来，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很好的美语进修班（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简称ALP），我可以帮你申请。我于是来到纽约，进了哥大。
来到哥大在纽约市西116街的大门时，我站在门口呆了半晌。望着门前一左一右两个雕刻的西腊女神，以及石柱上的两个英王皇冠（哥大的前身是英国的国王学院），心里真正是百感交集，恍若梦寐。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三十年前你在衡阳金溪庙，这个时候正是土改工作队来封你伯父的门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深秋的下午，你跟堂弟抬水回来，站在厨房的门口，凄凉的斜阳把你长长的身影投射在黑色的泥巴地上。二十年前，你高考落榜，高中毕业生的你被老校长收留下来在母校教俄语。十年前的你，还关在牛棚的“五不准”学习班中挨批斗。五年前，文革还没有结束，四人帮还嚣张得很，大家还战战兢兢。三年前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接到武大的录取通知书，你那时候还是个只有高中毕业生学历的中学教师……你现在怎么会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一流学府的门口？这是真的吗？但看来是真的。
在初秋的艳阳和爽气中，我一脚跨过了这道门坎，我成了哥大的学生了。但不不久我就发现，没错，我已经是哥大的学生，哥大的注册本上已经有我的名字，但是这个学生却带点编外的性质。等我念完了ALP以后，没人能够保证我继续是哥大的学生，哥大的研究所需要另外申请，能否批准尚在未定之天。我拿到申请表，在那位父执——他叫陈庆，是纽约新泽西洲罗格斯大学教授——的指教下填好了表，附上我在武大的成绩单、硕士论文，和在国内几个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简称EALAC）提出了申请。
1982年年初，我得到了东亚系的回函，上面说：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你为本系的研究生，不过有两个“但书”：第一，你在武大研究所的成绩非常优良，但我们现在还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位，所以你在本系需要从硕士念起，不能直接念博士。第二，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语教育状况，我们很担心你的英文是否够用，你既然已经在本校的ALP就读，那么我们希望你在今年秋天入学前要读到ALP的最高级，即第十级，你才可以进入本系研究所。
第一条我很愿意接受，我在中国没有念过大学，念两个硕士也是应该的，正好可以给我自己多一点时间读书，何乐不为？至于第二条，对我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在中国学的那一点可怜的英语，再加上在洛杉矶补习的几个月，到纽约后才考到哥大ALP的第四级，上面还有六级，如果我按照正常程序，一个学期念一期，那我一共还要三年才能把ALP修完，换句话说，我要到1984年秋天才能进入东亚语言研究所，再加上八年的努力（在美国常春藤盟校，花八年时间念个文科的硕士加博士是很正常的），我才能拿到博士。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到那时我不是五十岁了吗？何况到1984年这个录取书还有效吗？这一点通知书上并没有说明。所以上策是在1982年9月以前修到ALP最高一级。我想了想，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ALP的规定是一级级地考，你只要考过就可以进入下一级，没有限定你用多长时间。我已经尝试过，在1981年秋季念了两级，从四级修到了六级，如果我拼命，在1982年的第一学期（五月初结束）我就可以升到第八级，然后利用暑假四个月的暑期班，再拼拼命就有可能在九月进研究所之前修到最高的第十级。只有这样，我才能保证自己真正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否则只能算是哥大的外围而已。
我意识到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滩头。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再一次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抓紧你的竹篙奋力地冲过去。你会胜利的！
1982年9月，我终于修到了ALP第十级，我也终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注了册。我对自己说：你终于进了哥大，你现在可以宣称，你是哥大的学生了。 1/3 1 2 3 下一页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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