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英国等西欧国家控制造舰木材，以保证海权。
2-明清中国保持运河漕运，规避海上风险。
两盘大棋开局的时候貌似还有点章法，但坚持到19世纪就成了笑话。不要说棋子，连棋盘都被工业革命掀了。
从1650年到1850年，世界海权决定于风帆战列舰队的炮战。200年间，风帆战舰的造型几乎没怎么变，都是三四层甲板，三四个桅杆，几十门火炮，1500-3000多吨的排水量。多尔衮打李自成时候欧洲人用这个船，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炮轰广州还是差不多的船。因此造船材料也一如既往，基本上都是干燥的硬木。
摘自《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
技术没有明显突破，战争胜负就取决于数量，各国动不动就要造几十上百艘战列舰争夺海权。同时木制战列舰也会逐渐朽坏，所以过个几十年就得更新。如此之大的造船量，超出了工业革命之前一般贸易的供应能力，海权国家不能指望纯粹的市场手段来保证供应，必须为自己规划好木材产地。
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热带的坚固柚木。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就用一根优质柚木做龙骨。但这种木料毕竟稀少，当时西方势力还不能深入热带地区的内陆森林，不能保证随时都有优质柚木。另外这些热带森林离欧洲太远，供货时间太长，不利于军工生产。还有很多森林处于内陆地区，在没有铁路之前运木头的成本高到海军承担不起。所以海军强国都希望在欧洲沿海地区找到稳定的木材供应。
同上，摘自《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
所以，实际上的靠谱选择是北欧。这里森林密布，而且海洋深入内陆形成许多峡湾，购买和运输木料的成本都很低；此外，寒带树木生长慢，木质坚实，适合做船体（当时的船壳兼做装甲）；最后，橡木破碎时木屑少，可以大大减少中炮时的附加伤害。所以波罗的海橡木是欧洲海军的头等战略资源。英国虽然纬度比北欧略低，但也在本土种植大量橡木森林作战略储备。拿破仑时代的大陆封锁政策禁止欧洲国家和英国贸易，曾迫使英国砍光本土这些储备森林造船，连树苗都不放过。
波罗的海地图
当然，大多数时候英国人不用这么狼狈。由于海权在英国人手里，而且英国人不差钱。所以英国一方面在北欧、在加拿大种植战略储备林，为一个世纪之后的英国舰队储备木材；另一方面对欧洲大陆的潜在挑战者进行木材封锁。不意外的话，大陆挑战者必然是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国家，比如荷兰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一般都砍光了本土的原始森林，依赖进口木材造舰。所以英国只要能控制好木材贸易，就能把对方逼入“没木头一舰队质量下降一贸易自由受限一更缺乏造船木材”的恶性循环，控制对方接下来几十年的造舰节奏。
造舰必须用充分干燥过的木材，湿木头必须晾晒数年后才能使用，否则船体容易变形、腐烂。但法国经常因为没有木头用，所以偷运的木料一到就赶快造船，新船没造好旧船已经腐烂了，连桅杆都是几根木头接到一起用。这一度是英国压制法国海权的重要因素。
不过，以上说的一切到1853年都浮云了。工业革命造出了蒸汽机和能爆炸的炮弹（19世纪中国人口中的“开花大炮”），但传统海军强国因循守旧，不愿意接受这些被认为还不成熟的武器，更不愿意退役旧时代的昂贵战舰，自欺欺人地认定帆船还能再战二百年。俄国美国这样的后起之秀倒不在乎那么多，能造就造，不能造就买，买到就用。1851年俄国从英法订购一批蒸汽机，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时还没交货，只能全面使用爆裂弹这个先进技术。事实证明，爆裂弹让战列舰的木壳装甲不堪一击。俄国靠进口技术反而第一时间掌握了黑海的制海权（锡诺普海战）。
当然，归根结底英法是工业国，俄国当时还是个农业国。英法反应过来之后，首先断绝了俄国这个农业国的蒸汽机供应，然后赶快把自己的船装上蒸汽机开进去，打造了世界上第一支不用考虑风向的舰队，把俄国拍的落花流水。
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赢了，但也意味着风帆木制战列舰的过时，此前一个多世纪的木材控制战略就此作废。英国人这时才想起把世界首个工业国的力量输送到海军去，大造钢铁炮舰。但1853年的工业化已经不是英国能垄断的力量了，美国德国的工业产值还有一代人就要超过英国。不到50年，美国、德国都打造了足以挑战英国的远洋舰队，甚至无畏舰也没法挽回英国的战略下滑趋势。这时尽管英国当年种下的森林还在，尽管许多国家还是没有好木头，但英国保持200年的海权还是悄悄的滑落。木材贸易的大棋战略被蒸汽机和开花大炮炸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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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国家相反。中国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必须把边防资源集中于西北内陆，和蒙古人等草原民族（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人）进行战略对抗。鸦片战争之前、之后的一代人时间内，北京政府都发动过巩固中亚领土的远征，迫使所有蒙古人放弃了南下争雄的野心。所以中国对海外拓展没什么投入，毕竟历史上还没有海上蛮族威胁中原的先例。这意味着洋面上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因此中国政府一直不信任海运的可靠性。
但从地理和技术方面说，从元朝开始，海运已经转为中国最廉价的南北沟通方式，因为中国的首都从内陆的河南陕西搬到了距海100多公里的北京。元朝从南方向首都供粮已是海运为主，河运为辅。但到了明朝和清朝，运输线又搬回了大运河。
元朝之前，大运河主要是为了给河南陕西运粮
明清两代，一直有人倡议漕运改海运，但都被拒绝了。其中原因很多，比如说皇帝担心“奈何百万漕工”。即皇帝虽然知道漕运改海运可以节约全社会的资源，但由于行政能力有限，国家并没有能力把节约的资源再分发给运河沿线的失业人口，也就没法避免利益集团借此造反。所以南北运输一直靠运河。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既然帝国无力同时支持内陆边防和强大的海军，海上又不断出现强大的海盗和商团，的确把首都供应线放在海上有一定风险。运河沿岸都有陆军驻扎，无论如何也能保证北京政府吃上饭。
沿海被不断骚扰，因此北京政府不愿用海运来保证首都粮食供应
当然，运河也有弱点，就是要穿过长江，而长江是通海的。运河在镇江入长江，过扬州（江都）北上，镇江离大海200多公里，航道距离也只有300公里，要是敌人海军溯江而上怎么办？
京杭运河图，可见唯一可能被海军攻击的地方就是镇江。黄河、淮河下游淤塞，无法让海军进入。
和欧美海军相比，中国虽然差一些，但也不是美洲、非洲那种落后国家。欧美有重炮，中国可以修工事掩护自己落后的火炮；中国军舰和有几十门重炮的战舰打炮战有差距，但主场作战可以用纵火船围攻。此前郑成功父子就是用纵火船掩护小炮艇打败了荷兰人大船（料罗湾海战）。不过，纵火船也好，炮垒也罢，都必须在狭窄海域使用，不能给炮舰拉开距离打火力战的机会，所以不能用于外海，只能在在海岸、沙洲、岛群限制下发挥战斗力，对炮舰给予正面打击。
恰好长江就是这样的狭窄水道。镇江以下，大约有200公里的江面不超过3公里宽，几乎不存在岸边火炮射程外的安全带。更何况近代以前主航道水深只有6-7米，和风帆战舰的吃水深度相去不远，重型炮舰必须沿着江心几百米宽的航道前进，稍微转弯就会搁浅。这对帆船来说是个大难题——逆风和无风的时候，帆船在狭窄的航道上如何获得动力？（外海如何逆风航行是中学物理题，这里不再赘述）
所以，即便西方强国的炮舰已经横行七海2个世纪，大清还是不觉得洋人的舰队能威胁到长江航道内部。大不了在无风的时候用炮火伏击你，让纵火船一拥而上，总不见得你还能划桨跑掉？有这个威慑你还敢进来？
从当时看来，这个思路很符合战史经验。此前风帆舰队没有长距离突袭内陆的先例，划桨船则不可能越过大洋来打仗。也许1759年的英法魁北克之战是个例外，那一次英国舰队直接炮轰了法国建在河岸上的魁北克要塞。但看一下地图就知道，魁北克濒临的圣劳伦斯河下游根本就是海湾，几十公里宽，战列舰可以随便调头利用风向，和两三公里宽，六七米深、遍布沙洲的长江根本不是一回事。大清觉得海军不可能从长江进来是有道理的。负责前线作战的中国军官经过调查，在作战预案中否定了英国攻击内陆的可能性。
查长江入海要口以鹅鼻嘴为第一门户， 山势陡险，突起江中，江水直趋，傍山而下，江面深洪甚窄。 自江口以至京口，绵延数百里，望之虽汪洋无际，其实水浇滩高，沙线缕结，或南或北，曲折纡回，虽生长江滨之沙渔等船亦往往搁浅，视为畏途。鉴按稽地图，旁参舆论，博访熟识水性之渔户，咸以为该逆大船断难飞渡，火轮杉板等船虽可窜人，亦不敢远离大船巢穴。
伏查长江距海六百余里，节节俱有浅滩，礁沙缕结，其深洪仅止一线，曲折迂回。又有鹅鼻嘴、圃山关、焦山、象山等隘，重重锁钥。设有防兵，该兵断不敢舍其大船巢穴，舢板小船越六百里沙礁重地，深入扰我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直到上百年后，还不断有人感慨没有借长江水道的险要全歼英军：
如图，魁北克处名为河道，实际上是海湾的顶端。18世纪重型炮舰最深入内陆的作战
今日镇江江面，可见最宽处连沙洲在内也只有2公里。没有蒸汽机，帆船根本无从机动。
但1840年的英国人和以前所有的海盗都不一样：“咱有蒸汽机！咱就算贩毒也代表真理！”
蒸汽战舰，本身火力较差，但可以拖曳重型风帆战舰到合适的战位
有了蒸汽机就可以不在乎风向，开战的时候英国以三艘风帆战列舰为核心组建舰队，同时有4艘蒸汽拖轮可以拉着炮舰走，经常把炮舰拽到炮台死角开火。战争后期，东印度公司又补充了一大批军舰，其中近一半是蒸汽船。鸦片战争从1839年8月开打，英军一路攻占了厦门、宁波、舟山，炮轰广州、甚至逼到天津大沽口，清政府都没有真正和谈的意思。因为丢的都是沿海城镇，清政府觉得无关大局。但到了1842年7月，英国人凭借十艘蒸汽轮船突入长江，赋予炮舰在内河航道前所未有的机动性。战舰炸倒了镇江城墙，截断大运河，大清立刻就决心求和。但实际上，镇江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打的最好的战斗，清军以少敌众，給英军带来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单次战斗最大伤亡（近200人）。
前一天晚上，我们在航道上安放了浮标，两条沙船也在航道入口的地方抛下锚，负责指明航道，一条长长的沙滩，就在航道入口处东边。对于我方用船在航道上安置浮标， 中国军队不但没有实施任何反抗，且以轻蔑的笑声鼓励我方安放浮标的船只。虽然如此，小轮船麦都“号在几艘警卫船的支援之下，仍然继续驶进，尽可能地靠近江岸，以便我方船舰到达它们指定位置以前，防止中国部队企图把浮标移开。
这只舰队的旗舰由两艘小轮船在前面引导，小轮船和旗舰保持一定的距离。前面半英里处有华生( Watson)舰长所指挥的“摩底士底”号(Mo – deste)领航，该船经常用信号通知测得的水深。
1842年7月上旬，一支拥有约80艘船舰的庞大舰队向南京方向沿江上驶。“弗莱吉森”号已从上游回来，并带着一些情报，说在靠近运河入口的地方，直到镇江金山为止那一段扬子江，他们已经发现一条又深又清的航道。为使航行顺利，他们在那一带已经安放了浮标。整个舰队分成五个纵队，每纵队由一艘战舰率领，并由该舰舰长指挥整个纵队的行动。每个纵队包括八至十二艘运输舰，并配属一艘轮船，以便其他舰只遇险时给以援助。
除配属各纵队的几艘轮船而外，还有“弗莱吉森”号、 “麦都萨”号及“伯鲁多”号三艘轮船，也随队上驶。这三艘轮船的首要任务，在于照应领先行驶的那支舰队，但同时对于其他船只，在有需要时，也准备给以援助。 “复仇神”号和“伯劳西伯”号两轮随队前进，前者负责领航，并用旗语报告扬子江各段的水深。这支舰队从吴淞启航的时候，一共有十条轮船随行，等舰队驶至扬子江上游，又有两条威力强大的轮船一“德赖为”号( Driver)和“梅姆隆”号加入。
《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
《“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
如果没有蒸汽机，英国人断然无法给大清带来实质性伤害。19世纪中期的蒸汽拖轮+重型战舰，就相当于100年后的德国装甲兵团，或是21世纪美国的核动力航母编队。从这个角度说，鸦片战争是一场有代差的战争，但并不算有几百年以上发展差距的对抗。英国人凭借刚刚出现的武器才能给予中国决定性打击，这说明此前几十年，或者说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的差距并不大。
但代差就是代差。从史实看，7月22日镇江失陷，8月2日英国人摆出威胁南京的架势，8月29日中英就签署了《南京条约》。大清痛快地割地赔款，让英国人拿到了此前连胜两年没拿到的东西，可见蒸汽舰队对北京政府的震撼程度。战后英军撤走，但耗资亿万，维持了几百年的漕运从此失去了最大的优势——战略安全性。等到1855年黄河改道，漕运也就借势废掉了。
英国人2年扫遍中国沿海，但直到截断运河才拿到条约。可见蒸汽机是大清药丸的关键配料
不过，虽然19世纪是英国的风光年代，也是大清的悲剧日子，但毕竟历史这档子事儿谁也不能未卜先知，不能说中国搞运河就是因循守旧，英国为100年后的舰队种森林就是深谋远虑。扯民族性那种口水话题没意思。实际上，工业时代的中国和英国都遇到了严重挑战，旧时代的优势都在新技术的冲击下荡然无存。但是，工业革命的力量掌握在英国人手里，所以英国人有犯错的资本，可以从容调整，木帆船时代的制海权没了咱就用蒸汽铁船，远征军被阿富汗人灭了咱就造更厉害的大炮再打一回，再维持50年的霸权不成问题。农业国大清却没有这样的转型资格，即便是李鸿章这种办了几十年洋务的官僚，也只能朦朦胧胧地憧憬：“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鸿章说这句话之后50年，大清的坟头上都长草了。
其实克里米亚战争已经证明了李鸿章的憧憬纯属幻想。俄国人即便买来了开花大炮和轮船，也只能风光几个月，最后依然被英法打的头破血流。自从工业革命爆发，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工业化为王，现代生产力是终极真理，个人的智力、普通人的勤劳、将领的天才在生产力革命的大潮面前连螳臂当车的资格都没有。有了工业，偶尔犯错就算是交学费，没工业，一次错误就让你万劫不复。
最后转载我参与的书《》选段：
五六年前，笔者带着几位非洲客户到一个内地城市，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街景，他们给出了最直截了当的观感：”你们是发达国家”。当时笔者还大不以为然，摆出了一大堆诸如中国人均GDP多少，还有多少农民，还有多少贫困人口之类的指标……一位长得有点像艾迪-墨菲的哥们儿指着四周千篇一律的大楼、俗气的广告牌、街上拥堵的汽车说”这不都是你们儿自己造的吗？你们能盖这么大的楼，你们连汽车都能造出来，缺什么造就是了。”
人人都知道现代工业拥有的强大力量，但只有懂得一切要”靠自己”的才是赢家。我们1840年前脚挨打，后脚就说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往后还有洋务运动。其实连”用机器造机器”这个概念都是笔者从洋务派那儿盗用的。当年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说要去西方寻觅”造器之器”。李鸿章说的第一个器是火器，第二个是造火器的机器，并不是”造机器的机器”。一字之差就失之千里，买来的火器也好，机器也好，再先进再强大，在列强们机器造机器的指数增长面前全都是浮云。结果花十几年国力买来的火器在甲午战争中损失殆尽，买来的机器又被八国联军放火烧了，大清国的银子也被勒索干净，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当年大清朝有明清两代长达500年卖丝绸，荼叶、瓷器挣来的十几亿两银子，什么都可以买到，解放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现在我们什么都能造。正所谓”家有金山银山，不如一技在手”，我们的一技之长就是工业化，用机器造机器，想要什么就造什么。
用机器造机器是根本，以什么样的名义启动这个过程倒不太重要，1958年我们大炼钢铁，欧洲在同一个时代也在整合炼钢能力，1952年由法国和西德牵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那几个小国搞了一个“欧洲煤钢共同体”（又称“欧洲煤钢联营”），全欧洲一起合伙炼钢。
工业化是用机器造机器，机器都是用钢铁造的，用煤（或者煤发的电）驱动，因而工业化的基础便是炼钢挖煤。一旦有了钢铁，就可以用钢铁制造矿井设备，挖更多的煤，更多的铁矿，用钢铁建造更多的高炉，炼更多的钢，然后就又可以造越来越多的机器。 这种挖煤、炼钢、造机器，再挖更多煤、炼更多钢、造更多机器的循环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业化过程，称为“煤钢复合体”。一旦有了煤钢复合体，就可以向其他产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作为原材料，越来越多的煤炭作为动力，工业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一层一层展开。
欧洲人为了让“欧洲煤钢共同体”能像美国、日本那种由财阀控制本国的钢铁工业、制造业形成的煤钢复合体一样有竞争力，搞了一个欧洲关税共同体，互相减免关税。 后来减免关税的范围越来越大，就发展成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大家就需要有共同的上层建筑打跨国官司，欧洲各国又成立了欧洲政治共同体。
在欧洲政府边扯皮边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同时，欧洲各国科技界则在煤钢联盟的基础上组建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航天共同体，产业界也按照这种合作爬科技树的模式组建了空中客车公司、欧洲战斗机公司、欧洲直升机公司……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当欧洲人把产业基础统一起来之后，再印一个统一的欧元，大家找个礼堂挂上个欧盟议会的牌子，一起商量欧元怎么印，合伙造出来的飞机、卫星、核电站怎么分，这就是“欧盟”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工业化进程的第一步都是建立第一套“煤钢复合体”。现代欧洲是这样，近代英国、美国、德国都是这样，中国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的工业化走得更艰难。 在欧洲人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同一个时代，我们还在用土高炉炼出来的劣质熟铁修建窄轨铁路，铁路上跑的是只有十几马力的28吨小火车，几乎全部是用生熟铁，靠手工敲敲打打出来的。
但是这些拙劣的小铁路却可以把更多土煤窑里挖出的煤，土矿井里挖出的贫矿石送到土高炉面前，让这些用黏土和砖建造的土高炉、土平炉炼出更多的生熟铁和劣质钢。这些钢铁虽然劣质，但至少可以做成铁箍和支架，把2米多高的土高炉加高到10来米，生产出质量稍好的钢铁。
更多更好的钢铁可以制造板材、大型铸件和铆钉，土高炉变成小高炉，小高炉变成中高炉，中高炉变成大高炉缮更多的窄轨铁路，更多的制砖机、鼓风机、抽水机、锅驼机（农用蒸汽机）也在中国的县乡小工厂中被制造出来。国有的大中型工业则始终在为这些县乡小企业提供他们造不出来的轴承、阀门、开关、动力机械这类关键部件。终于有一天，这些原始机械工业积累到了能建造简易化工设备的程度，中国的农村开始普及化肥。化肥普遍采用则让大量农民有了余粮和闲暇，中国则靠着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成功进行了改革开放，走上了工业化进步的快车道。
欧洲人有上百年的工业化积累，即便“二战”把欧洲炸了个稀烂，可工程师、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大部分还活着，一抓一大把，而且都有现成的经验，只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拿出一点启动资金，让自己的工业体系重新转起来，就可以重新开始积富积强，美国人在“二战”后搞了一个“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各国援助了130亿，美国人本来是想通过援助在经济上控制欧洲，这个在后面还会说到，让马歇尔没想到的是，如今欧盟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我们当时又没钱，又没人，只好自己摸索，靠摔跟头积富积强，靠勒腰带省出本钱，现在看起来当年大炼钢铁有点冒傻气，不过对于一个亟待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是通往煤铁复合体最近的路，摔多少跟头都赚了。大炼钢铁之后，我们还摔过无数的跟头，差不多是走一步摔一个跟头，一直摔到现在。
但是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经过和欧洲变成欧盟差不多的时间，我们从当年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么个起点，变成了现在这个“一切皆可山寨”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虽然我们的汽车造得不如宝马、奔驰，但是起码我们的汽车产量比整个欧洲加起来都多；虽然我们还造不出空中客车，但我们的J-20绝对不比欧洲人的“阵风”、“台风”差；我们的北斗导航已经开始提供服务了，欧洲的伽利略系统还不知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反卫星武器、反导武器、载人航天，欧盟还没有。作为一个工业党，我只想说，只要我们不背离对工业化的信仰，就没有人能玩得过我们中国人。
1957年底提出15年工业规模超过英国。经过16年，1973年钢产量和英国打平，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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