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外，李国豪和裘法祖的专业对战争很有用，不是季羡林那种梵语、吐火罗语冷门专业，而且都是学霸。李国豪1940年对德国造桥技术有很出名的创新，裘法祖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是医院的分院院长，所以德国人对这两位技术过硬的学者非常尊重，连党卫军都得对他们客客气气。26岁的裘法祖还娶了个18岁的德国中产阶级姑娘，用自己的面子硬救下了几十个犹太人。二人后来分别在上海同济和武汉同济当终身名誉校长，可见我们搞技术的到什么时候都有饭吃。
我在医院里工作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主要是我绝对不谈政治，只是埋头苦干，经常代他们值夜班，也从不休假。他们需要我工作，而我又需要尽快尽多地学习到本领。我和大多数德国同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只有一个外科医生名叫 Hess例外。他竟向医院领导提出，不许我检查德国女病人，幸而我的恩师Bronner教授把他顶了回去，使我度过了这个难关。
裘法祖的德国夫人
还有一次晚上， 我和我的德国妻子(当时她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学生)到慕尼黑市政厅附近一个咖啡馆喝咖啡；由于德国政府特别照顾中国人，每月配给大米数斤，我就请我妻子代购，给了她粮票和钱，这个动作被秘密警察钉住了。当时德国已呈战败迹象，夜间实行灯火管制。 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从黑暗中突然伸来一只大手抓住我的右肩，并向我出示他的证件： 秘密警察。我大吃一惊，即出示了我的证件：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第二天，又来人调查，这一次又是我的恩师Bronner教授保护了我，我仍然平安无事。
李国豪是1936年同济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同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1938年，这位来自广东梅县的年轻人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赴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深造，并被破格批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结构力学和钢结构学家克雷伯尔。第二年，战争开始了，那段日子令他终身难忘。他回忆说，有钱的同学去了瑞士、法国，他没有钱，只能留下。不久，英美对德宣战，学生都去当兵了，他还留在左克雷伯尔的教研室里做研究工作，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其间，1941年，汪伪政权在德国搞了个“大使馆”，他不与他们联系，护照期满了，寄到瑞士去。当时，他们有100多人，人心齐，便有一种“撼山易”的味道了。
1940年，李国豪以优秀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方法》获工学博士学位。论文在《钢结构》杂志发表后，在桥梁工程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时年仅26岁的李国豪自此便以“悬索桥李”而闻名于世。此后，他除了从事钢结构焊接问题的研究外，主要负责研究工程实际中出现的各种桥梁结构方面的新老难题。他虔心于对悬索桥、行梁桥和结构稳定的分析，众中一一取得创造性成果，发表了近十篇重要论文。其中，他在针对汉堡拟建的悬索桥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揭示出三跨连续加劲梁不设中间支座的体系无支承弯矩高峰的优点，三十年后，这种体系终于在70年的美国修建的一座斜拉桥工程中被成功采用。至于他对火车在悬索桥上的动力作用的精湛分析，其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都填补了当时的空白。1942年，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又参加了由克雷伯尔和赫瓦拉主持的德国钢结构稳定规范的修订工作，由他提出的《弹性平衡分支的充分辩别准则》，建立了结构稳定的一个基本准则。不久，这个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的青年又以论文《钢结构分析的几何方法》成为第一位获得德国“特许任教博士”（Dr.-lng.habil）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943年夏，他又成功发表论文《珩架和类似体系的结构分析新方法》，论文所体现的创新的思维方式后来被广泛引用于高层建筑和其它复杂结构的计算中。
当时正值二战后期，纳粹党卫军获知美军正在慕尼黑周边运动后，便强令设在慕尼黑郊区的达豪集中营的6000多名犹太囚犯离开此地。那是1945年4月底的一天，裘法祖正在做手术。一名护士长跑进来，神色紧张地叫喊道：“地上躺着许多从集中营来的囚犯。”裘法祖连手术帽都没摘，叫上护士和助理医生带上外科器械就奔了出去。
他被眼前的惨相惊呆了：街对面躺着将近40个人，羸弱待毙，身上的集中营条纹囚服脏陋不堪。持枪的德国士兵包围着他们，吆喝他们起来。他鼓足勇气，把那些大兵吓唬住，最终把病人带走了。
他们把犹太囚犯们安置到了地下室，并对他们进行了治疗。不久德国投降，这些犹太人获得了自由，而与他们同一时期被转移的人则绝大部分被杀害了……
……裘法祖与夫人裘罗懿在慕尼黑大学校园相识时，裘罗懿才18岁。出生于工程师家庭的她，为了丈夫的事业，裘罗懿离开故乡和亲人来到中国。1958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裘罗懿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德国人，异国爱情传为人间佳话。
当然，裘法祖院士自己也很土豪，26岁能随随便便追到18岁中产家庭妹子，自然有所依仗：
我的经济状况很紧，特别是在1939年开始，由于日军侵略到上海、杭州，二姐已无法再寄钱了；她已前后五次共资助了我4200美金。我每月只用70马克，其中30马克付房租，剩下来的40马克用于吃饭和买书，幸而德国读书是免费的。早餐是由房东供给的；
30年代在德国免费读书三年，别的钱不算，二姐给的4200美刀不够花……那是30年代末大萧条之后的美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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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在另一个回答中提到过类似的段子：
到了40年代，蒋日交涉一直不断，只是国际战局变幻太快，双方始终不能稳定地提出条件。以及汪精卫伪政府吃醋作梗，这才阻止了蒋日合流。甚至直到1944年，在豫湘桂会战惨败后，蒋介石还派特使到日本，谋求和日本单独媾和，以至于战后被盟国质问。
蒋介石政权如此倾向于法西斯和轴心国，这意味着反法西斯的战场不止在国际层面。日本人可以加入八路军、加入日本反战同盟的与本国的法西斯斗争，意大利游击队员能够吊死本国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中国斗争也同样可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过去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在二战期间“押宝”三方，中共依托苏联、蒋介石依靠英美、汪精卫依靠轴心国，无论哪一方赢了中国都是战胜国。这个冷笑话虽然对历史简化过度，但的确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国内同时存在基于不同阶级力量的多种制度，不能简单地用国籍或者国界来划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阵营。八路军、新四军打日本人是反法西斯，打汪伪军是反法西斯，在某些情况下，打击蒋介石集团中的法西斯成分，也是反法西斯战争，也值得我们今天理直气壮的纪念。
最后必须指出，从少量留学生和技术精英的角度看，这种夹缝生存是幸运；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在大国战争中被分裂成不同的势力范围，那是绝对的悲剧。靠站队打仗，真赢了别人也不把你当回事。欢呼中国站队高明的，都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中国要割青岛了吗？中国的大国地位源于朝鲜战争而不是跟着强国随风倒的二战。
进一步说，李国豪和裘法祖自然是中国学术界的骄傲，但反过来看，两位博士后（虽然是很出色的博士）在国外尚未拿到教职，回国后不仅直接成为教授，而且能在顶级的大学、顶级的学院当院长，给整个国家当学科领头人甚至开山祖师。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的落后和贫弱。幸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948年李国豪任同济工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同济成为中国第一土木工程院校，李国豪任副校长，继续主持土木工程各专业；裘法祖回国后在同济医学院主持外科医疗和教育，号称中国外科之父）
我上次采访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他有有一段经典的发言解释了“民国大师”问题：
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没大师，说大师都是出在过去。没错，我们社科院墙上挂了许多大师的照片，比如王国维、冯友兰。这些民国大师是怎么出现的呢？
他们出生在一个大转折的年代，是一个汉语都彻底变化的年代。他们一方面掌握了许多中国历史的旧资料，另一方面引入了西方许多分析方法、研究方法，比如马克思的理论。他们是新人读旧书，拥有最好的研究机会。只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过去的资料，就是开创性的大师，因为没人这么做过。今天的学问还能这么做吗？显然不能了。
（李国豪先生是我班主任的班主任的专业老师，曾经给我上过本科教育第一课，以上评价对他老人家并无不敬之意，只是客观的描述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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